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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蔡不遗余力的公开攻击作了回应。1934年10月底在汉口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一位国民党发言人辩解说，日本人对长江的控制，使中国军队无法得到快速的增援，而并非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这份声明反过来谴责说，正是十九路军的将领在作战中不能与中央统帅部或第五军进行合作，他们理应承担中国失败的责任。蒋介石曾向蒋光鼐和蔡廷锴做过提醒，浏河的滩头阵地没有设防，并命令他们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防守。发言人断言他们没有服从那个命令，而让白川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侧翼把中国军队包围起来。发言人继续说，在退却时，他们没有通知第五军指挥部，最后给这支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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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之激烈一直影响着史学界对“一·二八事变”的认知。共产党学者一如既往地重申对蒋介石的谴责，赞扬十九路军，并把共产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的不抵抗做对比。(82) 像董显光所著的蒋介石传记，或是吴相湘所著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著作这类亲国民党的出版物，则通常重复1934年汉口声明中的指责，并夸大第五军的作用。例如，最近由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一部文件汇编，其中收录的第五军作战档案的篇幅相当于十九路军档案的3倍，而吴相湘则含糊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第五军比实际更早地进入战斗。(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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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争论中捕风捉影式的狡辩模糊了真相。谴责蒋介石不增援粤军的批评者们经常忽略了第五军于2月底在阻击植田大规模强攻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第五军仅有2万兵力，是蒋于1930年组建的用于与北方联盟作战，或者是后来将要集结起来与共产党作战的一支小部队。中国海军在淞沪之战中杳无踪影，确实很扎眼。但它的加入就能使中国免于失败吗？当真正的战争发生时，1937年9月22日，日本空军仅在一次交战中就摧毁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海军。既然如此，1932年的战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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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1934年汉口声明的关键指责（即十九路军领导人不服从蒋要求加固浏河地区守备的命令，因而导致了中国的失败）必须予以驳斥。十九路军在那时仍然处于植田部队的攻击之下，在不全面退却的情况下，不可能从前线调动像样的部队到浏河去，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来挑战白川占据绝对优势的空军和海军。2月25日蒋介石给蒋光鼐、蔡廷锴和张治中的电报实际上是一个撤退的命令。另外，浏河的滩头阵地在第五军而非十九路军的防区中，蒋后来关于白川登陆的电报是发给他的亲信张治中的。1934年汉口声明显然是出于政治意图而捏造的。(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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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淞沪之战中的行为，事实上与他自济南事变后一贯遵从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并将延续至1937年。他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无法与日本等量齐观，必须竭力避免冲突；这一态度只是在出现政治上的紧急情况时才会改变。因而，1月28日蒋命令吴铁城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是盐泽少将的莽撞傲慢和十九路军的士气高昂，这场冲突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战斗打响，日军的猛烈进攻在中国国内（以及国民党内部）激起了一种巨大的抗日热情，因此必须做出一些回应。如果蒋不进行援助，听任植田把十九路军消灭的话，那么政治上的损害将是巨大的。因此，规模适中的第五军被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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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蒋摆脱了全面冲突。东京任命白川将军并派出了一支大规模的特混舰队，显示了日本将不惜代价而不愿接受一个军事败局。如果蒋进一步增派部队，战争将会升级。与此同时，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暗示，他们并不要求永久占领中国上海来作为和解的筹码。蒋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被优势的日军所消耗，并且，他觉得第五军在战场上已获得了足够的声威，便接受了这种和解。蒋新的政治盟友汪精卫赞成这种解决日本问题的态度。“一·二八事变”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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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与他的国内政敌之间在针对日本的挑衅问题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十九路军的支持者们把日本在东北和上海的行动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局部来看待，认为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必须进行军事回击。上海和东北不应孤立开来。相反，蒋认为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是不可能的，从而愿意接受它在事实上从中国分割出去。对国民革命的概念同样有争议。十九路军的支持者们倾向于赞成群众动员和征招新兵。他们认为，把人民的力量组织成大规模的反帝动力，可以与日本的军事机器相抗衡。蒋在他的方针中体现了更多的控制欲和官僚性。他对群众运动和动员战略充满怀疑。政府的力量是通过社会控制和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蒋的建国方略不可能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获得成功，因而，他竭力避免任何这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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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九一八事变”和淞沪之战对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全部三种派别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而言，这次事件发生在南京和广州之间产生严重政治危机之时。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变弱的政权、一个物是人非的场面。汪精卫与蒋介石成为盟友，蒋相应地让出了他的许多政治职位。对中国的地方领袖而言，“九一八事变”削弱了张学良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并为华北的重大变动创造了条件。对广州的分裂者们来说，危机创造了一个机会，但孙科政权未能从中谋取利益。最后，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造就了一个新的力主反蒋的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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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最大的影响是基于独立的民意力量方面。这场危机为中国群众运动的重新兴起创造了条件。日本的侵略激起了民意的愤慨，并把自北伐战争以来不均衡的示威和群众运动激发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的政治环境在“九一八事变”至淞沪之战这几个月里已经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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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洲，指中国东北部，现在主要作为历史名词使用，为保持译文的流畅性，下文基本加以保留，不做修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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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万宝山事件中，日警向中国农民开枪，中国农民受伤数人，日警及朝鲜人无一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日本大造舆论，捏造大批朝鲜人被害的消息，蓄意挑拨中朝关系，在朝鲜引起袭击华侨的风潮，造成在朝鲜华侨死亡142人，重伤546人，失踪91人。