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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美国，许多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史著作已关注与美国外交政策或国联的作用相关的问题。美国外交史学家似乎比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和政治史的学者更少使用中文资料。我渐渐认识到这种隔膜已经导致西方学者无法把握大部分中国政治史中日本问题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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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国内问题。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其大量领土；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城市的中国居民则生活在日本军队的影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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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我决定撰写一部主要是按年代排列的著作。我极为细致地考察了1931年至卢沟桥事变之间的入侵、事件和冲突。这项研究是非常细致的，但我认为这是理解主题的关键。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无情压力不停地煽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火焰，它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尽管这项研究的时段相对较短（仅有六七年），但我相信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被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到1937年夏，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在准备抵抗。蒋介石无法继续实行妥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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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是为西方学术界的读者而写。尽管我知道许多中国学者已经读了这部著作，不少人还提出了极为中肯的评论，但我估计绝大多数的读者仍是西方学者。本研究所用的大部分资料——报纸、期刊和回忆录——是在中国出版的，并在中国可以看到。但我仍然非常高兴，本书能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此前的一部著作《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出了两个中文版本。每次到中国，我都很享受与那里的同行讨论这部著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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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部由西方学者所写的著作能给中国读者提供些什么呢？当然，答案是由读者决定的，但我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尽管中日战争已在70多年前结束了，但那场战争造成的问题在东亚仍然没有平息。战争反省问题、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以及对慰安妇和强掳的劳工的赔偿，仍然没有解决。作为一名既非中国人也非日本人的西方学者，我大概可以提供一个局外的观点。在本书中，我并不准备着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罪行，无论如何，不去谴责或缩小它。我想做的是去解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本书有时似乎忽略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这不是我的本意。在寻求理解这场战争的影响方面，也许一个局外人比一名中国的或日本的学者更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本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期待着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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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感谢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的翻译。我还要感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张信教授，是他促成了本书的翻译。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出版主任约翰·齐默以及罗伯特·格雷姆先后办理了版权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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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柯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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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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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感谢易劳逸在这项研究和本书撰写时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我也感谢高家龙、费正清、傅佛果、罗伯特·D.费厄拉、贺康玲、贺潇、戴恩·K.肯尼迪、威廉·A.谢拉德和叶文心他们广泛的建议和帮助。这部手稿的大量内容曾作为论文提交给中西部地区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利福尼亚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问题中西部会议、北部大平原史学会议、密苏里流域史学会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及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讨会。感谢这些会议中进行评论及提出建议的许多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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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利用到一大批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资料，这项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孔飞力和使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为我第二个家庭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帕特里克·G.麦道克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中国台湾地区，我能够在阳明山国民党档案馆和“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与三民主义研究所从事研究，我的好友赖泽涵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马若孟和胡佛研究所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东亚书库工作人员对我访问他们的研究所一直予以慷慨的帮助。斯坦福东亚国家资料中心对我利用这些藏书也提供了旅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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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亚洲研究学刊》允许我在这里重新发表我的论文《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日运动：邹韬奋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1—1937）》中的某些部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第44卷第2期（1985年2月）。我要感谢莱斯利·赫伍德的绘图工作，感谢本杰明·G.雷德及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系提供的资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出版部的编辑佛罗伦斯·特菲森和凯瑟琳·克勒姆一直给予我莫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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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最终出版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资助。我还要感谢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研究理事会为这一项目提供的一个学期的休假及两笔夏季助学金，并感谢艺术和科学学院通过赫普德基金提供的一个学期的假期。在1980年，我从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获得了教职人员研究委员会富布莱特海斯研究基金，到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尽管如此，本书的结论、观点和其他论点为作者所得，不一定是上述研究机构及个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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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罗伯特·G.鲁特和玛丽琳·马修斯·鲁特，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激励，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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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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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酝酿仇恨年代的顶点。在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后的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围攻国民政府。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朝气的政府的努力遭到了日本进攻和威胁的不断压迫，如1928年5月的济南事变、1931年9月的“九一八（奉天）事变”、1932年的淞沪战役、1933年入侵热河及令人蒙羞的《塘沽协定》、1934年的天羽主义和藏本事件以及1935—1936年的华北自治阴谋，并最终在战争全面爆发时走向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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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不愿意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不如日本军队，并且，两国之间的战争对于中国以及他本人都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当1937年战争真的全面爆发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要死去，而蒋本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的地位也将被严重地削弱。安内的考虑，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首要目的是击败国内的敌人——既有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地方军阀，也有中国共产党——并把对中国的控制牢牢地置于（他的）中央的权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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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想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战争，对东京采取了绥靖政策。他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次序。他认为，在中国充分地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之前，国内的敌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予以消灭。在日本进犯东北时，他给东北军的总司令张学良打电报，命令他不要激怒日本人，而要依赖国际联盟的调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授予了华北方面一系列与日本官员解决“地方”问题的权力，而南京则直接与东京谈判更大的问题。安抚日本人及避免战争的企图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后也没有中断，直到1937年8月在上海爆发战争，它才被完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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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绥靖政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在中国并不得人心。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不断地要求抗日，倡导对东京调和的官员经常被无情地批评，有时还被暗杀（如唐有壬和杨永泰）。就像其政敌指责的那样，蒋介石通过逃避亲自批准的不得人心的对日协定的责任，企图把对他个人的政治打击降到最低程度。他巧妙地让自己忙于“剿共”战争，而让黄郛、张群、汪精卫这类官员来承受公共责任的压力。另外，绥靖政策使整个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在中国民众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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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就像本书提到它们时那样，“民众”和“民意”并不真的是指全部或者甚至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塘沽协定》或《何梅协定》。不过，这个世纪〔指20世纪——译者注〕最初的几十年里，报刊的发行量一直在稳步地增长；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约有5％—7％的中国人经常阅读报刊。(1) 如果我们假定像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这样的半文盲能收听收音机和观看电影、新闻，我们可以估算出20世纪30年代大约有10％的中国人关注公共事务。实际上，集中在都市、沿海地区的有识见的公众的增加，一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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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民意的增长几乎同时导致了一场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发展。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在五四运动这幕戏剧中受到了洗涤。日本在“二十一条”中的贪婪及对山东权益的保留使他们愤怒，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对中国赤裸裸的出卖让他们痛苦，中国自己的军阀政府的无能令他们愤慨，五四期间的青年充当了一场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凡尔赛和约》的运动的先锋。这种愤激的民族主义情感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再次到达顶峰，尽管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英国，其次才是日本。由于印刷传媒的增加，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传给更多的听众。无可置疑的是，20世纪30年代，仅有一小部分中国人深受民族主义者的鼓动，这一小部分人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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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在许多方面是新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产物。在与五卅运动有关的反帝情绪的激昂浪潮中，1926年，蒋介石从广东发动了旨在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攻击军阀政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宣布了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主权完整和独立的国家。因此，南京政权是在反帝运动的遗产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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