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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日本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在20世纪30年代构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框架。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构建方面的每一次努力都受到了日本问题的影响。所以，这项研究将根据这一重要问题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中国国内政治。我按年代顺序来对这十年进行研究，讨论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新危机的反应。在考察中国的背景时，我将分析三个关键群体的影响：第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第二个是像冯玉祥这样的地方领袖，第三个是独立的“民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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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 关键人物是蒋介石，他主宰南京政权，并经常在幕后指导其对日政策。南京国民政府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所困扰，蒋似乎有意挑动他们互相争斗以维持他的政治控制。像CC系、蓝衣社以及政学系这几个派别，其个人都忠于蒋介石，而其影响力则源于蒋的支持。像其他与汪精卫和孙科有关的派系，它们具有某种独立于蒋的政治基础，并被视为蒋的对手。由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与金融业和商业的紧密联系，他们也具有独立的政治势力，尤其是宋子文，有时处于蒋的对立位置。不过，由于这两人是蒋的妻兄和连襟，他们的派系还是被视为忠于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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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观察家（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政学系和汪精卫系是亲日的。东京将蓝衣社、宋子文和孙科视为受诅咒的人；日本人也经常谴责CC系，尽管其倾向并不明朗。因此，日本问题变成了南京政治内讧中的主要因素。中日关系中的新危机将改变派系的平衡：为了实施其绥靖政策，蒋介石不得不支持像汪精卫和政学系这些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派系；但中国反日运动的爆发，可能会给认同妥协的政客们带来政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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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领导人： 本项研究的第二个焦点是地方领导人，与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有关的派系。像北方的冯玉祥、张学良和阎锡山，或是南方的粤系（包括胡汉民）和桂系这样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其实是蒋介石在党内的对手。其他还有像福建的反叛者这样的地方派系，以及建立了地方政权进而想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派系都力图在南京国民政府之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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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在华活动——直接的和间接的——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成为地方与中央斗争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地方将领中有一个明显的分界。像粤系这样的南方派系，可以在离前线数百英里之遥逍遥自在地痛骂日本帝国主义。而对于北方军阀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它是一种严酷的现实。事实上，冯玉祥和张学良均发现其军事（及此后的政治）力量被日本人的直接行动所削弱。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将分析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地方与中央斗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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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民意力量： 蒋的绥靖政策面对着一群充满仇恨的大众。在媒体上，从像胡适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谨慎中和的论调，到新闻记者邹韬奋慷慨激昂的抗日呼声，舆论千差万别。学生示威、抵制日货运动和全国救亡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剧了疑惧群众运动的蒋的不幸。尽管这些民意的力量缺乏一种直接的军事和政治基础，但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将要说明中日关系危机的发展是如何导致这些因素增长的，主要的政治领袖对它们的活动是如何应对的，尤为重要的是，不断增长的民意的力量在中国政治中是如何起着更大的作用的。当蒋介石竭力压制这些新的力量时，其他人则力图释放和引导这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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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考察中日关系中的特定事件时，我将试图总结媒体的反应，像学生会或救亡联合会这些民众团体的反应以及政治人物的应对。在某些情况下，当日本人要求逮捕具体的新闻记者和镇压具体的抗日团体时，他们自身则成了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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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中以上三个群体作用的分析，我希望对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国民党统治本质的认识提供新的见解。这个阶段中日本问题对中国政治是如此关键，只有这样的考察才能揭示在蒋介石企图创建一个强大的政权时左右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以前西方学术界一直未能对中日问题的政治特征进行分析，而是集中研究外交关系。多萝西·博吉最早对20世纪30年代晚期东亚危机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有几位西方学者一直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研究外交档案（中国档案一直没有对这样的研究充分地开放）。例如，克里斯托弗·索恩、安·托洛特和皮特·洛的著作集中研究英国的政策；约翰·福克斯最近的著作考察了德国在东亚的作用；詹姆斯·克罗利和久江昭研究了日本的对华政策。(2) 尽管上述研究非常出色，但没有人试图评价中国政策的国内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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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国内抵抗问题的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主要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历史，分析诸如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在抗日统一战线上的分歧这类问题。例如，像片冈铁哉这样的作者在他的《抗战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把他对抗战问题的讨论几乎全部限定在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争论。尽管这是后来共产党胜利的顺理成章的结果，但它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问题真正发展之时，对其提供一个清晰的视点。其时，共产党不过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众多力量中的一种。总而言之，没有一部现有的西方学术著作从总体上评价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中的日本问题，也没有一项研究从本质上来理解那个时代。这就是这项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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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一章 满洲、上海和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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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头目策划了一个阴谋，占领了中国东北的三个省。这次行动没有获得东京军事当局直接的批准，并与日本政党领袖的愿望有冲突。事件的策划者从辽东半岛的日本租借区域，以及从沿着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的基地，直接指挥着关东军。数小时之内，南满的重要城市——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及长春——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仅仅数日，辽宁和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关东军的势力范围内；而在数周之内，日军就建立了一个统治整个东北的傀儡政府。