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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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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感谢易劳逸在这项研究和本书撰写时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我也感谢高家龙、费正清、傅佛果、罗伯特·D.费厄拉、贺康玲、贺潇、戴恩·K.肯尼迪、威廉·A.谢拉德和叶文心他们广泛的建议和帮助。这部手稿的大量内容曾作为论文提交给中西部地区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利福尼亚中国问题研讨会、亚洲问题中西部会议、北部大平原史学会议、密苏里流域史学会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讨会及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讨会。感谢这些会议中进行评论及提出建议的许多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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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利用到一大批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资料，这项研究是不可能进行的。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孔飞力和使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为我第二个家庭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帕特里克·G.麦道克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中国台湾地区，我能够在阳明山国民党档案馆和“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与三民主义研究所从事研究，我的好友赖泽涵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马若孟和胡佛研究所关于战争、革命与和平的东亚书库工作人员对我访问他们的研究所一直予以慷慨的帮助。斯坦福东亚国家资料中心对我利用这些藏书也提供了旅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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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亚洲研究学刊》允许我在这里重新发表我的论文《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日运动：邹韬奋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1—1937）》中的某些部分，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第44卷第2期（1985年2月）。我要感谢莱斯利·赫伍德的绘图工作，感谢本杰明·G.雷德及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系提供的资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出版部的编辑佛罗伦斯·特菲森和凯瑟琳·克勒姆一直给予我莫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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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最终出版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资助。我还要感谢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研究理事会为这一项目提供的一个学期的休假及两笔夏季助学金，并感谢艺术和科学学院通过赫普德基金提供的一个学期的假期。在1980年，我从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获得了教职人员研究委员会富布莱特海斯研究基金，到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尽管如此，本书的结论、观点和其他论点为作者所得，不一定是上述研究机构及个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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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罗伯特·G.鲁特和玛丽琳·马修斯·鲁特，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激励，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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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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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酝酿仇恨年代的顶点。在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后的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围攻国民政府。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朝气的政府的努力遭到了日本进攻和威胁的不断压迫，如1928年5月的济南事变、1931年9月的“九一八（奉天）事变”、1932年的淞沪战役、1933年入侵热河及令人蒙羞的《塘沽协定》、1934年的天羽主义和藏本事件以及1935—1936年的华北自治阴谋，并最终在战争全面爆发时走向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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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不愿意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不如日本军队，并且，两国之间的战争对于中国以及他本人都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当1937年战争真的全面爆发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要死去，而蒋本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的地位也将被严重地削弱。安内的考虑，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首要目的是击败国内的敌人——既有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地方军阀，也有中国共产党——并把对中国的控制牢牢地置于（他的）中央的权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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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想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战争，对东京采取了绥靖政策。他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次序。他认为，在中国充分地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之前，国内的敌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予以消灭。在日本进犯东北时，他给东北军的总司令张学良打电报，命令他不要激怒日本人，而要依赖国际联盟的调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授予了华北方面一系列与日本官员解决“地方”问题的权力，而南京则直接与东京谈判更大的问题。安抚日本人及避免战争的企图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后也没有中断，直到1937年8月在上海爆发战争，它才被完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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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绥靖政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在中国并不得人心。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不断地要求抗日，倡导对东京调和的官员经常被无情地批评，有时还被暗杀（如唐有壬和杨永泰）。就像其政敌指责的那样，蒋介石通过逃避亲自批准的不得人心的对日协定的责任，企图把对他个人的政治打击降到最低程度。他巧妙地让自己忙于“剿共”战争，而让黄郛、张群、汪精卫这类官员来承受公共责任的压力。另外，绥靖政策使整个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在中国民众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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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就像本书提到它们时那样，“民众”和“民意”并不真的是指全部或者甚至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塘沽协定》或《何梅协定》。不过，这个世纪〔指20世纪——译者注〕最初的几十年里，报刊的发行量一直在稳步地增长；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约有5％—7％的中国人经常阅读报刊。(1) 如果我们假定像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这样的半文盲能收听收音机和观看电影、新闻，我们可以估算出20世纪30年代大约有10％的中国人关注公共事务。实际上，集中在都市、沿海地区的有识见的公众的增加，一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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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民意的增长几乎同时导致了一场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发展。