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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政治支持和解放察哈尔省的成就，但冯东山再起的尝试并不顺利。来自南京和东京的联合压力，加上冯的财政支绌，迫使他在8月6日辞职。南方的支持者们没有提供资金，且冯从未得到宋哲元或孙殿英的配合。在他刚宣布组建这支军队时，南京的反冯斗争就开始了。政府发起了宣传攻势，把冯的举动说成是非法的和叛变的行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媒体还搞到了冯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故事。据这个故事说，物资和资金通过蒙古大量涌入，张家口到处都是亲共的传单和海报。这些报道暗示：莫斯科的意图是双重的，要把张家口建成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基地并减轻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压力。没有证据证明真的有过任何这样的支持，但冯早年与共产党的关系增加了这些报道的可信度。源于南京的另外的谣言明确地说冯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特工，还从日本人那里获得资助。这些报道指出，关东军想挑起一场叛乱作为占领察哈尔的借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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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对南京指责冯仅仅是利用日本问题来反叛南京的说法，给予了更加全面的报道。特别是在收复多伦以前，即使是赞成抗战的学者也怀疑冯的动机。专栏作家汪仲芳写道：“冯总司令目前的举动不能说是针对日本的侵略，而是针对南京政府……作为一名机会主义者，他以北方停战为借口，心中怀有一个预谋颠覆南京政府的计划。”(19) 《时代公论》发表社论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20个月的抗战中，冯未动过一根手指，他现在的行为不是抗日，而是抗拒中央权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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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解放多伦，使他的举动越来越为人们所信任，并使南京的举措更加困难。在人们的责问下，汪精卫承认收复多伦是一件“好事”，但却贬低其重要意义。汪认为，那座城市仅由伪军而非日军防守。收复沦陷四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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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冯的举动可能会演变成不可阻遏的政治和军事冲击力，1933年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会商，并于7月28日联名给冯发去一封电报，概述了政府的态度。电文嘱咐冯不要搞出任何把察哈尔从中央政权分裂出去的名称或文告，不要破坏中央政府的防守计划，不要在那里利用共产党来煽起“赤祸”。如果冯能予以合作，电报保证“中央政府也将准备与他一起担负重任并肯定考虑他的利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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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悄悄地给冯直接施加了更多的压力。7月末，他们在平绥铁路上设置了一处路障，阻断了张家口从外界获取物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的指挥官何应钦把总数为6万人的中央军调到在北平西北铁路线50英里远的南口，以便威慑冯。何和冯的部队仍然被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所隔开。为确保在此问题上进行合作，南京送给孙10万银圆（他曾要求45万银圆），因而冯无法获得孙的支持。南京还设法获得冯在1930年的盟友阎锡山的支持。如前文所述，阎在这次事件中非常谨慎地对待日本人，并保持着中立。阎的态度极为关键，因为他的部下傅作义控制着察哈尔以西的绥远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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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从东边进攻察哈尔，似乎在与南京一起给冯施加压力。一支日本—伪满洲国的部队于8月1日到达多伦，并于8月13日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冯面临的军事的、政治的和财政的各种压力急剧增加。黄郛和宋哲元均在私下劝他退让。8月6日，冯辞去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并回到了他在山东泰山的山地疗养处。冯在张家口把权力移交给宋哲元。像方振武、吉鸿昌和刘桂堂这些抗日同盟军中的著名将领，坚持了好几个星期，直到被伪满洲国和何应钦军队的联合进攻所打败。孙殿英最终向西而去，但次年他加入了在宁夏的一场内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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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冯的出局，日军很快重新占领了察哈尔东部地区。尽管北平政务委员会呼吁东京“按照《塘沽协定》的精神”撤出该地区，但关东军当局对这些请求不予理会。包括大约5600平方英里领土、并包括多伦在内的察哈尔地区被划作伪满洲国的一个“特区”。日本人在多伦修建了一个机场，该地区成了关东军激进分子进行组织伪蒙运动的中心。尽管如此，东京的温和派还能够阻止极端分子向张家口推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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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了。不过，1933年夏南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说明它担心这个运动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冯对失地的收复与南京的绥靖政策相比较，是一件令南京难堪的事。这件事的结局似乎是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共同战斗，让中国的土地重新回到了日本的统治之下，并且，何应钦用来胁迫冯的中央军，看上去比他能够用来对付日本人的中央军要多得多。例如，《中国评论》把华北官员们在大连会议上对日的软弱态度，与他们动用军队反冯的意志直接进行比较：“就在我们军事当局的代表们签订了那份把相当一部分地区让给日本人的协定后不久，据报道，该当局已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来对付冯玉祥领导下的、企图在那里抗日的察哈尔忠诚的中国军队。