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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的观点来看，北方的剧变既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危险。随着张学良的辞职和冯基础的削弱，蒋有了在北方扩张权力的机会。实际上，民意要求他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与此同时，风险也是巨大的。任何中央军进入北方的大规模行动都可能激起一场日军的全面进攻，南京将因此受到再次失败的指责。北方军事首领也忌恨南方对其所有统治权进行大的改变。最后，这样的战略将制约“剿共”的战争。因此，在山海关—热河之战失败后，蒋的行动非常谨慎。南京在北方扮演一种温和的角色，试图消除那些指责其放弃这个地区的人们的批评；但南京的影响和控制将受到限制，以防止对抗日本人。它竭力结束战争并筹划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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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蒋介石不得不前往北方。他在3月6日即日军占领承德的两天后离开了南昌的“剿匪”司令部。蒋故意在北平做了短暂的逗留，并在古都的正南方保定设立了行营。他在3月10日会见了张学良；次日，宣布张辞职。南京的国防部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北方军队的指挥官。前东北军被重新组织在它的4名将领万福麟、何柱国、于学忠和王树常的指挥下。一支数量适中（两个师）的中央军被北调到河北。作为北方新的指挥官，何应钦试图缓和与日本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命令何柱国从接近山海关的热河向南撤退到滦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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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南行到石家庄，3月11日他在这里会见了阎锡山。两位领导人表示要埋葬过去的分歧，在面对民族危机之时共同合作。蒋和阎基本上不是亲密的同道，但建立了一种工作关系。蒋与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关系处理得较差，3月20日他在保定接见了韩。韩对蒋进入北方的行动怀有疑忌，他似乎宁愿向日本人妥协。蒋也完全不满与陕西军事将领杨虎城之间的争论。后来参与西安事变的杨是冯玉祥的前部下，但在北方联盟的战争中，由于其重要地位，杨帮助了南京。他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使得他与蒋介石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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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重点关注军事领袖们，但他也介意北方的“民意”。因此，他在保定接见了几位北平的知识界领袖，其中包括胡适、丁文江和另一位地理学家翁文灏，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以平息这次危机。3月24日，蒋象征性地到北平做了一天的旅行，然后返回南方，把防守河北的责任留给了何应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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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汪精卫中断了去欧洲的“疗养”旅行，于3月17日回到中国，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张学良的攻击非常正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本人于4月11日踏上了海外之旅。在张大伤颜面和蒋承受压力之时，汪察觉到了一个新的政治机遇。在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于1933年3月30日重新就任行政院长的职务。(18) 因而，日本新一轮的进攻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旋转木马，赶走了某些角色，并为其他角色创造了契机。不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还是在地方领导人中，势力再次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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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对热河危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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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海关和热河战事的整个过程中，各种团体呼吁南京采取更加积极的抗日态度。蒋介石继续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军队留在华中地区，他本人则继续留在江西。批评者们指责蒋作为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应该率领他的军队到北方去守卫中国的领土，因为北方的军事首领不能或是不愿这样做。蒋在3月热河沦陷后短暂的保定之行，也没有让这些批评者们停息下来。他在战事解决以前就已匆匆离去。日军向古北口和喜峰口（两个处于长城与热河边界相交叉的战略关隘）进逼，新增的日军开始抵达山海关—秦皇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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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分裂者们依旧是对蒋最严厉的批评者，猛烈地抨击他的每一次作为（或是不作为）。胡汉民谴责说：“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他〕藉口赣共猖獗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则全国之兵，不下二百万，难道要全都齐集江西，为‘剿共’之用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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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其他同胞批评蒋推迟去北方。“至三月一日前方非常紧急，多数要隘已入日手，而蒋尚安坐南昌，不调一兵一卒北上援热。”当他到北方来时，这“亦并非去抗日，乃是去……胁张辞职，而接收其政军两权！故始则逗留石家庄保定之间，不敢前进一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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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刊物满是虚张声势和夸夸其谈。1933年3月的《青年军人》写道：“只有战争才能恢复失去的东北和热河的失地……我们的青年军人勇敢、有热血，不畏死、不爱钱……我们认为南京政府容忍日本侵略的政策只不过是葬送民族的政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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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对蒋的批评也许是出于政治考量，可不予考虑，当一个人远离前线数百英里的时候，他肯定很轻易地主战。不过其他许多人也加入了要求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呐喊中（在南京审查的限度之内）。像上海第五军的总指挥及蒋的嫡系张治中在山海关事变后呼吁抵抗：“日本……现又侵占榆关，急图攻热，形势益趋严重。这个问题，绝不是什么外交方式，和平手段可以解决得了的。只有在战场上去求解决，拿我们的铁和血来与敌人争最后的胜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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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专栏作家杨公达在《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回应了这种情绪。