整整一代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在五四运动这幕戏剧中受到了洗涤。日本在“二十一条”中的贪婪及对山东权益的保留使他们愤怒，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对中国赤裸裸的出卖让他们痛苦，中国自己的军阀政府的无能令他们愤慨，五四期间的青年充当了一场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凡尔赛和约》的运动的先锋。这种愤激的民族主义情感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再次到达顶峰，尽管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英国，其次才是日本。由于印刷传媒的增加，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传给更多的听众。无可置疑的是，20世纪30年代，仅有一小部分中国人深受民族主义者的鼓动，这一小部分人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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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在许多方面是新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产物。在与五卅运动有关的反帝情绪的激昂浪潮中，1926年，蒋介石从广东发动了旨在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攻击军阀政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宣布了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主权完整和独立的国家。因此，南京政权是在反帝运动的遗产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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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伐时期革命的外交政策到20世纪30年代保守的南京政权及其绥靖的政策，转变极为突兀。北伐的遗产使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容易受到政治攻击，被指责放弃了革命的外交并背叛了整个五四—五卅民族主义运动。对日绥靖政策尤会招致唾骂。“九一八事变”之后，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攻击日本公民的事件在中国层出不穷。东京要求南京方面对这些事件负责，并坚持如果南京方面真的希望妥协，它就要镇压群众的反日活动。南京国民政府通常予以同意，因此它好像是充当了日本人的代理人，保护日本人的在华利益，与旧的军阀政权几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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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许多对手——既被绥靖政策所激怒，又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借此来批判他。他们举起“抗日”的旗帜，公开抗议蒋迎合日本人的要求。1930年北方联盟失败后，势力每况愈下的冯玉祥将军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试图东山再起。在福建，反叛者利用他们1932年在上海英勇抵抗的影响力作为他们反蒋运动的基石。广东的西南领导人因害怕蒋会镇压其自治，在1936年打出了抗日大旗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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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对手想通过这些攻击来削弱他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事机器建立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之上，尽管1927年之后它显示出更加保守的倾向，但仍然烙有早期反帝思想的印记。毕竟，所有政府和党的会议开始时均要宣读孙中山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绥靖政策，反差是惊人的。甚至那些理性上拥护这个政策、认为非常有必要免于与日本开战的人，也觉得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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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蒋介石担心的是对绥靖政策的不满会影响其军队的士气和忠诚。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向他的军事将领们辩解这一政策。在对他的嫡系军官的私人讲话中，他试图消除反对妥协的情绪，坚称当中国准备就绪后，他将进行抵抗。他经常告诫，中间时期需要纪律和忠诚；但他对于极其令人反感的绥靖政策的执着，威胁到了他要把中国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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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日本问题在中国政治中对双方都有利。当像在北方的冯玉祥、广东的陈济棠这些地方领袖可能攻击蒋对日的软弱政策时，蒋毕竟等同于中央政府，是南京而非唐山或广东，与东京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蒋可以经常把日本问题倒过来，指责其对手挑动内战，干着为日本人火中取栗之事。随着那艰难的十年的逝去，这种情形尤其显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早期，军阀主义的残余依然强大，南京的政治保留了20世纪20年代的特征。尽管如此，1931—1932年日本人的逼迫，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至于各方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东京作出统一的、民族性的回应。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和广东的将领们均陷入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他们攻击蒋的政策，但他们自己也无法逃脱破坏民族团结的责骂。到了1937年，甚至共产党——在来自莫斯科的某种压力之下——也认识到只有蒋介石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民族领袖”，只有一个民族的领袖才能为中国抵抗日本带来一些希望。不过，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没有能够利用好这种情感。作为国际承认的中国领袖，他无法作出强硬的、公开的抗日声明（这可能会使他更受拥戴）而又不激怒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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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破坏了蒋为其政府创建一种新意识形态基础的努力。认识到共产党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挑战，蒋和他的盟友们进行了几次尝试来对抗其威胁。蒋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提供一种保守、反共的意识形态；他通过蓝衣社，来卖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他的追随者力推一个铁腕人物或独裁者能把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的理念。这些主意鲜有成效。尽管国民党的核心成员拥护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治，但蒋没有能够把这种意识形态发展成为其政府的基础。一个根本的制约因素就是他的绥靖政策。当蒋不经过开战就把一大块中国领土献给一个外敌时，他怎么能被捧为“中国的希特勒”或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呢？当蒋似乎逃离南京来免于承担日本问题的责任时，人们如何谈论一个铁腕人物或是独裁者呢？甚至就是那个民族主义的概念——现代世界中民族构建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往往是不利于蒋的。他处理外国威胁时的无能削弱了他的意识形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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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人被扼制住了，或者他们的要求仅是单一的，蒋的绥靖政策在政治上的损害可能要小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不是循着一条而是循着几条路线前行——在日本以及在中国，政党和军队的势力有时追求不同的目标。不过，像极端分子土肥原贤二（被西方在华媒体称为“满洲的劳伦斯”）那样，有许多人希望所有调和的努力都失败。因此，蒋介石被夹在了日本人无休止的要求与中国人对日不断升级的民愤之间，他的声望直线下降。只是由于西安事变，并且蒋决定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后，他才成为一个受拥戴的国民领袖。但这种新立场导致了他曾经竭力避免的灾难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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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日本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在20世纪30年代构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框架。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构建方面的每一次努力都受到了日本问题的影响。所以，这项研究将根据这一重要问题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我按年代顺序来对这十年进行研究，讨论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新危机的反应。在考察中国的背景时，我将分析三个关键群体的影响：第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第二个是像冯玉祥这样的地方领袖，第三个是独立的“民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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