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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怿伯担心的是，无论人们多么不喜欢他们所处的环境，但还是易于接受这种现状。他知道一些人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而且不只是农民有这种看法，城里人更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人甚至改变措辞，用“都能胜任”这一词，支持不压迫他们的任何政权。他评论说：“未受敌人蹂躏的地方的同胞们，切莫以为敌人入境，不过是统治的变更，还可安居乐业，照常享受。”这种投降的观点将使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动，张怿伯认为这简直就是“做梦”。9张怿伯愤怒地警告道，屈服于日本的统治，代价是高昂的。但他也有很恐惧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时间能彻底改变一切，比如将稀奇古怪之物改变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将零星侵扰改变为日常控制，将征服看成是下一个政权。时间能不动声色地让人们认为屈服于军事统治是一种错觉，而且时间也能使抵抗看上去是一种错觉。后见之明者向我们灌输，时间有利于抵抗派。抵抗派可以等到日本支配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破灭，也可以等到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大陆的慢慢枯竭，而且确信，不管将来谁爬上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日本傀儡都将最终倒台。但这种情形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朗，虽然没多久就确凿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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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利于合作者。“自治会”成员的高更换率表明，大多数人在“占领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比他们预期的要艰难得多。一些人能为自己在“占领政府”的官僚机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舒舒服服的职位，一些人因参与“占领政府”而保护了自己的生意和家庭的利益。10更多的人，弄不懂战时政治的复杂性，不愿意站在入侵者的一边，当有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出现时，他们就退出了，或者被迫退出。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通敌者在抗日政权和占领政权两边都表现为政治上不可靠，道德上畏畏缩缩。对占领者而言，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成本在不断地增长，抵抗力量在不断毁坏新政权的所有基础设施。对被占领者而言，代价也极其高昂，合作者之间的勾结和竞争阻碍了一个政权合法化所必须经历的政治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是一种失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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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合作的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的合作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无法解释，困难也不意味着合作对占领当局毫无贡献。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占领之初，谁能知道“占领政府”是在日本失败一天后倒台还是四年后崩溃？谁能知道它将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谁能知道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个派别的合作代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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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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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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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rhard Hirschfeld, and Patrick Marsh eds., 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1944, introduction p. 2, Oxford: Ber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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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nrik Dethlefsen,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b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5: 3（1990）, pp.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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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Michigan Law Review, 101: 1（October 2002）,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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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becca West, The Meaning of Treason. 1949, 1965, 1982,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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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pp. 9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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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战后法国抵制的神化，见Henry Rouss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 trans. Arthur Godlham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lan Morris,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Reviewed: Writers and the Mode Rétro in Post-Gaullist France, New York: Berg, 1992; and Éric Conan and Henry Rousso, Vichy: An Ever-Present Past, trans. Nathan Bracher.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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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浦西同人会的信”（1939年1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8—1—126。（本书英文版的注释为R18—126，上海档案馆已经重新编号为R18—1—126。由于种种原因，这段文字的大部分内容是译者根据英文内容翻译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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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青年团应协助中国文化服务站工作的训令及有关该团宣教资料”，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8—1—689。（本书英文版的注释为R18—689，上海档案馆已经重新编号为R18—1—689。——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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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加藤幸藏：《从事宣抚工作之回顾》，《南京新报》，1939年7月第2号、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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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通敌”，参考Stanley Hoffma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Viking, 1974,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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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是一本富有争议性著作的书名，在这本书里，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指出对大屠杀应负的道德责任不应该落到少数德国人的头上，而应该让全体德国人来承担，“不是经济困难，不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强制手段，不是社会心理压力，不是永恒的心理倾向，而是在德国普遍地对犹太人的观念，而且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观念，导致了普通的德国人有系统地、毫无同情心地屠杀成千上万手无寸铁、毫无防御能力的犹太民族的男女老少” 。（p. 9）战争期间，普通人的共谋是一个难以捉摸和敏感的话题。（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t’s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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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chael Marrus and Robert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Repri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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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怿伯：《镇江沦陷记》（1938年），人民出版社1999年重印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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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书，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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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 in Occupied Wartime China, ” in 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oedited with Andre Schmid, pp. 159—19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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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青年团应协助中国文化服务站工作的训令及有关该团宣教资料”，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8—1—689。（本书英文版的注释为R18—689，上海档案馆已经重新编号为R18—1—689。——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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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怿伯：《镇江沦陷记》，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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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书，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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