参见刘贵田、郭化光、王恩宝：《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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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28年签订的以美国国务卿福兰克·凯洛格名字命名的国际公约，规定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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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演讲未收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与“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编的《蒋“总统”集》以及《申报》等资料中，此处为直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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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陆军军官学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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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二章 “攘外必先安内”及其政策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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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停战协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危机气氛，但东北的势态仍然悬而未决。南京对国际联盟的依赖，未能打破僵局。在上海战役期间，伪满洲国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越来越受军人左右的东京政府于1932年9月15日予以正式承认。然后日本于1933年3月从国际联盟中选择了退出，而不愿接受该机构对李顿报告的决议。蒋介石没有任何挽回中国东北已失去的主权的迹象。日本的军事威胁也未结束。日本军队领导层中的许多人想迫使南京承认伪满洲国并抛开国联。上海的停战并没有影响到北方前线，日本对热河和河北省的蚕食已迫在眉睫。事实上，伪满洲国政府已经在它的“独立宣言”中对前者宣布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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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定的。为避免再一次发生像上海这样的突发事件，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限制中国方兴未艾的抗日活动。由于尚未摆脱人们对其支持十九路军的糟糕表现的批评，蒋介石和汪精卫不得不小心地对待镇压抗日情绪的问题，否则，将要冒进一步政治打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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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日本军事压力和中国民意夹击之下的蒋介石，忙于进行“剿共”的战争。他宣布了一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尽管中国最终必须抗日，但在来自共产主义的内部威胁没有被消灭以前，中国还不能这样做。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心上，蒋的立场却极不得人心。一些人认同他的反共观点，但认为抗日应作为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其他对蒋较不友善的人，把“剿匪”说成是他的托词，一个不抗日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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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淞沪之战中，蒋也阐明了他的政策。他把来自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威胁说成是阻碍进一步增援上海的主要因素。当前线平静下来、停战谈判开始之时，他在1932年3月14日宣布，“倭寇〔即日本人〕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1) 尽管蒋认识到对日战争迟早会爆发，但他仍觉得（如果他日记中的记载是可信的话）“直到所有可忍受的选择都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拿我们的未来赌博……消灭长江流域的赤色威胁、建立国内的政治秩序至关重要。……只有在消灭江西的‘赤匪’之后，我才会做出像可能必须在东北对付日本人这样牺牲的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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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初，甚至在上海的谈判还在进行时，蒋来到江西庐山（牯岭）召见他的军事将领并部署“围剿”。实际上，在193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一直留在江西和湖北，而把处理对日事务的棘手任务交给了汪精卫。在这段困难时期，是汪而不是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例如，在4月初，汪因停战谈判和国联调查团的到来奔赴上海。然后他来到洛阳（那里是政府正式迁移的地方）召开国难会，在这次会议上，他比蒋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向怒气冲天的代表们解释政府的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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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日本问题承担的公开责任，使他酝酿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公式，“一手抵抗，一手和谈”。他强调说，中国现在可以把和谈作为一种准备长期抵抗的方法。尽管如此，这个公式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转移人们对停战谈判批评的政治口号。实际上，汪赞同蒋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并且他与外交部长罗文干一道，致力于《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以及控制中国的反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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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蒋介石组织了针对中共的战争。被称为第四次的“围剿”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第二个目标是摧毁江西的苏维埃政权。蒋督导着第一个目标，于1932年5月21日担任了三省“剿匪”总司令。真正的战斗直到6月《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才开始。在这个阶段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较为成功；但当他们去“围剿”江西的苏维埃政权时，结果却截然不同。从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在江西尽管政府军名义上有超过50万人的军队，但红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亏输。实际上，上述50万人中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地方部队，因此只有15万人左右自始至终参加了战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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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知道在民意要求抗日的时刻，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消灭内敌的“围剿”是不得人心的。他在对民众更经常是对军人演讲时，为他的政策做了辩护，他曾担心反日的民意可能会影响他的军队。例如，在1932年12月14日一次政府集会的演讲致辞中，蒋大力为他的态度做辩解：“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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