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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这场民族主义浪潮的处理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政府既不希望惹怒日本，也不希望在这场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卫战中显得软弱。外交部长王正廷向东京提出抗议，并要求保护在朝鲜和日本的中国人。中国驻日本大使在骚乱之后第一时间到朝鲜访问，并走访了毁损地点。(22) 与此同时，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保持距离，强调这是从上海外国人控制的地区由个人发起的倡议。南京只允许国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党的官员身份参加运动。只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年9月25日，南京才允许国民党分部与反日民族救亡组织正式合作。让人并不吃惊的是，其间，抵制运动中的商人领袖抱怨缺少南京的支持；而到了8月中旬，有流言披露蒋介石亲自下令镇压抵制日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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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日本方面则认为抵制日货运动是南京的一个阴谋，用来摧毁日本在华利益。在日本的商业组织要求采取行动以结束这场运动。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海军攻击了抵制日货运动的纠察队，在上海、天津和青岛的日本居民协会成立了武装组织，干了相同的事情。在沿海城市中，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冲突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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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1年8月，中日紧张关系达到了爆发点，关东军中的军官们为9月18日的事变制订了最终计划。军国主义者揭露、公布并推动了一桩最后的“事件”，为日本采取行动铺平了道路。一个在服现役的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装扮成一名农业专家，于1931年6月在一小队人的陪伴下到满洲西北部旅行。中村显然在接近蒙古的边境从事一项秘密使命；就像日本人的报道承认的那样，他携带了大量的海洛因，这大概是用来与蒙古人做交易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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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上尉在靠近边境的地方被中国士兵拘捕，大约在7月27日最终作为间谍被枪杀。关于这次事件的消息慢慢地传到了外界。8月17日，关东军公布了一个杀死中村的故事，并要求中国人进行调查和补偿。日本人采取了一条强硬的路线，强调要对一名帝国军官的被杀立即采取行动。日本媒体关于这个故事的报道非常激烈，并成为那些寻求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的人的一种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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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最初怀疑日本人在这件事情上提供的证据，但最后力图平息这种势态。他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两次调查，并派遣官员到东京去解释他在达成友善谅解上的诚意。由于担心日本人将要采取行动，南京方面也试图平息东北的势态。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大连安排会见了南满铁路的首脑人物及日本驻华使节，讨论了整个东北局势。即便如此，关东军的极端分子仍抓住时机，策动了9月18日的行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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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1927—1931年中日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满洲发生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南京想安抚日本人，但国民党的外交政策仍然极其强硬，这正中了日本极端分子的下怀。从1931年不抵抗政策的远景来看，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为显得相当的不理智。既然事变爆发时这两位将军都不准备从军事上在东北抵抗日本人，为什么在1927—1931年这个阶段他们没有更多地迁就日本人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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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领导人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极易犯错误。即便不提可能的领导错误和失败，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可能单独地基于处理对日问题而形成对日政策。他们两人均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张学良对他父亲“王国”的夺取已经招致对手谋杀。他对下属的控制也并非绝对可靠。(25) 对日本的要求显示出奴隶般的驯顺，本来就是为政治对手配备弹药。蒋介石在这种压力下显得同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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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蒋介石和张学良来说，对日政策显示了国内政治关系的一种调和、平衡及对日本人的惧怕。当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强行制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们没有选择抵抗。因而，要理解不抵抗政策，就不能仅仅考察1927—1931年的中日关系，还必须考察中国内部本身的军事和政治势力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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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中国军事和政治的联合（19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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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事实上是所有名义上承认国民党、但与南京仍保持着实质性的财政和行政独立的地方军事人物的联盟。显而易见，作为委员长的蒋介石是这些人的老大，但他的军事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1929年1月，蒋的第一集团军大约有25万人，但他可以指挥其他对他稍微疏远的部队。两位与国民党联合的北方军事人物控制着相同规模的军队。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有22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有20万人。桂系领袖们（李宗仁、李济深和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有23万人，并占领着湖南、湖北和两广地区。当张学良把他的东北大军合并到国民党的旗帜下之后，第五支重要部队加入到国民党的联合中。除了这五支主要部队外，在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地区还有规模较小的军队，总数达57万人。各个集团并不稳定，因此，一个军事集团的崩溃可以突然并剧烈地打破军队的平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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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微妙的军事平衡下，由于蒋介石决定把中国统一到他的控制之下，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1929年春，蒋与桂系联盟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小规模战斗，并迫使其退出华中地区。在那一年的5月，蒋用计击败了冯玉祥，并促成了冯的两名部下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倒戈，这两人共拥有大约10万人的部队。韩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石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通过这些行动，蒋逐渐巩固了他在国民党军事领袖中的主导地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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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最严重的战斗还是在1930年春发生了。