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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冈田酉次：《中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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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军占领区维持和平执行纲要》，藏日本自卫队档案馆，卷号S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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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hilippe Burrin, France under the Germans: Collaboration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New Press, 199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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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ritish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Summary, ”1938—1941, Copy in NAC Record Group 0045, File 40c. para.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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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北京较早期的“维持会”情况，参见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203—218；关于满洲占领时的情况，参见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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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支派遣军总司令部”：《未来政治战略总纲要》，1937年12月4日，藏自卫队档案馆：支那：支那事件：卷号513—4（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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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军对维持会的资助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出版物中。《日本人的精神全面绽放》第27页提过。北京和天津“维持会”的建立参考东亚同文协会编：《新中国目前形势观察》，（东京）Toa dobunkai, 1938年版，第399—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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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关于取消维持会机关的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1—154：“十三日会议记录”、“要求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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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高桥所发生的由于语言障碍而引起的误解，参见《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关于报告日军经过情形的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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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1385年的第三个《大告》的前言中使用过“良民”一词，在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0）一书中，约翰·道尔（John Dower）指出：“古代一些文本被人们肆意拿来作为当代的宣传品，这说明幸存下来的传统和土著智慧是纯洁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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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梅·沃茨（May Watts）1939年9月写给L. A. 狄克逊（L. A. Dixon）的信，收藏在加拿大国教图书馆，ACC，MSCC，Series3—3, Leonars A, Dixion Files, China-Reference Files, G. S. 75—103, Box 79，F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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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北洋时期的“自治”，参考亨瑞特（Henriot）：《上海1927—1937》，第35—36页。日本人在东北也使用这一名词，参见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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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日本人在满洲相对成功的征召过程，参见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p. 108。在东北，日本人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他们能依赖以前的地方代理人，这使日本人能较好说服地方精英为维持本地的秩序担负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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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封信是由乔治·安德鲁（George Andrew）写给坎农·歌德（Cannon Gould ）（1938年6月20日），ACC，MSCC, China Files, Box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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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支派遣军总司令部”：《未来政治战略总纲要》，1937年12月4日，藏自卫队档案馆：支那：支那事件：卷号513—4（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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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臼井胜美编：《中日战争》（第五卷），《近代史资料》第13卷，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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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梅思平的审判记录见于重印的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关于“维持会”的评论参见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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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北支派遣军司令部”：《工作要领》，藏自卫队档案馆，《陆师三大日记》，卷号S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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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日〕井上久士主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资料10，不二出版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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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镇江的保路事宜，参见〔日〕井上久士：《华中宣抚工作资料》资料21，不二出版1989年版，第181页；《南京新报》1939年7月9日也有类似的记载。“特务部”于1939年2月1日在上海沪西成立了“铁路保护协会”，但资料没有注明这个建议来自何处。（《上海特别市沪西区公署吴漕泾、周家桥镇铁路爱护会成立情形及铁路爱护强化周实施细目［附名册］》，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8—1—514［本书英文版的注释为R18—514，上海档案馆已经重新编号为R18—1—514——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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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比如，上海“宣抚部”起草了商品贸易规章，参考东亚同文协会编：《新中国目前形势观察》，第1231页。地方“宣抚班”通过控制船只运输许可证的发行来强制执行这一规章，参见“兴亚院”华中联络处：《华中地区谷类作物作为重要的国防资源的报告》，第89页。“宣抚班”还插手商业税。一个“自治会”征税就不仅仅涉及“自治会”，还需要有可靠的警力，因此当这些还未行使职能时，一些“宣抚班”就亲自前往征税。上海沪西一个“宣抚班”班长看到商品从他办公室门前的苏州河上穿流而过时，他使其“宣抚班”有优先征税的权利。1月10日，他公布了蔬菜通过税税率的时间表，宣布两天后将开始征收，“宣抚班”职员将征收这一税款，直到“自治会财政局”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行。（《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关于协助收税的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号R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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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如南京特务机关，10月安排了一个戏剧组来南京演出。中国人也可以观看，但主要目的为日本兵提供娱乐。参见《南京新报》，193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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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编：《华中农业政策趋势》，“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37年10月版，第17—18页。斯坦福大学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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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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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定宣抚班记录》（1938年4月），〔日〕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13，不二出版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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