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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宋子文和张学良造访热河省会承德。吉林省前主席、被张学良任命为热河战区指挥官的张作相，在该省率领着一支义勇军的朱庆澜，代表上海地方协会和其他抵抗团体的黄炎培，陪同着他们。(8) 汤玉麟加入了这支代表团，表面上保证予以顽强抵抗。在私下里，他要求如果对日开战，要“给他的部队”300万银圆。宋给了他30万银圆，汤大概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了。尽管汤要求资助，但他即使面对日本人确定无疑的进攻，对任何外部的军队进入他的领地也没有丝毫的热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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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宋表明了公开的抵抗态度。他们电告日内瓦的国联，宣布了中国在热河抵抗到底的决心。宋子文在北平告诉记者说：“热河地势重要，为华北门户，日军如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他强调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将同于南京被攻。”(10) 宋发表宣言号召东北军维护中国的民族荣誉，并宣布这个民族将紧跟在他们的身后。10万份文告被分送到了热河和河北士兵们的手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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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采取了行动。尽管汤玉麟对外人心存疑虑，但张还是把朱庆澜5个旅的义勇军派到了热河的凌源。黑龙江省前主席万福麟奉命派3万部队来防守热河。曾是冯玉祥老国民军一部分的孙殿英从西南的山西被调到了热河。与汤的3万部队加在一起，理论上，有10万名中国士兵在防守热河这个以地形崎岖并有利于防守而闻名的省份。张还加固了山海关—北方—河北防线，向秦皇岛、滦河地区派遣了部队，这些军队中许多人是老国民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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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进攻的前夜，南京和张学良似乎都完全致力于一场全力以赴的热河保卫战。但实际上，1933年2月的声明大体上只是一个幌子。南京和张学良均无法承担被认为不经抵抗就向日本交出另一个省份的责任，但他们谁也不愿做出真正的牺牲来拯救它。他们显然均认为对热河的防守毫无希望，延长抵抗只不过像是在激怒日本人。例如，张派遣素质最差和政治上最不可靠的部队——义勇军和黑龙江的部队——去迎击日军。他也不能因派遣由他的对手冯玉祥训练的老国民军参加战斗而受到赞扬。至于南京的援助，宋没有带来飞机和大炮，而只不过是数目平平的资金。直到热河沦陷，也没有中央军前去华北，尽管日本的进攻在好几个月前就被预见到了。南京的官员拒不承诺：如果日本发动进攻，或者宣战，或者中止外交关系（这两件事他们都没有做）。最为明显的是，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留在江西，并没有到北方去行使领导职能及在危机中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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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23日，日军发动了进攻。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向外交部长罗文干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热河是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2万名日军在伪满洲国伪军的配合下，从三个方向进入了该省。这场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场大溃败，比彻底投降更加可耻。汤玉麟、万福麟和朱庆澜的部队逐渐跑光了，经常甫一接战即行倒戈。而张任命的热河战区指挥官张作相从未敢离开过北平。中国军队惊慌而逃，在退却中进行抢劫，有些人还向日军出卖他们的武器。当抵抗发生之时，中国军队普遍缺乏组织；他们被大量地屠杀，伤亡了大约15000人。因为没有准备医疗设施，近4000名伤员不得不被抬到或是自己拖着身体赶到北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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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玉麟逃走了，他命令用240辆汽车和卡车把他的私人财物运出承德。他弃守了承德，导致一支仅有128人的日本军队在3月4日占领了这座省城。朱庆澜的部队表现得如此之差，张学良下令逮捕了他。张本人匆忙地把他的军队向北调到边境通道，不是去进攻日军，而是去解除热河逃军的武装，以阻止他们在河北境内抢劫。中国军队中有少数几个亮点。孙殿英将军的军队在3月9日向西撤退到察哈尔的多伦以前，进行了猛烈的抵抗。不过，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内，一个742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加在一起的面积）的热河省的沦陷，是最高指挥的一个灾难。它对早期张学良和宋子文关于在热河抵抗到底的宣言是一个讽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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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的溃败使得张学良的辞职在所难免。他的无能以及混乱的防守部署激起了各个政治派别的中国人的愤怒。北平知识界的领袖公开地抨击他。地理学家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给张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下台，这次行动得到了包括胡适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内的其他几个人的支持。(14) 甚至在张的东北军中，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也已蔓延开来。热河的耻辱要求有一只替罪羊，而张是一个最容易下手的目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外一种逼张辞职的巨大压力来自张失败的受益者日本人。