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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了。不过，1933年夏南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说明它担心这个运动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冯对失地的收复与南京的绥靖政策相比较，是一件令南京难堪的事。这件事的结局似乎是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共同战斗，让中国的土地重新回到了日本的统治之下，并且，何应钦用来胁迫冯的中央军，看上去比他能够用来对付日本人的中央军要多得多。例如，《中国评论》把华北官员们在大连会议上对日的软弱态度，与他们动用军队反冯的意志直接进行比较：“就在我们军事当局的代表们签订了那份把相当一部分地区让给日本人的协定后不久，据报道，该当局已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来对付冯玉祥领导下的、企图在那里抗日的察哈尔忠诚的中国军队。把这两种行为放在一起，在关于公开的抗日问题上应该使我们毫无疑问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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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冯一直未能消除人们对其动机的猜测，即他更多的是出于私心而非爱国。尽管南京的外交政策不受欢迎，但没有人能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政府，同时又不显得是在破坏民族团结。最终，冯需要其支持的关键军事将领没有一个集结到其麾下。北方的军事将领——阎锡山、宋哲元和孙殿英——都意识到，如果冯坚持下去，日本人将发动一场更大的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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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另一个关键的军事人物韩复榘显得极不愿意向日本人发起挑战。日本人在他的山东“独立王国”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塘沽协定》签订前的几个星期里，韩显然与日本人达成了如果日军进攻平津或是华北其他地区，他将保持中立的谅解。作为回报，日军同意放过山东。韩继续保持着反蒋亲日的倾向，直到1937年，他还在镇压抗日组织和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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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问题与南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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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州的南方国民党领导人与南京蒋介石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分歧，给这一时期蒙上了一层阴影。争执周而复始地会濒临兵戈相见的境地。意识到《塘沽协定》的不得人心（可能是发自内心地被蒋的不抵抗政策所激怒），1933年春，南方领导人再次向南京发起挑战，甚至在面对日本人的挑衅时，引发了内战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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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方领导人一直在逼蒋北上，并要求允许南方军队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以下令南方军队加入“剿共”战争并支持“先安内”政策进行报复。例如，当1933年3月蒋赴保定时，他打电报给广东强人陈济棠，指责他在蒋不在时，要对共产党问题负全部责任。其时，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企图在广东营造积极抗日的氛围，并任命蔡廷锴为南方抗日军队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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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北方的停战谈判进展迅速，南方领导人加大了他们的政治压力，扬言拒绝任何停战协定，并派遣他们的军队经蒋的地盘北上。1933年5月21日，粤军进入湖南，并与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士兵发生了冲突。作为一个旧式军阀，何充当了广东与南京之间的缓冲器，但他在这种形势下，似乎支持蒋。其间，谣言四起，说广东将加入一个由冯玉祥和韩复榘结成的反蒋联盟；而南京的消息说，广东的挑衅，再加上共产党的威胁，使得与日本人的停战成为必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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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蒋介石消除了来自广东的威胁。他在北方打败了冯玉祥，扼杀了一次南北联盟的会谈。另外，1933年5月南方与南京之间的敌意基本上全部爆发出来之后，形势变得非常清楚，如果广东进攻湖南省并在南方引起一场内战，日本将是这种局面明显的受益者。人们对广东抗日言辞的信任将化为乌有。然而，蒋关键性的胜利在于分化他的对手，这是他擅长的一种策略。《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蒋显然增加了付给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月费，从每月的30万银圆增加到60万银圆。这些补助金的表面目的是资助广东加入“剿共”战争。这件事之后，陈降低了他的反蒋调子，并阻止了以抗日为借口的对北方的任何攻击。其时，广西领导人有意在这个时候重建他们的根据地，且没有采取任何广东不予支持的超过省界的主动行动。因而，随着粤系和桂系的沉寂，在南方军队中，福建似乎要独自以这个问题向南京发难。南方政权的政治要人胡汉民留在了香港，无力改变这种局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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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领导人的领导无方让蒋介石坐收其利。