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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1931年夏秋，蒋对不抵抗政策顽固的坚持是这些担心的产物。他督促张学良避免与日本人交战是由于他需要张来保证华北的稳定，并阻止北方联盟卷土重来。毕竟，东北从来就不曾是南京国民政府掌控的领土，它的丢弃不会直接危及这个政权的存在。自然，日本军国主义者了解蒋的弱点，并在策划他们的行动时把它们考虑了进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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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政治和外交危机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事件。日本人从民国初期就已经插手中国的政治，并且中国的政治派系一如既往地试图获得日本的援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或更早，广州就试图打“日本牌”。7月，汪精卫派遣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到东京会见币原。这简直是向南京挑战，因为日本对来自一个敌对政府外交官的接待提高了挑战者的合法性。陈和汪均强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可以作为中日之间合作的基础。陈明确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以换取日本对南方政权的支持——金钱和军火。他强调消灭蒋介石和张学良将有利于中日双方的利益。为了重视对日本的主动权，广州谨慎地控制着在万宝山纠纷之后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甚至在1931年9月18日之后，在广州领导人公开谴责张学良不抵抗时，汪精卫却在私下继续向东京献媚。因而，在1931年的危机中，南京面临着另一层担忧，害怕强硬的抗日立场将导致日本对其南方对手的支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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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日本人对中国政治的插手同样威胁着蒋介石和张学良。尤为显著的威胁是奉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阴谋。1931年8月，在土肥原的安排下，阎锡山乘坐一架日本飞机从大连飞回山西，结束了阎在北方联盟失败之后的流放。土肥原还在1931年春策动了安徽省主席石友三的叛变，石试图向河北推进。张学良平息了骚乱，但其间不得不要求万福麟把部队带出黑龙江省，进一步削弱了满洲的中国军队。(32) 日本人的干预显然威胁到了蒋及其北方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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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环境导致了蒋采取不抵抗政策。由于被政治和军事的挑战所削弱，被日本人的阴谋所威胁，并且要依赖华北的张学良，蒋无疑认识到在东北坚决地抵抗极有可能毁灭他的政权。另外，他强烈怀疑他的许多对手尽管公开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私下里却在向东京寻求妥协和帮助。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国政治与军阀时代仍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地方军事人物为权势而争斗，互相结盟以扩大他们的优势。大部分人通过意识形态的呼声、高唱反帝论调来拓宽他们的基础。在民族主义口号的背后，当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有利于这些军事人物关联的事情时，他们便向其妥协了。这种军阀政治和外交的模式并没有在1927—1928年突然终结，就像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所明确显示的那样。蒋介石只能渐渐清除许多地方性的对手，并巩固他作为中国“民族领袖”的诉求。与此同时，日本夺取中国领土作为直接的殖民地，这一决策与早期间接的殖民渗透相比，给中国造成了一种新的外交危险，这就迫使中国领导人承担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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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对不抵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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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来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成功。至少在开始时，是张学良而非蒋承担了公众敌意的攻击。当张失去在东北的基础，力量被削弱时，他仍然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华北与南京结盟。他大约有12万士兵继续留在关内；在东北本地，张在锦州的一个临时司令部维持了几个星期，那里集结了大约3万名官兵。一个更弱小的张并非完全不受南京欢迎。结盟的军事人物经常最后成为敌人；并且，从蒋的视角来看，在击败北方联盟之后，少帅可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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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考虑，但1931年秋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件很快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场灾难。关东军计划的野心之大超出了中国统治层原先的预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计划把东北从中国的统治下完全、永久地分割出去。向国际联盟的诉讼——南京政策的支柱——无法阻止日本人。尽管日内瓦派出了李顿代表团来调查这次事件，但没有一个西方列强准备以有效的力量来支持中国。国联下达了停火要求，关东军却对此置之不理。日本人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1931年10月8日轰炸了锦州。南京的无能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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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土肥原贤二到天津组织了两轮骚乱，雇用武装暴徒在日租界外采取行动。