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并且，像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这类国民党的失意政客也参加了进来。这两人均不满于蒋对党权的篡夺，他们的加入使北方联盟声称其具有政治合法性。1930年8月，他们在北平组建了国民党扩大会议，并在9月宣布成立一个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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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和北平之间接连发生的内讧是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十年里最血腥的内部残杀。战斗主要发生在河南，双方均伤亡惨重：阎和冯可能共伤亡15万人，蒋大约伤亡9万人。南京在战场上保持着优势，但决定性的因素是驻扎在关外的张学良的军队。蒋向张奉送了1000万银圆，并在政治上承诺让张控制中国黄河以北地区。张于1930年9月参加战争，支持蒋介石，使得阎和冯停止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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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取得对北方联盟的胜利的代价很昂贵。军费支出使得政府财力罗掘俱穷。截至1931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借款高达21600万余元（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30.3％），与此相比，前两年每年的借款数目是10000万元。为维持这一负担，发行大量无担保的债券势在必行。(28) 在这场大战中，南京不仅有直接的支出，而且必须付钱给张学良和韩复榘以维持他们对南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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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胜利也不彻底。冯玉祥辞职了，但他的部下依然如故。阎锡山尽管暂时退到大连，但仍维持着他在山西的基础。在北方真正的赢家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他占领了天津、北平及河北省，就像他父亲早年曾经做过的那样，他把他的近12万军队带进关内。张获得的作为帮助南京作战的回报，还包括荣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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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的战争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微妙的政治损害。从早期开始，国民党政权就被那些认为它已经背叛了革命初衷的人的失望和灰心困扰着。用易劳逸的话来说，许多人觉得：“革命失败了。”(29) 国民党军事人物内部随处可见的内战——与20世纪20年代军阀内部的混战是如此惊人的相似——造成了动荡。许多民间力量指责是政府的穷兵黩武造成了这一败绩，这个进程是蒋介石主宰南京的象征。1931年春，当蒋把一个党的重要领袖、孙中山的密友胡汉民软禁时，紧张的局势爆发了。蒋的对手聚集到了设在广州的一个分裂派的周围。支持运动的西南军事实力派，可能不像过去北方联盟那样强大，但广州政权的政治基础则更加强大。汪精卫、孙科和陈友仁与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和张发奎一起，要求蒋介石退位，并建立一个政党控制的政府。胡的软禁所造成的紧张使得所有广东人最终背叛了南京并加入了南方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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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1931年夏，当万宝山事件、朝鲜骚乱和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导致中日危机加剧时，蒋介石处于一个微妙的政治和军事境地。他的政权面临着来自广州联盟对其合法性和权威的严峻挑战。而他的政府财库已被耗空，作为对政治和外交危机的反应，泡沫似的上海证券市场发生了暴跌。与此同时，由于蒋在江西布下了13万联军“围剿”共产党的军队，其力量更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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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1931年夏季张采取强硬的对日立场，他将不得不把他的部队集中到东北。张将近一半的军队——包括许多他最信赖的部队——处于关内。如果他把这些部队撤回来对付日本人，北方联盟中蒋介石的老对手将坐享渔利。阎锡山将会很快来填补这个真空；并且，冯玉祥在此留有部下，可能会东山再起，就像他后来尝试的那样。在山东，韩复榘对南京的忠诚度很低，如果反蒋的浪潮涌起，他极有可能会再次叛变。总而言之，整个华北可能又会回到北方联盟的控制之下。毫无疑问，这些军事实力派与广州领袖的结盟会颠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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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1931年夏秋，蒋对不抵抗政策顽固的坚持是这些担心的产物。他督促张学良避免与日本人交战是由于他需要张来保证华北的稳定，并阻止北方联盟卷土重来。毕竟，东北从来就不曾是南京国民政府掌控的领土，它的丢弃不会直接危及这个政权的存在。自然，日本军国主义者了解蒋的弱点，并在策划他们的行动时把它们考虑了进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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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政治和外交危机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事件。日本人从民国初期就已经插手中国的政治，并且中国的政治派系一如既往地试图获得日本的援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或更早，广州就试图打“日本牌”。7月，汪精卫派遣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到东京会见币原。这简直是向南京挑战，因为日本对来自一个敌对政府外交官的接待提高了挑战者的合法性。陈和汪均强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可以作为中日之间合作的基础。陈明确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以换取日本对南方政权的支持——金钱和军火。他强调消灭蒋介石和张学良将有利于中日双方的利益。为了重视对日本的主动权，广州谨慎地控制着在万宝山纠纷之后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甚至在1931年9月18日之后，在广州领导人公开谴责张学良不抵抗时，汪精卫却在私下继续向东京献媚。因而，在1931年的危机中，南京面临着另一层担忧，害怕强硬的抗日立场将导致日本对其南方对手的支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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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日本人对中国政治的插手同样威胁着蒋介石和张学良。尤为显著的威胁是奉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阴谋。1931年8月，在土肥原的安排下，阎锡山乘坐一架日本飞机从大连飞回山西，结束了阎在北方联盟失败之后的流放。土肥原还在1931年春策动了安徽省主席石友三的叛变，石试图向河北推进。张学良平息了骚乱，但其间不得不要求万福麟把部队带出黑龙江省，进一步削弱了满洲的中国军队。(32) 日本人的干预显然威胁到了蒋及其北方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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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环境导致了蒋采取不抵抗政策。由于被政治和军事的挑战所削弱，被日本人的阴谋所威胁，并且要依赖华北的张学良，蒋无疑认识到在东北坚决地抵抗极有可能毁灭他的政权。另外，他强烈怀疑他的许多对手尽管公开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私下里却在向东京寻求妥协和帮助。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国政治与军阀时代仍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地方军事人物为权势而争斗，互相结盟以扩大他们的优势。大部分人通过意识形态的呼声、高唱反帝论调来拓宽他们的基础。在民族主义口号的背后，当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有利于这些军事人物关联的事情时，他们便向其妥协了。这种军阀政治和外交的模式并没有在1927—1928年突然终结，就像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所明确显示的那样。蒋介石只能渐渐清除许多地方性的对手，并巩固他作为中国“民族领袖”的诉求。与此同时，日本夺取中国领土作为直接的殖民地，这一决策与早期间接的殖民渗透相比，给中国造成了一种新的外交危险，这就迫使中国领导人承担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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