把这两种行为放在一起，在关于公开的抗日问题上应该使我们毫无疑问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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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冯一直未能消除人们对其动机的猜测，即他更多的是出于私心而非爱国。尽管南京的外交政策不受欢迎，但没有人能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政府，同时又不显得是在破坏民族团结。最终，冯需要其支持的关键军事将领没有一个集结到其麾下。北方的军事将领——阎锡山、宋哲元和孙殿英——都意识到，如果冯坚持下去，日本人将发动一场更大的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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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另一个关键的军事人物韩复榘显得极不愿意向日本人发起挑战。日本人在他的山东“独立王国”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塘沽协定》签订前的几个星期里，韩显然与日本人达成了如果日军进攻平津或是华北其他地区，他将保持中立的谅解。作为回报，日军同意放过山东。韩继续保持着反蒋亲日的倾向，直到1937年，他还在镇压抗日组织和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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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问题与南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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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州的南方国民党领导人与南京蒋介石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分歧，给这一时期蒙上了一层阴影。争执周而复始地会濒临兵戈相见的境地。意识到《塘沽协定》的不得人心（可能是发自内心地被蒋的不抵抗政策所激怒），1933年春，南方领导人再次向南京发起挑战，甚至在面对日本人的挑衅时，引发了内战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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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方领导人一直在逼蒋北上，并要求允许南方军队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以下令南方军队加入“剿共”战争并支持“先安内”政策进行报复。例如，当1933年3月蒋赴保定时，他打电报给广东强人陈济棠，指责他在蒋不在时，要对共产党问题负全部责任。其时，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企图在广东营造积极抗日的氛围，并任命蔡廷锴为南方抗日军队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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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北方的停战谈判进展迅速，南方领导人加大了他们的政治压力，扬言拒绝任何停战协定，并派遣他们的军队经蒋的地盘北上。1933年5月21日，粤军进入湖南，并与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士兵发生了冲突。作为一个旧式军阀，何充当了广东与南京之间的缓冲器，但他在这种形势下，似乎支持蒋。其间，谣言四起，说广东将加入一个由冯玉祥和韩复榘结成的反蒋联盟；而南京的消息说，广东的挑衅，再加上共产党的威胁，使得与日本人的停战成为必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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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蒋介石消除了来自广东的威胁。他在北方打败了冯玉祥，扼杀了一次南北联盟的会谈。另外，1933年5月南方与南京之间的敌意基本上全部爆发出来之后，形势变得非常清楚，如果广东进攻湖南省并在南方引起一场内战，日本将是这种局面明显的受益者。人们对广东抗日言辞的信任将化为乌有。然而，蒋关键性的胜利在于分化他的对手，这是他擅长的一种策略。《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蒋显然增加了付给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月费，从每月的30万银圆增加到60万银圆。这些补助金的表面目的是资助广东加入“剿共”战争。这件事之后，陈降低了他的反蒋调子，并阻止了以抗日为借口的对北方的任何攻击。其时，广西领导人有意在这个时候重建他们的根据地，且没有采取任何广东不予支持的超过省界的主动行动。因而，随着粤系和桂系的沉寂，在南方军队中，福建似乎要独自以这个问题向南京发难。南方政权的政治要人胡汉民留在了香港，无力改变这种局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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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领导人的领导无方让蒋介石坐收其利。尽管他们依然坚定地反对蒋及其不抵抗政策，但福建将领不能确保广东的支持——这是反蒋兵变获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当1932年离开中国的陈铭枢于1933年5月从海外回来时，他几乎没有与广东有过任何合作，且他与陈济棠的关系依然紧张；以前他们曾为争夺广东的权力而成为对手。1933年末，随着福建事变走向戏剧性的高潮，陈铭枢也重新努力创立一个第三党，且进一步加剧了与南方阵营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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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季和秋初，福建的宣传不断地强调日本问题，并唤起了十九路军在上海立场的遗风。福建抗拒蒋的“先安内”政策，但赞成胡汉民的在同一时间既要打击日本又要打击共产党的政策。蔡廷锴主编的《挺进》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目前的仇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就是抗日和‘剿匪’。”不过，后来福建领导人与江西苏维埃政府商谈了停火。(30) “九一八事变”的两周年纪念日，为福建提供了一个新的攻击蒋介石的机会。