第一次骚乱——为期一周的事件——始于1931年11月8日，并为土肥原把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引诱到东北提供了烟幕，溥仪到那里后很快成为傀儡政府的主要摆设。第二轮骚乱始于11月26日，为日本向天津增派驻军（那时仅有1000人的兵力）及对锦州和向南方采取初步行动提供了借口。来自东京温和派的压力，而非张学良的部队迟滞了这次进攻，但最后的进攻在12月下旬发生了。1932年1月3日，张把锦州丢给了日本人；2月，伪满洲国成立。直到1945年，东北三省都属于日本人。南京的不抵抗及依赖国联的政策丝毫未能挽回中国在东北的任何主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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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引燃了中国民众的舆论。激愤最初针对日本人和张学良，但随着日本长期统治的明朗化，激愤渐渐地转向了南京。南京拒绝与东京断交，更不用说宣战了，从而激怒了许多中国人。学生的反应最为激烈。按照五四和五卅运动的模式，大中院校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和不抵抗政策的示威。早在1931年9月20日，来自上海30所大中院校的代表组成了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在北平和天津，来自东北的难民推动了相同的组织活动。在一周之内，学生蜂拥至南京，当地代表团也加入进来，开始游行和示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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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行动令南京左右为难。政府不愿用军队镇压学生。在中国传统中，学生具有一定的道德权威，而且镇压行动将会形象地唤起人们对五卅运动中英国警察向中国学生开枪的记忆。在南京的任何这类事件必然会被广州的国民党对手所利用。因而，南京领导人试图平息学生的怒火，会见了学生代表团并劝其耐心。9月23日，（在几个类似演说的其中一次中）蒋介石对一群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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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保持纪律……不论强压我们的愤怒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如果国际联盟和《凯洛格公约》(3) 的签字国不能维护公道，国民政府将进行最后的和崇高的战斗。我将率领军队和全民族为保全我们的种族与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而战……如果需要与其他爱国者一起倒下，我将前去前线。(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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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妥协未能阻止暴行。数以千计的学生在南京城内游荡，冲击国民党和政府机构，递交请愿书，并使政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9月28日，一群愤怒的学生冲进了外交部，攻击并打伤了外交部长王正廷。他的武装警卫拒绝向学生们开枪。在医院治疗的王辞职了，好几个星期南京都难以找出一名替任者。在外交事务危机中，该部（以及其他党和政府机构）的官员保持着低调，且不愿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露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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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真正平息学生运动是在10月底至11月初。与吸引学生精力的措施相结合的镇压，暂时获得了成功。政府为学生组织了一个军训项目，而其他学生则被吸引到了经济上的抵货行动中。即便如此，建立一个由国民党控制的全国学生团体代表大会的努力失败了。当它的官办性质越来越明显时，上海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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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齐齐哈尔沦陷和土肥原的天津骚乱制造出新一波的麻烦时，学生动荡中的相对平静在1931年11月中旬结束了。示威越来越针对南京，学生代表痛斥政府对马占山缺乏支持，并要求对日宣战。学生骚动已成为中国对日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上海，动荡如箭在弦，学生与日本公民，尤其是海军士兵经常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易社强指出，南京把学生动乱作为一种工具来与东京谈判。(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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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底，大批的学生再次使南京陷入瘫痪。在一座座城市里，青年人占据了火车车厢，赶到南京，抗议日本人造成的局面。许多地方政府陷入混乱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平、天津和上海的华界地区。由于更多的青年人从北方来到南京，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和暴烈。1931年12月15日和17日，在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中，许多人受了伤。在这些骚乱之后，当局有力地镇压了学生运动。将近16600名从中国各地来到南京的青年人被遣散，并有许多人被捕。这次镇压的实行，正是由于这个政权正在重组以解决国民党中的粤系与宁系之间的分裂问题，这种解决方法剥夺了学生政治杠杆的作用。与由暴力引起的负面新闻相结合，政府现在能够更从容地扼制学生运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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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生的反应是民众对“九一八事变”最明显和最令人不安的反应，但中国社会的其他力量同样活跃。最初由上海商人组织的针对万宝山事件和朝鲜骚乱做出反应的抵制日货运动，在9月18日以后很快普及开来；并且，如前所述，南京国民党领导人最终批准地方上党的机构直接支持抵制日货运动的团体。为了慎重，所做的一个让步是指示不得攻击日本人或他们的财物。(40) 上海党部也资助一个抗日民族救亡组织的联合会，用来强化（也控制）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情绪。