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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控制媒体的机制。1930年12月，南京公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所有的报刊出版商向内政部登记，而政治出版物则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这项法律规定：“出版物禁止包含‘诋毁国民党和违背三民主义’的内容。”惩处的措施包括没收出版物、罚款和对编者进行拘禁。(77) 不过，通过法律和执行法律却是两回事，并且南京工于前者而拙于后者。直到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宣传部直属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0年公布的出版法规才得到有效的执行。该委员会开始了“一揽子”（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捉摸不定）控制和镇压中国媒体的活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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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阻止邹的企图受到了《生活》总部所在的上海公共租界的阻止。理论上，中国的法律可以施加于生活在外国管辖区的所有中国公民，并且，早期与列强订立的协定把在上海的中国法庭的控制权还给了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外国控制的警察在这些地区执行逮捕。在涉及共产党（对此，英、法当局很想把它除掉）的案件时，双方常常进行合作，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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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有时使用不法手段来对上海施加影响。反对者们经常受到南京特工们的恐吓、绑架，或干脆被暗杀。(80) 尽管如此，1932年夏，蒋介石在上海的“不法权力”处于低潮期。在孙科政府辞职后到淞沪之战的这段时期里，党和政府组织依然涣散不堪。另外，许多国民党员，包括文官和军人，极为同情邹的抗日立场。甚至连蒋在上海的亲密盟友、青帮头子杜月笙——他在1927年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人联盟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可靠。在淞沪之战中，他显然是十九路军的一名热诚的支持者。总而言之，在1932年夏，除掉《生活》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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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试图限制该刊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发行，南京在1932年8月拒绝为该刊提供邮送服务。尽管没有发布公开的命令，但这项禁令的存在很快大白于世。与此同时，政府迫令上海报纸零售业联合会不得发行该刊。教育当局被通令阻止学生购买或阅读《生活》。向《生活》供稿的作者私下里受到了打击，他们在较为同情政府的刊物里往往失去了工作。胡愈之失去了在《东方杂志》中的职位，《申报》的陈彬和被报社解了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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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对《生活》本来应该是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邮送禁令影响了该刊的大多数读者。与其订阅者关系密切的邹，不顾禁令，把他的支持者召集起来，为周刊的发行，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正义行动。旅行者们被动员通过铁路和轮船把各期携带出去。学生们则在可能的地方悄悄地发送该刊。期刊被重新装进各种奇形怪状的包裹中以迷惑邮政当局。邹的正义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禁令。在上海本地，该刊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热线和发送服务，以保障发行。为此，生活书店在1932年7月建立起来，用来发行邹的刊物。(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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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继续与蒋介石针锋相对。邹被南京镇压抗日运动深深地激怒了，而且他所感受到的是南京当局对合法行为的无情漠视，因而他在1933年1月与宋庆龄和蔡元培一道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该组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非法拘禁及使用酷刑的问题。该同盟特意介入了丁玲和潘梓年——潘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失踪，他的死疑窦重重——的案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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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该同盟进行了回击。重要领导者接到了警告，要他们停止活动，否则就要面临被报复的危险。同盟的总干事杨铨在1933年6月18日最终被暗杀。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受过美国教育（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杨铨及其子在星期天准备开车外出时，在上海法租界的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座房子外面遭到了伏击。就在他被害前不久，杨曾通知宋庆龄，说他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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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的警察抓住了其中一名暗杀者，他当时就企图自杀，后来死于狱中。虽然没有其他的人被抓获，但南京的责任似乎一目了然。正如认识杨铨的费正清所写的那样：“这次事件代表了蒋介石的决定。”(85) 另有一种说法指出，蒋安全机构的头子戴笠通过上海的一个特工赵理君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据说，戴笠在狱中毒死了那名被抓获的杀手，以封其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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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如何策划的，暗杀杨铨让该同盟和它的支持者们沉默了。邹知道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在朋友的劝说下于1933年7月离开中国前往欧美旅行。他在海外一直躲避到1935年8月。(87) 在邹流亡期间，《生活》面临着新的压力。南京当局在所能控制的中国范围内迫害那些发行这家刊物的人。当撰稿人胡愈之在1933年11月发表了一篇同情福建事变的文章时，南京下令关停这家刊物。其时，蒋对上海地区已有足够的控制以保证这样的命令得以贯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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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16日该刊的最后一期回顾了其奋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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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余以前，本刊经最高军事当局和中央党部密令，禁止邮递，当时即以为本刊末日即至，禁止邮递之后，必继以查封(2) ……内地销售本刊，时常受军警摧残，甚至许多学校的学生，有因购阅本刊而遭逮捕的。……本刊仍能按期出版，用半公开或秘密的方法，送达国内外的无数读者。直到最近为止，本刊的销数，仍能保持国内定期刊物的最高销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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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的同事很快重新组织起来，于1934年2月创办了一家新的刊物《新生》周刊，这份刊物与以前的那份在指导方针、内容形式和人员方面实际上均保持一致。来自奉天、具有强烈的反日斗志的难民杜重远编辑这份新的刊物。