尽管他们依然坚定地反对蒋及其不抵抗政策，但福建将领不能确保广东的支持——这是反蒋兵变获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当1932年离开中国的陈铭枢于1933年5月从海外回来时，他几乎没有与广东有过任何合作，且他与陈济棠的关系依然紧张；以前他们曾为争夺广东的权力而成为对手。1933年末，随着福建事变走向戏剧性的高潮，陈铭枢也重新努力创立一个第三党，且进一步加剧了与南方阵营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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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季和秋初，福建的宣传不断地强调日本问题，并唤起了十九路军在上海立场的遗风。福建抗拒蒋的“先安内”政策，但赞成胡汉民的在同一时间既要打击日本又要打击共产党的政策。蔡廷锴主编的《挺进》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目前的仇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就是抗日和‘剿匪’。”不过，后来福建领导人与江西苏维埃政府商谈了停火。(30) “九一八事变”的两周年纪念日，为福建提供了一个新的攻击蒋介石的机会。《挺进》写道：“去年纪念‘九一八’，还只悲痛东三省的丧失；今年纪念，又加上了热河一省的沦亡。世界上占最多数人口和占最广大疆土的国家，竟被一个小小的岛国，迭次的侮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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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0日，福建领导人正式宣布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旧的国民党旗帜被撕毁并被替换，孙中山的画像从公共建筑上被撤走。反叛者引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塘沽协定》，作为必须推翻南京的关键因素。宣言中宣布：“要救国，我们必须推翻南京政府，它在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时不去支持它，它已经出卖了热河和华北，并阻止所有地方军队增援华北的军队。”(32) 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包括曾是冯玉祥在察哈尔的抗日运动的成员方振武和吉鸿昌，曾担任过孙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曾被蒋介石拘留过的桂系成员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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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劳逸对福建事变的灰飞烟灭已做了透彻的分析，此处无须详加叙述。反叛者以一个虚弱的基础发难——福建是一个穷省，不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资金。苛重的税收和省际敌对状态，使福建人口与广东大部分军队疏远开来。反叛者坚决拒斥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基本原则，使他们孤立于中国其他的反蒋势力，并挫伤了十九路军的士气，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反叛很冷漠。(33) 即使发表过犀利的谴责国民党军事统治和抨击蒋介石亲日政策的胡汉民也断言，中国必须依靠并尊崇国民党。他劝告其读者既要反对反党的福建叛乱者，也要反对卖国和独裁的南京政权。甚至在福建，不少其他的南方领导人也赞同胡的态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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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再一次遏止了其他地方领导人加入福建的反叛中——这是消除叛乱的关键因素。蒋再次确保陈济棠的支持，可能是因为提供了多达1500万银圆的贿赂。福建领导人也与几个北方集团联系加入反蒋叛乱之事，至少阎锡山曾向冯玉祥和韩复榘进行过试探。河北省主席和东北军司令于学忠显然也对这件事做过考虑。归根结底，黄郛与何应钦能够在北方维持住局面。黄电告蒋和汪精卫，他将试图阻止运动的蔓延。例如，黄通过韩复榘送给了冯玉祥私人“开销费用”2万银圆，以确保冯继续在泰山休养（冯显然拒绝了这笔钱）。没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与福建一起采取行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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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还策划了一场宣传攻势使人们不相信福建，如同对付冯玉祥的办法一样。谣言开始流传，说福建反叛者是由日本人支持和煽动的，日本人派来了军事顾问，增加了借款，并越过南京设置的海军障碍送来了物资。据易劳逸的研究，大部分这样的指责可能纯属宣传，尽管有某些迹象显示日本人确曾向反叛者提供过支持。当然，日本人这样的干预是司空见惯之事，并且，肯定会从中国的一场全面内战中获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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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结局来得既快速又突然。在12月底经过对福州的轰炸后，南京在1934年1月的前两周迅速地在地面战中击垮了福建军队，叛乱结束了。蒋的批评者们谴责他在调动军队平定国内的争端中，与对日本的极度小心相比，准备得非常充分。(37) 尽管如此，结果是蒋介石获得了胜利，他削弱了反对其政权和对日政策的南方对手。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问题本身使蒋坐收其利。尽管福建对蒋发起了攻击，但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一场战争只会有助于日本。易劳逸总结说：“〔当〕中国人讨厌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更仇恨日本人。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一个革命新阶段的剧变将会招致日本的进一步入侵。甚至大多数的军阀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国家的存亡。