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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渡边：《渡边大佐关于占领地（治安肃清）谎言书记录》，1941年5月7日，手写木版印刷，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3a—b，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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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战争影响了共产党动员地方精英的战略，参考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f China, 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尤其是关于地方精英的第八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发明了统一战线策略，不需要依靠反日意识形态就成功地削弱了老乡村精英的权威，共产党没花多少力气就填补了日本人创造的真空，取代了地方精英，后者没弄明白占领是如何削弱了他们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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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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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Ondaatje, Running in the Family,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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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nry Rouss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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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过分单纯化的战争历史解释中，有一个例外，参见Huang Meizhen and Yang Hanqing, “Nationalist China’s Negotiating Position during the Stalemate, 1938—1945”, in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ed.,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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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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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米特批评了抵抗主义者评价日本在“满洲”的统治效果，他指出相对长江三角洲而言，帝国主义在“满洲”合作程度更高，暴力程度较低；在“满洲”，日本人来之前的政权结构较为薄弱。在新的权力分配体系中，精英们更倾向于将日本人看作可以讨价还价的殖民主子，而不是打败并强迫自己签订投降条约的侵略者。1930年代，刻薄的新民族主义者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话语与叛国变节之间的任何基础”。这两个极端的问题没有触及到“满洲国”的日常生活现实，说服不了“实际生活在占领政权下的芸芸众生，他们看到了占领时期的阴暗面，但是构建出来的表象却不允许人们说出这些阴暗面”。参见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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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伯特·麦克卢尔的评论出现在加拿大联合教会图书馆（UCA）收藏的一封无日期的信中（卷号：Finding Aid 186, Box 8, File 141），麦克卢尔在日本内部的活动导致了日军悬赏捉拿他。参见Munroe Scott, McClure: The China Years, Toronto: Canec, 1977,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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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村庄的习俗研究》，1952, Reprint, 4 vols, Tokyo: Iwanami shoten, pp.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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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将日本人的占领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亚洲内部不断发生的征服相提并论。这是一本457页油印书的唯一目的，并好像是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唯一一本书，题目为《统治被占领区及战后重建史》，总体战研究室编，第二卷，油印本，1942年。封面上贴着“秘密”二字。由一个叫“总体战研究所”的组织编辑。这本书描述了中国从辽代以来被外民族占领的历史，试图简短地分析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成功与失败的秘密。其主题大意是，当占领者采取安抚的态度对待被占领者，外来的占领就能成功，一旦占领者采用中国的统治方法，就能巩固其统治。这是在巩固占领时所必修的一门课还是安抚被占领者所必修的一门课呢（抑或仅仅是不爱动脑筋的知识分子的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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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怿伯：《镇江沦陷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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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arks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t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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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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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法玛（Sarah Farmer）在其著作Martyred Village: Commemorating the 1944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中指出：“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去世后，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们还有四个主要的资料来源，分别是：官方记录、个人证词、战争遗留的痕迹以及历史、小说与电影对这些战争的重现。”（第212页）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渐渐老去，中国的史学家在描写日军占领这段历史时，大致根据的也是这些资料来源。随着20世纪后半期巨大的政治、经济转变，中国大地上的战争遗迹基本上消失了。在少数地方，战争的印记被人为地保留了下来，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这种遗迹对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来说价值有限。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这方面的资料。对于重现中国1937至1938年这段历史，更有价值的是官方记录以及幸存者的证词，这两种资料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述说历史。一般来说，保存下来的官方记录要多于个人叙述。但是，在南京却是个例外。大约20多名外国目击者为公众了解日军占领这座城市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提供了许多英语、德语、中文或是日语的个人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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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方记录中对于本研究最有用的要属其在华中地区开展安抚工作的分类报告，这些资料保存于东京自卫研究所的军事档案中，是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办公室根据派往上海的“宣抚班”的工作日志与月度报告汇编而成。井上久士在其《华中宣抚工作材料》这一档案辑中重印了这些报告。在注解中，标注出了它们在档案辑中的序列号（如，卷#1）。参考书目中给出了这27本档案辑的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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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对于战时政权的反感，从通敌者角度编写的官方档案非常少见。有一个大的例外是日伪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辑整理了其收藏的相关文献。除此之外，能获得的中国官方资料仅限于档案，主要保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中。其他可用的中国官方资料就是早期南京发行的《南京新报》，虽然这一报刊是在日方监督下出版的。东京的东洋文库现保存有这一报纸的所有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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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不少占领期个人经历的相关证词。在中国方面，我找到的最有价值的要数张怿伯关于镇江被占领的记叙（《镇江沦陷记》）与李鹤庐的《崇明沦陷记》。日本方面，最有价值的是1943年出版的熊谷康作为一名“宣抚员”在嘉定与蚌埠的工作回忆录，以及加藤幸藏更为简要的镇江工作回忆录，这一回忆录曾于1939年7月2至3日分两部分刊载于《南京新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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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小说或电影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中地区的占领。但南京再一次成为例外。虽然，人们正在努力地纪念或是忘却南京大屠杀，但这些作品会影响到人民对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当我们观察欧洲有关“二战”的文献时会发现类似的现象。在描写战争时，我们选择记录的是那些令人困惑的历史，是那些如果我们缅怀纪念反而会更加令人骚动不安的历史。这本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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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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