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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淞沪之战中，蒋也阐明了他的政策。他把来自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威胁说成是阻碍进一步增援上海的主要因素。当前线平静下来、停战谈判开始之时，他在1932年3月14日宣布，“倭寇〔即日本人〕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1) 尽管蒋认识到对日战争迟早会爆发，但他仍觉得（如果他日记中的记载是可信的话）“直到所有可忍受的选择都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拿我们的未来赌博……消灭长江流域的赤色威胁、建立国内的政治秩序至关重要。……只有在消灭江西的‘赤匪’之后，我才会做出像可能必须在东北对付日本人这样牺牲的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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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初，甚至在上海的谈判还在进行时，蒋来到江西庐山（牯岭）召见他的军事将领并部署“围剿”。实际上，在193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一直留在江西和湖北，而把处理对日事务的棘手任务交给了汪精卫。在这段困难时期，是汪而不是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例如，在4月初，汪因停战谈判和国联调查团的到来奔赴上海。然后他来到洛阳（那里是政府正式迁移的地方）召开国难会，在这次会议上，他比蒋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向怒气冲天的代表们解释政府的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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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日本问题承担的公开责任，使他酝酿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公式，“一手抵抗，一手和谈”。他强调说，中国现在可以把和谈作为一种准备长期抵抗的方法。尽管如此，这个公式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转移人们对停战谈判批评的政治口号。实际上，汪赞同蒋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并且他与外交部长罗文干一道，致力于《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以及控制中国的反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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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蒋介石组织了针对中共的战争。被称为第四次的“围剿”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第二个目标是摧毁江西的苏维埃政权。蒋督导着第一个目标，于1932年5月21日担任了三省“剿匪”总司令。真正的战斗直到6月《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才开始。在这个阶段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较为成功；但当他们去“围剿”江西的苏维埃政权时，结果却截然不同。从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在江西尽管政府军名义上有超过50万人的军队，但红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亏输。实际上，上述50万人中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地方部队，因此只有15万人左右自始至终参加了战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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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知道在民意要求抗日的时刻，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消灭内敌的“围剿”是不得人心的。他在对民众更经常是对军人演讲时，为他的政策做了辩护，他曾担心反日的民意可能会影响他的军队。例如，在1932年12月14日一次政府集会的演讲致辞中，蒋大力为他的态度做辩解：“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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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军人团体的演讲中，蒋有时对这一立场做了发挥。意识到在他的军官阵营中存在着对日本的反感甚至是忧惧，蒋强调由于中国的道德基础如古老的儒家观念、王阳明的知行理论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胜过日本的武士道，中国终将变得强大起来。“〔日本人〕仅在智仁勇的勇字方面努力，而中国儒教精神道德，所谓信义、仁爱、和平的要素，完全不讲；所以他只知道血气之勇，而不知道礼义之勇，这样的一个侵略民族，他在世界上，一定不能存在，不会有救的！……他只是拿了七百万陆军和几百万吨海军，我们并不怕他；须知我们中国有我们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都不能拿武力消灭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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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其军官们所做的振奋人心的讲话中，蒋努力减轻他们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担忧，设法唤起他们对传统、保守的中国价值观的热情，并使他们增加对政府的奉献和忠诚。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与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和反共“围剿”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先要恢复我们自己立国精神，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才可以挽救危机，湔雪前耻，抵抗日本。”(7) 其主要论点是中国无须畏惧日本，蒋的不抵抗不是源于怯懦，而是源于对民族优越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蒋坚称，“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只不过是顺理成章之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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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政府内部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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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竭力进行说服，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却应者寥寥。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不但在蒋的敌人中，而且在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对。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地反对蒋。宋是坚决反日的。由于受过美国教育（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与美国保持一致，并赞成抗日。宋支持十九路军，上海停战后，他于1932年6月4日与陈铭枢一道辞去了政府中的所有职位以示抗议。宋到上海发表了一个声明，猛烈地谴责蒋介石重启反共战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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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反共军队的巨额开支加剧了宋的反对。由于一向在灾难的边缘进行运作，他借助于严格的节俭措施使政府度过了1932年初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的所有开支都被削减了。此时蒋要求把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以资助他的反共大业。宋如果增加军费，只能发行新的政府债券，这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上海债券市场在1932年2月战争期间崩溃时，宋被迫重新整理中国的内债。为了换取上海金融家们的合作，宋向他们承诺对新债券延期4年偿付。(8) 他认为财政部无钱资助“围剿”，而军事途径不是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不是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破产造成土匪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他们难道不会更好地应对一个系统的、即使不引人注目的政治—军事经济的联合处理方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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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辞职对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他非凡的筹资能力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支柱；并且，与自己的妻兄进行这样一个公开的争论，对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尽管如此，宋的态度得到了部分的展示。