“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容忍的阶段。没有人可以来讨论和平的逻辑。任何对和平的渴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战斗，并且我们要求一场全面的搏杀。我们欢迎凶残的日军进行全面的动员来与我们战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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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呼吁也来自国民党中的左翼。依然受到许多人敬仰的宋庆龄，在3月公开要求至少把80％的中国军人向北派到前线。她警告说：“榆关已失，平津震动。”(24) 5月，在日本军队进一步推进后，她写道：“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人和任何其他帝国主义。蒋介石政府扼杀了这种抵抗……‘长期抵抗’的言辞无法再掩盖叛国、怯懦和不抵抗的事实，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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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均呼吁蒋介石抗击日本人，来保卫北平和天津。许多撰稿者专门挑战蒋，让他放弃“剿共”战争，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使得所有的力量都能用于对外战争。自由派专栏作家孟长泳写道：“目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将军，实际上是唯一一位能够赢得这个国家所有将军们的尊敬的人，并且也是唯一一位能够指挥在北方行动的人，却仍然在江西指导所谓的‘剿共’战役……不曾有一个师的兵力被派到北方，而仅仅让‘义勇军们’去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战斗。”孟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利用这种势态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包括共产党，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抵抗外国的入侵……政府唯一的选择是停止‘剿共’战争，而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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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像丁文江和蒋廷黻这些在前期就告诫抗日艰巨性的北平知识界领袖们，也开始批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1月，丁发表文章力劝蒋通过与胡汉民修好，并与军事人物阎锡山和冯玉祥合作，来团结中国的所有派系。最为关键的是，蒋应该立即与共产党停战，并把中央军调到北方。如果有必要，南京应该与莫斯科接触，并达成一项协议，在这项协议下，第三国际将强迫中共接受停战。丁认为，最重要的是，蒋必须领导一个统一国家的防御。(27) 蒋廷黻支持丁的观点，甚至认为蒋的办法是适得其反。他指出“剿匪”本身在农村地区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实际上是驱赶农民投向共产党，所以蒋的“先安内”政策一无所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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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同样表示了对热河溃败的失望。尽管冷静地讨论了直接的崩溃原因——东北军的粗散状况、汤玉麟的腐败和张学良的无能，但胡没有为蒋辩白。胡认为：“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29) 因而，对蒋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保守派、左派、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他的政治对手。所有人都呼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抵抗日本新一轮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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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批评和危机，但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4月6日，蒋给他的军事将领们发了一份总的电报，宣布他已回到了南昌来指挥“剿共”战役，并为他的“先安内”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辩护。蒋重申：“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30) 4月10日，蒋在南昌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重复了这些观点，谴责那些要求在共产党的问题得到解决前在北方进行抵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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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返回南昌以及他对“先安内”的重新申述，引发了南方分裂者们新一轮的抗议。广东想让蒋的处境越发难堪，把蔡廷锴任命为名义上职位很高的粤赣闽抗日军队总司令。南方领导人誓言通过蒋的区域——如果有必要，就与蒋开战——北上抗日前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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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担任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1933年4月17日在一次答复广东的谈话中为蒋做了辩护：“关于蒋介石总司令最近在南昌的讲话，丝毫不应被视为蒋总司令不想抗日。”相反，他认为：“他的意思是那些抗日的部队与那些‘剿共’的部队都是为国服务，并且他们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剿共”的部队被派往北方抗日，汪警告说：“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将扩展其影响。这才是蒋总司令真正的意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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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继续为其政策辩护，大概是担心在他军队内部产生不满。1933年5月8日在南昌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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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的“土匪”，也就在这个严重情势之下，藉日本帝国主义炮火间接的掩护，竟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如从事实牵连的关系来说，日本的侵略，就是“土匪”所招致的。所以我们要抵抗日本，就先要消灭这个祸根的“土匪”。……日本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毒疮，“土匪”捣乱是内发的。……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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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明确地表示不改变其“先安内”政策的意向，但意识到了在充满怀疑声音的中国推销其政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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