许多关东军首领认为他对前东北军的指挥成了中国承认伪满洲国的障碍，他们强烈地要求把他赶走。似乎只有张的辞职才能阻止日军的进一步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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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政治舞台是各种势力达成的微妙平衡，像张学良这样关键角色的离去，势必将导致平衡被剧烈改变。3年来，北方的军事政治一直在1930年中原大战的阴影中运作。那场有着25万人伤亡的战争，夺去了比随后与日本人发生的冲突更多的生命。这使得勉强战胜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蒋介石，只得依赖张学良的支持。到了1933年春，联盟开始改变了。自“九一八事变”至热河沦陷的19个月中，张学良的势力急剧地衰落。与此同时，冯—阎联盟的卷土重来也变得更加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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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春，冯玉祥曾试图东山再起，承担了一个坚定的抗日领袖的角色。但他的尝试（在后文中将要进行详细的分析）失败了，这使得他与阎分道扬镳。后者一向保守，他最为关心的是保护他在山西的地方基础。他对于加入省外的军事行动非常谨慎（如1930年的战争）。日军迅速占领热河，使阎感到了严重的威胁。日本的极端主义者抛出了一个新的蒙古傀儡国，一场日军从热河向西推进到察哈尔和绥远省的攻势，似乎如箭在弦。由于均处于桑干河盆地，山西东北部极易遭到来自察哈尔南部的攻击。绥远（山西以北）由阎的部下傅作义驻守，该省的铁矿是太原兵工厂的原料来源。热河的失守还损害了阎的财政基础，因为该省过去一直是山西票号和商人的一个据点。(15) 因而，阎担心日本人攻入他的地盘，无法接受冯有些莽撞的做法。随着张学良威胁的减小，阎准备与蒋介石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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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的观点来看，北方的剧变既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危险。随着张学良的辞职和冯基础的削弱，蒋有了在北方扩张权力的机会。实际上，民意要求他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与此同时，风险也是巨大的。任何中央军进入北方的大规模行动都可能激起一场日军的全面进攻，南京将因此受到再次失败的指责。北方军事首领也忌恨南方对其所有统治权进行大的改变。最后，这样的战略将制约“剿共”的战争。因此，在山海关—热河之战失败后，蒋的行动非常谨慎。南京在北方扮演一种温和的角色，试图消除那些指责其放弃这个地区的人们的批评；但南京的影响和控制将受到限制，以防止对抗日本人。它竭力结束战争并筹划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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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蒋介石不得不前往北方。他在3月6日即日军占领承德的两天后离开了南昌的“剿匪”司令部。蒋故意在北平做了短暂的逗留，并在古都的正南方保定设立了行营。他在3月10日会见了张学良；次日，宣布张辞职。南京的国防部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北方军队的指挥官。前东北军被重新组织在它的4名将领万福麟、何柱国、于学忠和王树常的指挥下。一支数量适中（两个师）的中央军被北调到河北。作为北方新的指挥官，何应钦试图缓和与日本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命令何柱国从接近山海关的热河向南撤退到滦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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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行到石家庄，3月11日他在这里会见了阎锡山。两位领导人表示要埋葬过去的分歧，在面对民族危机之时共同合作。蒋和阎基本上不是亲密的同道，但建立了一种工作关系。蒋与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关系处理得较差，3月20日他在保定接见了韩。韩对蒋进入北方的行动怀有疑忌，他似乎宁愿向日本人妥协。蒋也完全不满与陕西军事将领杨虎城之间的争论。后来参与西安事变的杨是冯玉祥的前部下，但在北方联盟的战争中，由于其重要地位，杨帮助了南京。他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使得他与蒋介石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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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重点关注军事领袖们，但他也介意北方的“民意”。因此，他在保定接见了几位北平的知识界领袖，其中包括胡适、丁文江和另一位地理学家翁文灏，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以平息这次危机。3月24日，蒋象征性地到北平做了一天的旅行，然后返回南方，把防守河北的责任留给了何应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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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汪精卫中断了去欧洲的“疗养”旅行，于3月17日回到中国，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张学良的攻击非常正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本人于4月11日踏上了海外之旅。在张大伤颜面和蒋承受压力之时，汪察觉到了一个新的政治机遇。在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于1933年3月30日重新就任行政院长的职务。(18) 因而，日本新一轮的进攻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旋转木马，赶走了某些角色，并为其他角色创造了契机。