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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跟随了政客们的大流，试图从抵抗问题中获益。随着1932年1月孙昙花一现的政府倒台，尽管他被邀请主导立法院，但他的职业生涯成了明日黄花。为了重建政治基础，孙采取了亲抵抗派的立场，并把它与立宪问题联系起来。(28) 孙早就批评汪—蒋政权不支持十九路军，并于1932年4月24日发表了一份题为《抗日救国纲领》的宣言。他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是计划把中国变为东京的印度，南京只有放弃不抵抗路线才能挫败这一政策。孙接着说，要想抗日成功，政府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的支持，这只有在宪法下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进程中才能有所实现。孙的抵抗和立宪举措增加了他的政治声望，1932年秋他重新回到了政府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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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问题与国民党政治一直形影不离。一群赞成抵抗的政界人士在1932年12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力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由宋子文、孙科、吴铁城、陈公博和伍朝枢领头，他们建议南京学习“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榜样，他们在去年年初对日军侵略上海做出了如此英勇的抵抗”。他们把国际联盟斥为无能，呼吁在热河、河北和察哈尔地区的中国军队集中起来抵抗侵略中国领土的敌军；他们还要求力图进入东北收复失去的领土。这个提案给会议造成了震动，但没有被采纳。“先安内”政策的支持者们占了上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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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治人物内部，要数广东分裂者们最能大张旗鼓地利用抵抗这个问题了。以胡汉民为首，他们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对蒋的不抵抗路线（以及实际上所有其他的南京政府决策）保持着一贯的抨击攻势。由于他们想推翻蒋—汪体系而不是在它的内部寻求权力（不同于宋子文、汪精卫和孙科），并且他们的权力基础因日本的威胁而转移（不同于北方的军事人物），与国民党的其他政治人物相比，他们的攻击是无所顾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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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粤系领导人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对蒋优先反共的决策进行了挑战。张超在广东的刊物《青年军人》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有两个重大的问题，横在政府与人民之前，即攘外与安内，质言之，‘剿匪’与‘抗日’。‘剿匪’是目前政府视为最严重的问题，……在政府方面，‘共匪’在江西攻陷一个小县，比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整个的华北都要严重千万倍。”在张超看来，蒋的“先安内”政策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要求得自由与独立，全国人民要图生存，……唯一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抗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犯下，‘抗日’比‘剿匪’更属重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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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人攻击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汪被指责对《上海停战协定》和镇压全国救亡团体负责。张超也谴责汪是机会主义者，不论何时，只要政治上有利，他就改变立场。“计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年，前后八年，汪精卫有两次主张容共，一次主张反共，四次主张反蒋，三次主张拥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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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本人在他的《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文章，要求把抗日置于“剿共”战争的地位之上。他说，尽管他赞成“剿共”，但中国有200万名军人，肯定可以腾出兵力来抗日，并且两者可同时进行。胡认为，困难在于蒋不想抗日，他和汪只不过是打着“长期抵抗”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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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长期抵抗，但我不是赞成长期抵抗的口号……假如“长期抵抗”只是自去年以来大家空叫的一个骗人的名辞，则我主张短期抵抗和立刻抵抗。我认为不能短期抵抗和立刻抵抗，便不会有长期抵抗。……去年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凛于军人守土之义，……他们不顾械弹之缺乏，武器之不良，航空设备之绝无，他〔们〕所有的，只是抗日的精神，和为民族效死的决心。假如南京政府能予以援助，……不急于对日妥协，订立《上海停战协定》，则自然能长期抵抗下去，而事实却一切相反，南京始终不愿抵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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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胡对蒋的批评既入木三分，又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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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中国极不得人心，并给蒋介石造成了政治上的困境。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各有不同的反应，有时在政治上利用这个问题。蒋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国民党领导人或是追随者们的全面支持。在国民党外，蒋发现他得到的支持甚至更少。这项政策最明显的反对者是中国共产党。江西苏维埃政府于1932年5月15日正式对日宣战。尽管以对日作战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宣言意义甚小，但共产党的立场有力地反衬出正忙于内战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正如易社强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战’……使它成为一场抗战中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代言人，而使其受拥戴的形象永垂史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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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1931—1932年中国所遭受的这类外国的攻击，有时可能会把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并增强其政府的力量。但这种情况没有在中国发生。整个国家和南京国民政府仍是一盘散沙。当每个人——蒋介石、他在国民党内的对手、地方军阀、南方政客——都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时，他们都仍然希望利用日本问题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似乎是军阀年代的延续，并使日本极端分子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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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东北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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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并没有完全使东北得以平定。东北军的余部、绿林式的组织以及共产主义激发的游击队，利用林密山深的地形来骚扰和打击日本人。中国媒体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称为“东北义勇军”，日本人则把他们称作“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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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斗的持续使蒋介石和张学良面临着政治上的尴尬。