因而，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日本的威胁可能是蒋介石的政权为什么能在1931—1934年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38) 胡适同样指出，这不是内斗的时候，而是民族团结的时候。反叛者呼吁抵抗和救国，但却使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进一步分裂。胡认为这显然是一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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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闹剧对许多拼命寻求抗日的中国人在心理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十九路军将领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所选择的错误时间以及对反叛糟糕的构想，再加上他们拒斥孙中山的遗产，损害了他们的英雄形象，使许多把他们看作救国斗士的人感到失望。就像胡适评论的那样，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旅途中，不论什么时候到中国人开设的店铺，即使是最简陋的洗衣房，总是有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的画像。胡悲叹道，而福建事变让他尤感悲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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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塘沽与南京政权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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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塘沽协定》以来至福建事变的几个月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蒋介石从江西的军事指挥部里控制着危机氛围，经常在庐山召开高层会议。1933年夏秋，反对停战协定和“先安内”政策的骨干领导人纷纷落马，而亲日人物（特别是那些与政学系有联系的人）却获得提升。蒋打破了细微的平衡。为了“先安内”政策能得以实行，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关键。东京和关东军已对南京的“诚实”表示满意，并全力支持黄郛在北方继续会谈。同时，南京面临着来自冯和南方将领对其不抵抗的挑战。蒋竭力贯彻“先安内”政策，同时又不显得对日本人的要求太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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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上决策过程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其中两次聚会是南京转向迎合东京的明确转折点。第一次是1933年5月末批准《塘沽协定》的会议。第二次是1933年7月25日的秘密会议，当时蒋首次会见包括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和杨永泰在内的军事将领，并分别会见了汪精卫和各式政党领导人。对冯的顾虑成为会议争论的重点，也使得与会者在7月28日给张家口发去了电报。根据日本人和广东方面的消息，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蒋的“先安内”政策。南京将对抗日运动进行为期3年的打压，以图迎合东京，从而完成反共战争。按照这个计划，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力量将要增加以便最终进行长期抗战。南京支持黄郛的活动以维持在北方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一点，张学良的前东北军将被调到西北。在返回中国后，张留在西安，以安抚日本人，并阻止北方各派之间的内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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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危机。最著名的反日官员宋子文到了美国和欧洲，试图获得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他外出时，外交部长罗文干抗日的声音最为强烈。确实，罗猛烈攻击何应钦此前通过蓝浦生爵士筹划河北停战的努力。罗犀利的观点为西方外交官所熟知。正如美国在南京的总领事裴克在1933年3月3日给项白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罗“认为除非中国顽强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否则中国将要沦陷，因为日本将没完没了地继续吞占领土，因为如果默许他们，中国将丧失所有的民族精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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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领导人没有接受罗的观点，并在1933年5月末的庐山会议上批准了《塘沽协定》。由于罗的立场明显有别，他的外交部长一职已岌岌可危；不过南京把他留任到8月中旬，把他的解职一直推迟到冯玉祥从张家口辞职以后。在冯的挑战被击垮以前，把公开赞同抗战的罗解职，风险太大。罗也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早年的导师是王宠惠，王那时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作为著名的赞成抵抗和抗日的人物，王于1931年在软禁胡汉民的问题上也与蒋介石翻了脸。把罗解职将因此进一步使王——中国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与南京疏远。在1932年1月罗进入南京外交部之前，他也曾在北平和奉天的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手下供过职。他南下以后，与宋子文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因此，蒋选择在张和宋这两位罗的后台均在海外时撤掉罗，使他们不至于为罗进行有效的说情。宋对这项举措极为恼火，因为蒋介石显然曾经向他承诺过，要把罗留用到宋返回中国以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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