不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还是在地方领导人中，势力再次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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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对热河危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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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海关和热河战事的整个过程中，各种团体呼吁南京采取更加积极的抗日态度。蒋介石继续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军队留在华中地区，他本人则继续留在江西。批评者们指责蒋作为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应该率领他的军队到北方去守卫中国的领土，因为北方的军事首领不能或是不愿这样做。蒋在3月热河沦陷后短暂的保定之行，也没有让这些批评者们停息下来。他在战事解决以前就已匆匆离去。日军向古北口和喜峰口（两个处于长城与热河边界相交叉的战略关隘）进逼，新增的日军开始抵达山海关—秦皇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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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分裂者们依旧是对蒋最严厉的批评者，猛烈地抨击他的每一次作为（或是不作为）。胡汉民谴责说：“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他〕藉口赣共猖獗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则全国之兵，不下二百万，难道要全都齐集江西，为‘剿共’之用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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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其他同胞批评蒋推迟去北方。“至三月一日前方非常紧急，多数要隘已入日手，而蒋尚安坐南昌，不调一兵一卒北上援热。”当他到北方来时，这“亦并非去抗日，乃是去……胁张辞职，而接收其政军两权！故始则逗留石家庄保定之间，不敢前进一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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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刊物满是虚张声势和夸夸其谈。1933年3月的《青年军人》写道：“只有战争才能恢复失去的东北和热河的失地……我们的青年军人勇敢、有热血，不畏死、不爱钱……我们认为南京政府容忍日本侵略的政策只不过是葬送民族的政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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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对蒋的批评也许是出于政治考量，可不予考虑，当一个人远离前线数百英里的时候，他肯定很轻易地主战。不过其他许多人也加入了要求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呐喊中（在南京审查的限度之内）。像上海第五军的总指挥及蒋的嫡系张治中在山海关事变后呼吁抵抗：“日本……现又侵占榆关，急图攻热，形势益趋严重。这个问题，绝不是什么外交方式，和平手段可以解决得了的。只有在战场上去求解决，拿我们的铁和血来与敌人争最后的胜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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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专栏作家杨公达在《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回应了这种情绪。“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容忍的阶段。没有人可以来讨论和平的逻辑。任何对和平的渴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战斗，并且我们要求一场全面的搏杀。我们欢迎凶残的日军进行全面的动员来与我们战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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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呼吁也来自国民党中的左翼。依然受到许多人敬仰的宋庆龄，在3月公开要求至少把80％的中国军人向北派到前线。她警告说：“榆关已失，平津震动。”(24) 5月，在日本军队进一步推进后，她写道：“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人和任何其他帝国主义。蒋介石政府扼杀了这种抵抗……‘长期抵抗’的言辞无法再掩盖叛国、怯懦和不抵抗的事实，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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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均呼吁蒋介石抗击日本人，来保卫北平和天津。许多撰稿者专门挑战蒋，让他放弃“剿共”战争，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使得所有的力量都能用于对外战争。自由派专栏作家孟长泳写道：“目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将军，实际上是唯一一位能够赢得这个国家所有将军们的尊敬的人，并且也是唯一一位能够指挥在北方行动的人，却仍然在江西指导所谓的‘剿共’战役……不曾有一个师的兵力被派到北方，而仅仅让‘义勇军们’去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战斗。”孟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利用这种势态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包括共产党，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抵抗外国的入侵……政府唯一的选择是停止‘剿共’战争，而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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