在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将近2万人参加的集会，号召妇女组织志愿者团加入卫国行动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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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共”后受到限制的劳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活跃起来。上海70个协会向南京发出请愿书，呼吁进行抵抗。1931年9月24日，上海的日本工厂中将近3万名中国工人罢工，而其他协会向罢工基金做了捐献。反日劳工的活动引起了南京的特别关注，因为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上海的日本工业区中，中国工人和日本海军之间的暴力事件升级了。由于这个区域位于公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不能直接进行管辖，国民党政府对缓和局势无能为力。日本学生也以撕去反日海报的方式挑起与中国工人的战斗，而中国方面则经常用攻击孤单的日本人来报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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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营造了抗日的氛围。大多数报纸和杂志使用了一种强烈的反日语气，偶尔会陷入煽动性言论和种族攻击。如果留意的话，在抵抗问题上对张学良和南京软弱的批评充斥于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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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用公布著名的“田中奏折”的方式，来力图说明在日本行动的背后是一个大阴谋。那份文件据传是田中义一首相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日本天皇的一份奏折。“文件”概述了一个征服计划，即把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经济渗透作为征服这些地区的序幕，然后征服中国其余地区，并最终征服世界。如同约翰·J.斯泰芬的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份奏折显然是假冒的，是由无名氏仿造的。它最早出现在中国，刊载在1929年12月号的《时事月报》上，这是一份与CC派有联系的期刊。1931年9月，奏折的英译本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上。南京的代表把文件传播到海外，作为宣传攻势的一部分，以支持中国在国际联盟里的主张。尽管是一件赝品，但在20世纪3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真的，因为日本人的行动似乎遵从了这个计划。中国民众确信：日本人对满洲的征服是日本领导人悉心策动的整套征服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将导致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因而，一个不抵抗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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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反日情绪的浪潮困扰着蒋介石，因为它不仅把他置于粤系的政治压力之下，而且激起了群众运动。自“清共”后被南京打压和控制的学生、工人、妇女、商人和作家的群众运动在对日问题的反应上，孕育了新的生命。更为激进的势力再次有了施展影响力的机会。如1931年12月，在上海的几位重要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浙江民族救亡组织，为首的有郁达夫、丁玲和胡愈之这些人，以及国学大师章炳麟，他们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44) 1931年这种动荡不定的气氛与蒋控制中国政治环境的企图形成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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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广州的分裂者们依然是蒋介石最直接的政治威胁。他终将在挑战下生存下来，但为此，他不得不短暂地退位，让出国家和政府首脑的职位，并与他的老对手汪精卫联合。日本入侵东北之后，南京和广州屈服于巨大的民众压力并试图解决它们的政治分歧。9月下旬，双方的代表在香港会晤，之后，蒋终于同意把胡汉民从软禁中释放出来。一旦胡安全抵达上海，广州就派代表北上到上海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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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以前与日本人有着实质性联系的广州领导人，现在觉察到了一个政治契机，便采取了强烈的赞成抵抗的立场，从而让蒋难堪，并巩固他们在谈判中的地位。南方领导层中吸收了马占山的兄弟，并赞扬马在东北单独抗日的努力。广州当局甚至一度对反日学生组织和亲抵制日货运动的团体实行解禁，允许它们进行反日示威。只是到了1931年10月10日，当运动演变成暴力时，广州当局才进行镇压，施行戒严令。广州的某些领导人在公开责骂蒋的不抵抗政策时，私下里却与日本官员藕断丝连。因此，广州当局的公开抗日立场更多的是针对南京而不是东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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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与南京之间解决分歧的谈判因广州方面要求蒋辞去所有的职位而破裂。争论一直拖延到1931年12月15日，蒋从政府职位上退下来，但保留党的职位。他引退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林森为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的新政府成立了。尽管如此，蒋的引退仅是一种为其对手设套子的把戏。他已经与逗留在重组的南京政权之外的汪精卫建立了联系，汪意识到没有蒋的支持，新政权注定要失败。华中地区的军队依旧忠于蒋，并拒绝支持孙科政权。蒋还把关键省份的政府留给了他的支持者掌握，如顾祝同掌握着江苏、鲁涤平控制着浙江、熊式辉统治着江西。安徽、河南和湖北的省主席继续支持蒋。蒋的财政部长和妻兄宋子文也辞了职，有意留下一堆财政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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