邹的忠诚追随者们转向了《新生》，该刊发行量与它的前身基本相埒。这种在审查者与办报人之间鼠猫相戏的游戏在民国时期司空见惯。新刊物经常冒出来顶替被查禁的期刊，且使用相似的名称，就像《生活》与《新生》一样。(90) 杜重远在《新生》创刊号上宣称他的目的是维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以及铭记他的那些在日本占领下遭受苦难的东北同胞。(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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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生活》和邹韬奋的镇压是让“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者们保持沉默的一种方法。不过，它却并不完全成功。尽管下达了对该刊的邮送禁令，且邹和他的撰稿同仁受到了恐吓，但他们并未沉默。这次镇压使他们与南京更加疏远，并使他们在许多人的眼中成为殉道者。为了维持发行量和在运动中播下种子，该刊的读者慢慢地被组织起来。暗杀手段的使用甚至显示了政府地位的虚弱，对赢得群众支持的无能为力。正如蒋廷黻在杨铨遇害不久后所写的那样：“暗杀不是政治，也不是党争，是杀人，卑劣的杀人，野蛮的杀人。哪一党，哪一派拿暗杀的手段来打倒敌党敌派仅暴露自己的弱点，仅宣告全世界：‘我靠我的主义，我的政策，我的成绩，我的组织，不能维持我的地位，所以我必须行暗杀。’”(92) 一个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的这些情绪，说明了20世纪30年代用镇压作为使民意沉默的办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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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度过了1931—1932年的危机，继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但日本问题削弱了他建立一个强大的、紧密团结的国民政府的努力。政府内外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对日本进攻的耻辱感到愤慨，他们痛恨南京的领导无方。在许多人看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仅是不作为的借口。日本问题不是使国民党的势力团结到一起，而是似乎让它们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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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这个问题引发了动荡。蒋自己的妻兄、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2年6月针对“先安内”政策公开威胁要再次辞职；孙中山之子孙科摆出了一副作秀式的亲抵抗立场。最为重要的是汪精卫，对蒋把维护绥靖政策的重担压在他身上非常恼火，并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威感到愤怒，对张学良发起了抨击，造成了政府突然崩溃。在地方领袖中，汪的攻击使一直对蒋支持力度最大的指挥官张学良处境难堪。蒋的处境逐渐恶化，使阎锡山、冯玉祥和韩复榘，加上在福建、广东，可能还有广西的南方派系，结成一个可行的反蒋联盟，有了可乘之机。尽管许多地方领导人继续唱着反日高调，但有传言说日本本身非常支持这个反蒋联盟。有些流言甚至暗示汪精卫可能领导一个新的政府。因而，地方势力之间的平衡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多变的和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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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及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能成功的最大挑战是对民意进行必要的控制。蒋不仅对新的亲抵抗的民众运动的力量，而且对在中国必须与日本合作镇压抗日行为感到忧虑。南京国民政府即使在面对英雄马占山归来时，也背负着抑制支持东北抗战活动这样政治敏感的任务。即使抵制日货运动受到保守的商业和金融团体的支持，但南京还是不得不镇压它。最后，南京不得不审查许多要求抗日的期刊，尽管镇压这些期刊在政治上很敏感，并使许多中国青年确信南京已沦为东京的工具。简言之，通过抑制抗日运动，蒋介石政府执行了一条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路线，一条与其代表中国民族主义的宣言相抵触的路线。不过，即使当蒋做出政治上的牺牲来维持与日本的和平，日本对华北重新施加的压力也将进一步使南京的政治局面变得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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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如此。南京大学在1928—1949年称为中央大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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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英文与原文有些不符，现照录原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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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三章 华北的新危机：山海关、热河和《塘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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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整个下半年，关东军一直在策划进攻伪满洲国西南部的崎岖省份热河。溥仪的傀儡政府宣称对这个省份拥有主权。1932年7月17日，日本的飞机轰炸了热河的朝阳，并于8月21日占领了南凌。关东军的官员们竭力说服热河省主席、臭名昭著的腐败将军汤玉麟与其名义上的指挥官张学良决裂，做日本人的傀儡。东京政府推迟了对热河预期的占领，认为在李顿报告正在被讨论的时候，这种行动将损害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尽管如此，到了1932年12月，日本在日内瓦的败局已定，军队该上场了。斋藤内阁批准了对热河的征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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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最初的战斗不是发生在热河，而是发生在附近的山海关(1) ，这是具有战略地位的长城要隘，它坐落在天津至锦州铁路上，长城在此处延伸入海。山海关是按《辛丑条约》规定由日本人派兵驻守的华北12个地点之一。其他地区还包括天津、塘沽和滦州以及河北的一个港口城市秦皇岛，它处于山海关所在的铁路线以南仅几英里处。在这些地区，日本部队的总兵力很少（1932年有1650人），山海关的驻军被限定在300人。尽管如此，他们的存在为那些想挑起事端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进入河北省提供了便捷。中日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日本的驻军人少且已暴露。当地的指挥官很容易制造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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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当地的日本指挥官落合甚九郎想在这个战略要隘给中国军队制造麻烦。中国的领导人、张学良的部下何柱国将军指挥的第九旅，大约有9000人。何对日军的施压感到愤怒，山海关两支部队之间的关系很快紧张起来。中国人指责日本庇护日本和朝鲜的罪犯，尤其是走私者和毒品商人。1932年10月1日和12月8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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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何柱国拒绝了日本人的最后通牒时，1933年1月1日，日军向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第九旅顽强地战斗了3天，在放弃这座被摧毁的城市转移到热河上的新的防守阵线前，他们伤亡了数百人。中国军队的阵地已无法防守。日本人不仅控制了这座要隘以北位于伪满洲国的铁路，而且日本海军和在秦皇岛的驻军还控制了这座要隘以南的铁路。另外3000名日军在8架飞机和20辆坦克的援助下，参加了战斗。即使失败了，中国媒体也称赞第九旅的抵抗。例如，上海《新闻报》把这支部队比作十九路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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