他与汪精卫、何应钦和政府中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并同意于7月7日复职。在一个折中的方案中，他同意把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要求的1800万元有所减少。尽管宋复了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不抵抗政策的反对，并在财政部内部施行和推出了好几个反日计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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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不是这几个月中辞职的唯一有名的政府官员。行政院长汪精卫，在理论上是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于1932年8月跟着辞了职。汪的举动是与张学良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导致的，张那时是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汪突然要求张辞职，指责他造成了中国在东北的可耻失败。张进行了反击，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不向他的军队提供援助，并拒绝辞职。汪在1932年8月6日试图以自己的辞职来逼迫张，并发誓只有在张被免职后他才会复职。他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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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兄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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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继续把守卫北方（包括正面临威胁的热河省）的责任全部推到张的肩上。汪毫不通融地说：“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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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辞职后，回到上海，在那里许多官员要他重新考虑其决定，他不予理睬。他的举动使整个内阁也辞了职。面对这种非同寻常和侮辱性的公开攻击，张学良于8月8日宣布辞职，并公开讨论他赴欧洲学习的计划。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但没有人真的想甩手不干。就像宋子文那样，两人既把“辞职”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同时也希望别人能认同他们对不抵抗的批评。张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在北方他是至高无上的指挥官，他的部下很快就聚集起来维护他。57个北方军事将领给政府打电报，表明除非政府拒绝张的辞职，否则他们将全体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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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进行了干预，他试图找到体面地解决这一政治僵局的办法。张学良是他在北方的盟友，而汪精卫则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并且这两个人都把对绥靖政策的批评从蒋本人身上挪开。8月15日，政府接受了张学良辞职，就在同时，设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委员会北平/河北分会。蒋让张学良出任这个机构的委员长，这一职务与张过去的职位极其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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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攻击反伤了自己。丢了面子后，汪于8月21日被允许“病退”。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的代院长。(13) 当数周的进一步争论没有让汪感到满意时，他于10月21日离开中国前往欧洲进行一次长期的“休养”旅行。关东军幸灾乐祸地看着中国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并于8月20日开始入侵热河，探囊取物般地占领了南凌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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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惊人的举措，过去和现在一直让研究者们感到困惑。为什么汪采用了这样一种自杀性的险招呢？有些学者把汪的行为视为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以此来迫使中国的北方军事领袖（以及蒋介石）进行抗日。例如，葛开华认为：“汪确信‘剿共’和抗日可以并行，因为这两件事不是相斥的。基于这一认识，汪赞成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就对日本所有的进一步侵略进行有限度的抵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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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汪的公开声明，这一解释是有根据的。一份更愤激的解读汪的行为的读物，认为他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促使他对张进行攻击。汪精卫长期以来一直觉得他才是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而非蒋介石。在1932年以前，他参加了许多反蒋政治联盟，但均以失败告终。当他于1932年1月与蒋合作时，他是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分享到实际的权力。毕竟，蒋让出了国家首脑（给林森）和行政院长（给汪）的职位。(16) 分权成为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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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显然对1932年的政治现实感到失望。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并没有因其让出部分职位而受到剥夺，他一如既往地通过其追随者们对党、政府和军队机构进行控制。因而汪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政府的首脑，他要对政府的举措承担责任，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备受蒋的掣肘。所以当政府遇到民众对诸如《上海停战协定》这样的政策不满时，责任就落到了汪的身上，因为蒋早就离开首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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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对张学良的攻击可以视为摆脱困境的一种办法。首先，摆出一种强硬的抵抗立场并对张进行谴责，他希望借此把公众对不抵抗的愤怒从他和政府那里转移开去。其次，就可预见的结果而言，日本很快将要进攻热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事了。7月17日，日本的飞机已经轰炸了热河的朝阳城。一旦进攻开始，新一轮的公众怒涛必将随之而来。汪通过抢先攻击张学良，大概希望把即将来临的压力从他身上转移出去。最后，李顿的报告预计很快就会出炉，尽管估计它会偏向中国的立场，但想必会对日本的观点做出一些让步。一波抗议的浪潮是可以预见的（实际上也真的发生了）。汪精卫在中国接待了这个调查团，他还想转移对这件事的批评。汪对张学良还存有个人嫌隙，张在1930年支持蒋介石打败了北方联盟。因此，报复也可能是动机之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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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张学良的全面攻击也可能被视为对蒋介石的间接打击，因为自1930年以来，蒋一直密切地与少帅合作。如果汪把张赶下台，蒋介石在北方也许会面临新的危机。日本人散布谣言说阎锡山、韩复榘、冯玉祥和其他北方军事人物正准备驱逐张并与南京决裂。这些谣言由于广东独立运动中的一个要员伍朝枢造访华北会见阎和冯而传得沸沸扬扬。这两个人在1930年被打败后都伺机准备着政治上东山再起。阎在山西恢复了权力，而正式退职的冯，还拥有以前的部下及其常备军队。北方联盟（阎和冯）与广东和西南反蒋军政人物联合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随时存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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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很乐于鼓动这样的投机的。当阎和冯拥护汪对张的攻击时，日本的消息报道说这是这些人建立新的联盟的证据。当汪辞职后留在靠近杭州的莫干山隐居时，上海的《日日》报道说他是在等待来自张发奎和十九路军的军事支持以挑战蒋介石。(19) 日本方还到处传播消息，说年迈（亲日）的段祺瑞将要出任由阎和冯支持的新的北方联盟的首脑。(20) 尽管谣言甚嚣尘上，但汪在对张攻击时可能心中没有大的阴谋。尽管如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这样一种北方—南方反蒋联盟是可能的，有利于汪提高他在政府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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