《挺进》写道：“去年纪念‘九一八’，还只悲痛东三省的丧失；今年纪念，又加上了热河一省的沦亡。世界上占最多数人口和占最广大疆土的国家，竟被一个小小的岛国，迭次的侮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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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0日，福建领导人正式宣布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旧的国民党旗帜被撕毁并被替换，孙中山的画像从公共建筑上被撤走。反叛者引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塘沽协定》，作为必须推翻南京的关键因素。宣言中宣布：“要救国，我们必须推翻南京政府，它在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时不去支持它，它已经出卖了热河和华北，并阻止所有地方军队增援华北的军队。”(32) 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包括曾是冯玉祥在察哈尔的抗日运动的成员方振武和吉鸿昌，曾担任过孙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曾被蒋介石拘留过的桂系成员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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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劳逸对福建事变的灰飞烟灭已做了透彻的分析，此处无须详加叙述。反叛者以一个虚弱的基础发难——福建是一个穷省，不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资金。苛重的税收和省际敌对状态，使福建人口与广东大部分军队疏远开来。反叛者坚决拒斥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基本原则，使他们孤立于中国其他的反蒋势力，并挫伤了十九路军的士气，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反叛很冷漠。(33) 即使发表过犀利的谴责国民党军事统治和抨击蒋介石亲日政策的胡汉民也断言，中国必须依靠并尊崇国民党。他劝告其读者既要反对反党的福建叛乱者，也要反对卖国和独裁的南京政权。甚至在福建，不少其他的南方领导人也赞同胡的态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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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再一次遏止了其他地方领导人加入福建的反叛中——这是消除叛乱的关键因素。蒋再次确保陈济棠的支持，可能是因为提供了多达1500万银圆的贿赂。福建领导人也与几个北方集团联系加入反蒋叛乱之事，至少阎锡山曾向冯玉祥和韩复榘进行过试探。河北省主席和东北军司令于学忠显然也对这件事做过考虑。归根结底，黄郛与何应钦能够在北方维持住局面。黄电告蒋和汪精卫，他将试图阻止运动的蔓延。例如，黄通过韩复榘送给了冯玉祥私人“开销费用”2万银圆，以确保冯继续在泰山休养（冯显然拒绝了这笔钱）。没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与福建一起采取行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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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还策划了一场宣传攻势使人们不相信福建，如同对付冯玉祥的办法一样。谣言开始流传，说福建反叛者是由日本人支持和煽动的，日本人派来了军事顾问，增加了借款，并越过南京设置的海军障碍送来了物资。据易劳逸的研究，大部分这样的指责可能纯属宣传，尽管有某些迹象显示日本人确曾向反叛者提供过支持。当然，日本人这样的干预是司空见惯之事，并且，肯定会从中国的一场全面内战中获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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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结局来得既快速又突然。在12月底经过对福州的轰炸后，南京在1934年1月的前两周迅速地在地面战中击垮了福建军队，叛乱结束了。蒋的批评者们谴责他在调动军队平定国内的争端中，与对日本的极度小心相比，准备得非常充分。(37) 尽管如此，结果是蒋介石获得了胜利，他削弱了反对其政权和对日政策的南方对手。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问题本身使蒋坐收其利。尽管福建对蒋发起了攻击，但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一场战争只会有助于日本。易劳逸总结说：“〔当〕中国人讨厌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更仇恨日本人。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一个革命新阶段的剧变将会招致日本的进一步入侵。甚至大多数的军阀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国家的存亡。因而，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日本的威胁可能是蒋介石的政权为什么能在1931—1934年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38) 胡适同样指出，这不是内斗的时候，而是民族团结的时候。反叛者呼吁抵抗和救国，但却使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进一步分裂。胡认为这显然是一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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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闹剧对许多拼命寻求抗日的中国人在心理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十九路军将领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所选择的错误时间以及对反叛糟糕的构想，再加上他们拒斥孙中山的遗产，损害了他们的英雄形象，使许多把他们看作救国斗士的人感到失望。就像胡适评论的那样，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旅途中，不论什么时候到中国人开设的店铺，即使是最简陋的洗衣房，总是有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的画像。胡悲叹道，而福建事变让他尤感悲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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