整个抵抗问题已经被高度地政治化了，东北的战士成了备受关注的军队，正如十九路军一样。中国民众对他们有强烈的同情，不抵抗政策及蒋—汪政府的反对者们高度推崇他们的功绩。到处都有人组织筹集资金活动来支持他们，特别是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十九路军的支持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北方。由游击队在东北发起的战斗与南京的不抵抗政策相比自然非常引人注目，蒋介石的对手谴责政府不去支持这些爱国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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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日本人既指责南京、也指责张学良向这些“土匪们”提供支持。日本当局要求南京镇压由在华团体组织的支持抵抗的募集资金活动。显然，从军事意义来看，义勇军是日本人的一个难题。绥靖东北成为一项成本巨大的投资，并且这类活动戳穿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一块“王道乐土”的宣传。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仍能将这件事变得对自己有利。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存在着关于满洲冒险的激烈争论：温和派希望抑制日本军方的势力和行动；激进派则利用抵抗者们的活动，将此作为加强在东北三省的关东军力量以及向热河与河北扩张的依据。他们攻击蒋和张纵容“土匪”，为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对抗南京提供了理由。不少日本军方首脑还迫不及待地想挑战苏联在东亚的地位。为了这一目的，要求向伪满洲国增派部队，这可能会激起东京的反对浪潮。因而，“剿匪”为增兵（以便在日后用来对付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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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是抵抗者的原型。由于1931年11月他在嫩江对日本人进行了短暂的抗击，以及他对齐齐哈尔未尽全功的防守，马被全中国赞颂为一名伟大的英雄，作为凤毛麟角的战斗者而受到了尊敬。但当马发现自己缺乏资金和物资，似乎接受了日本人的诱使而变节并参加了傀儡政权时，马很快于1932年2月失了宠。他与关东军军官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一次会谈，要求得到“先期的”资金和伪满洲国内阁国防部长的职位，其后，他飞到了奉天。关东军参谋机构对此非常满意。在中国本土，标有马名字的商品（像香烟和肥皂）很快被取了下来，通常被标签上印有蒋光鼐或蔡廷锴这些人的商品取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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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变节大概仅是一个策略。几个星期之内，他带着准备用来诱惑更多人变节的现金回到了黑龙江。1932年4月，他逃脱了出来，并带领一支小部队重新向日军开战。他给蒋介石和张学良发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电报，强烈地谴责了日本人。这封电文被送过了黑龙江，交到了在苏联的海兰泡中国领事的手上，从这里被发送出去。由于可能已经耍弄了日本人，马又成了英雄，形象更加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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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的行为的各种叙述是如此的偏颇，以致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在那种背景下，他在各个阶段真实的意图。当他最初变节的时候，在他的头脑中很可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对他的这些花招的反应则是一清二楚的。被耍弄后的日军变得恼羞成怒，他们派出了一支大部队到达黑龙江，并打垮了那里的抵抗力量。马于1932年11月过江进入苏联，并通过莫斯科、柏林和意大利，乘船到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回到了内地。马在沿途中的每次逗留，都备受瞩目；他给华人团体做演讲，号召抗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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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于1933年6月5日到达上海，受到了盛大的接待。他的事迹使中国民众备感欢欣，因为日军最高司令部一口咬定说他在哈尔滨以北的战斗中被打死。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将军就是这样向裕仁天皇报告的；现在，出于面子的原因，东京不可能自己打脸。尽管如此，一个活生生的马回到中国却未必是南京的福音。作为一位被视为军事抵抗的英雄，他可能已成为政府的一个政治难题。粤系政客早就企图利用与他兄弟的联系，提高其高调抗日的可信度。让南京庆幸的是，马没有竭力利用他的声望来达到政治的意图。但出于对蒋的不抵抗政策的蔑视，他没有留在首都而是到天津定居，尽管他的职位是政府提供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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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名气最大，但马占山不是在东北抗战的唯一领导人。对日本人普遍的愤慨激起了抗日行动。义勇军战士的背景非常复杂，在他们中间有前张学良政权里的官员，有大刀会、红枪会这类秘密社会的成员，有土匪和投诚部队中的士兵。在大部分情况下，老东北军就像马占山那样反复地变来变去。有人对这些群体研究后认为，50％是无业的农民，25％是以前军队中的成员，20％是土匪，5％是知识分子。在1932年6月抵抗运动的高峰期，义勇军的数量大约有30万人——将近12.5万人分布在辽宁，大约有10.7万人在吉林，7万人在黑龙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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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学良确切的角色很难确定，但他似乎对义勇军给予了一些鼓励和支持。在张支持下建立的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把资金和物资运送给抵抗者们。张显然还批准了对东北民众救国自卫军指挥官们的任命，这支部队在靠近朝鲜边境长白山的作战区域非常活跃。该部队从张学良、大刀会、红枪会那里获得了支持。一个规模不大、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的中国青年党，支持抗战的军队，顺便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和南洋筹集了20万银圆运往东北，但常常落入土匪们的手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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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武装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1932年。例如在8月，一支部队摧毁了在奉天机场的飞机；9月，另一支部队破坏了抚顺煤矿。日军对此进行了回击，残酷地镇压这些部队。到了1933年春，像马占山这样的重要领袖，大多数逃到了苏联境内，战斗的规模极大地缩小了，剩余部队之间的协作极差。尽管抗日活动的数量继续保持很大的数字（每年13000起），但攻击部队的规模变得非常之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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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者们，经常抨击政府没有公开支持义勇军，甚至政府内部的许多人士也劝其领袖对抗战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例如，亲政府的《时代公论》在1932年8月19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政府奋起，速予援助东北义勇军！”(40) 蒋不愿这么做，因为南京面临着日本人更加强大的压力，甚至不允许私人组织为这项事业筹集资金。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可能也对抵抗者持有怀疑。例如，有人在《社会新闻》上撰稿认为，这个运动具有极大的问题。他警告说，义勇军缺乏政治领导、纪律不良。他对他们在整个战争中的战略作用提出了疑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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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这些怀疑背后的不仅仅是担心义勇军会危及“先安内”的政策，还担心他们可能与共产党或中国青年党联系。尽管李昌西的研究指出，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未能控制局势，且几无所获，(42)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组织松散和缺乏管理的军事组织一贯抱着猜疑态度。抵抗者们还依靠苏联，既是为了获得武器，也是为了在局面困难时渡过黑龙江紧急撤向安全地带。事实上，东北义勇军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成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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