在孩提时代就已被废的清末皇帝溥仪，东山再起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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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令中国人目瞪口呆，不仅是因为日本人的胆大妄为，而且因为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东北当时是在——或本应是在——张学良将军的军队保卫之下，在1928年日本人谋杀了其父张作霖之后不久他就继承了乃父的“独立王国”。在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结盟后，“少帅”不仅统治了东北，而且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地位。尽管如此，令人震惊的是，张学良对他广大的“独立王国”不做任何保卫，而是宣布了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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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张学良本来能够击败日本人。关东军仅有1.1万人，而据报道，张至少控制着25万人的军队。他在沈阳的兵工厂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现代的，他的空军拥有60架飞机，他的军队拥有坦克、4000挺机关枪和现代的野战炮。可以断言，这支军队本应能够对其领地进行可靠的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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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张的军队直接迎战关东军，他的真正优势可能不会如此之大。规模较小的关东军军队不仅得到铁路区域内日本预备役军人的补充，并且得到来自朝鲜（那时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的日本军队的快速增援。张学良军队大约有12万人在关内控制着河北省，可能无法轻易地调到东北。在奉天和辽宁省只有4.5万—5万人的中国军队，而在吉林省只有5.5万—8万人的中国军队。这些中国军队与训练有素、组织到位的日本军队相比，可能也无法令人满意。尽管东北军进行了现代化建设，但它仍然是一支旧式的、唯利是图的军阀队伍。它的许多军官是早年当土匪头子的张作霖的旧部。张学良本人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领袖。当日本人发起进攻时，他在北平，据说正在医院接受戒毒治疗。军队的士气和纪律远低于日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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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也危及了中国的处境。尽管张作霖在后来的几年里竭力缩小对日本的依赖（这是导致他被刺杀的一个因素），但东北军一直是靠日本的帮助和装备建立起来的。它依然与日本具有剪不断的联系，以致关东军的情报机构对中国军队的行动和计划了如指掌。例如，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能在奉天的中国飞行员到达机场前，把他们全部拘押，并因此在他们能够飞达安全地带之前俘获了张学良的全部60架飞机。(1) 因而，如果中国军队真的与关东军开战，他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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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令许多中国人震惊的不是张学良军队的糟糕表现或是日本人打败了他们，而是根本就不予抵抗。在事变前的几周里，当中日之间的纠纷正在酝酿时，张劝告他的部下无论如何不要惹恼日本人。当事变爆发后，他立即给他的部下打电报，要求避免与日本人开战。就像他1931年9月20日告诉记者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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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原文如此——译者注〕，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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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中国军队遵守了张的命令。驻扎在奉天北兵营的一支7000—10000人的军队，距南满铁路“爆炸”地点仅数步之遥，却在一小队人数少得多的日军面前望风而逃。安东和营口在进行了零星的抵抗后投降了，而在吉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当局到达之前就已撤出。大部分重要城市在36小时之内就被占领了。中国指挥官不是见到日本人就逃（有些人在锦州重新集结），就是做了日本人的傀儡。至于发生像样的战斗，那往往是意外之事。例如，在长春混乱的事件中，据报道有65名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机关枪的乱枪扫射而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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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正式的抵抗来自三省中最北的黑龙江，当时张学良的指挥链断裂了，黑龙江的中国军队不服从他的命令并进行了抵抗。黑龙江的军事长官兼省主席万福麟在事变发生时与张学良在河北省。被留在省会齐齐哈尔指挥的万的儿子，明目张胆地劫掠了省财库，在哈尔滨把当地的货币兑换成日元。他还为投降日本人的伪军清理道路，使其占领了这座省会。在一片混乱中，一支沿中苏边境的小型边防军司令马占山将军的急行军到了齐齐哈尔，击退了伪军，夺取了局势的主导权。另外两位想抵抗的将领加入了他的阵营，建立了一支1.8万人的联军。当日军试图修复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上先前战斗中被破坏的铁路桥时，马将军攻击了日本军队及其工兵。日军直到在飞机和野炮的支持下，集结了5000名士兵，进行不断的攻击，才在1931年11月19日再次占领了齐齐哈尔。52名日军死于这次战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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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陷落并不是东北抗日的终结。马占山和他的战友退到了地形崎岖的腹地，其他中国军队的残存力量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好几年里，日本关东军被迫去“扫荡”这些游击队。这些部队确实是游击队，其他的东北军事当局均已执行了张学良的命令而不予抵抗。日军仅用了屈指可数的战斗就占领了中国整个东北38万平方英里和3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1932年3月，日本军部在一份正式的报告中称，在整个“满洲(1) 战争”中，仅有378名日本军事人员丧生及821人受伤，尽管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低了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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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拒战极大地帮助了关东军，特别是自从日本军官蔑视东京而策划了这次阴谋之后。9月18日以后，日本政党内阁竭力抑制关东军，部分目的是平息对其愤慨的世界舆论。东京政府在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阻止了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日军可以通过对中国人的恐吓和伪军的作用来巩固其地位。在关东军巩固对东北的控制过程中，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促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安抚住东京当局。关东军的情报机构完全破解了张学良的指挥系统，以致他在9月18日之前及之后的不抵抗命令为日本指挥官所尽知，并能在制订它们的军事和政治计划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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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与震惊的中国作家猛烈地抨击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为什么他把中国的三个省丢给一支规模不大的日军呢？为什么甚至连延缓关东军前进的作为都没有呢？中国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的主笔邹韬奋在1931年10月17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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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兵工厂原存有步枪八万枝，机关枪四千架，飞机场有可用飞机二百架，此外弹药粮秣迫击炮各厂设备至少在一万万元以上……准备之方是叫各当局先把军器弹药存入库内，所下命令是“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各高级军官的临危准备是化装逃走，像所谓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化装一仆役模样，趁日军开城行人拥挤之时，持菜篮做出城买菜模样，混出逃到北平去谒见那位“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无耻举动，是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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