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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支持宋子文之行，无疑是因为它提供了对付日本人的相应方法。这是向东京施压的一种机制，并转移对南京的政治压力。尽管如此，到了1933年8月，日本人对宋的策略的敌意达到了威胁整个“先安内”政策的程度。例如，8月21—23日大阪《每日新闻》抨击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不诚实”，并称他实际上支持宋的抗战路线。《每日新闻》认同的亲日派领袖黄郛和张群（新任命的湖北省主席）只能主持华北问题，并且已被架空。《每日新闻》认为，汪精卫一系在南京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蒋介石操纵着这个政府。这篇文章称蒋的政策的形成与宋子文有关，是基于仇视日本的长期抗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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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月29日，宋抵达上海，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如同马的抵达一样，宋为赞成抗战的势力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时机。关于宋的前景，各种谣言甚嚣尘上。部分源于东京的报道，暗示他将很快被解职。解除罗和刘的职务是对日新政策的标志，这个政策与宋的观点不一致。就像《中国评论》报道的那样：“各种各样的报道说宋先生将会被免职……他被视为亲英美政策的一位关键代表人物，如果是这样，他肯定与南京现政府的步调不一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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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到处报道说宋已经失去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支持，无法再为蒋的赤字支出提供财政帮助。在那个夏季，著名银行家张嘉璈的日本之行为这些报道火上浇油。张与政学系有很深的渊源，有人分析他的出行是该系中坚黄郛和张群促成的，大概是为了拆宋的台。总而言之，日本人的消息把宋说成是正“面临完蛋境地”。就像1933年8月29日东京《时事新闻》报道的那样：“最近庐山会议之后，如彼委派排日时代之外交部长罗文干氏，前赴新疆而以汪兆铭氏兼任之举，……复如浙江财阀之首领，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氏顷正专诚来访我国之举，任何皆系可以认为对日好转之现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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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很快就赶往江西，1933年9月5—9日在庐山召开了第三个重要的会议。参加者中有汪精卫、孙科和包括吴稚晖、张人杰及李石曾在内的所谓“党内元老”。会议显然对宋的美国实物借款进行了讨论。尽管东京和广州做了强烈抗议，会议似乎承认这件事是一个既成事实。南方势力均反对这项借款，指责蒋介石准备利用其收益来巩固他的军事独裁统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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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走了个过场；中国媒体报道说，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本来可以达成的决定。宋的职位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保住了。他依然留在他的位置上，并默默地为他外出期间政府欠下的总数近6000万银圆的债务努力寻找财政支持。(52) 尽管如此，10月25日，宋突然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他的姐夫孔祥熙取代了他的两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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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显然在庐山失败了。然而，就像解除罗的职务一样，南京行动缓慢，拖延了好几个星期。在南方的压力下，蒋不希望把宋的去职与日本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不愿意将解除其妻兄的职务看作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即使取代宋的是他的姐夫）。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把不景气的财政局面作为宋辞职的责任，声称不涉及任何外交的问题。不过，宋曾经一直是政府中主要的反日官员，并成为日本人大肆谩骂的靶子以迫使其解职。中国媒体因此充斥着宋的外交政策导致他下台的推测。就像专栏作家汪仲芳所写的那样：“所以，宋先生的辞职可以充分地看作是那些倡导清理早期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重大胜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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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华北发生了一系列的争端。我们先回顾一下，《塘沽协定》并没有彻底解决河北的危机，因为日本关东军头目在诸如中国和伪满洲国的铁路与邮政连接、该地区的海关和航空业、把非武装区从河北省政府分割出来以及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这些问题上要求进一步的让步。黄郛也无法轻易地置这些要求于不顾，日本仍然居于主动地位。这份停战协定没有为日本人撤出非武装区设置具体的时间表。关东军支持的伪军掠夺了这一地区，为日本人继续留在那里提供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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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力迫使黄郛及其属下与关东军和东京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黄郛派遣曾经参与《塘沽协定》谈判的秘书李择一和殷同到东京进行会谈。北平官员也与关东军的军官进行了几次商讨，如1933年7月3日的大连会议。如果这些会议完全是秘密的话，南京可能不会遭到政治损害。但日本方面不断地向新闻媒体透露冲突事件，公布诸如黄郛接受伪军在非武装区充任警察部队之类中国让步的事。这些媒体报道促使人们猜测中国做了新的让步。当南京和东京在1933年夏建立外交联系以及罗文干和刘崇杰被解职之时，关于中国即将向东京做出包括可能承认伪满洲国在内的妥协的谣言再次流传开来。不用说，这是广东和福建领导人对蒋介石发起的谴责。黄郛的外交交易依然是南京的一个政治负担。(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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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试图尽可能长地拖延任何让步。他甚至在8月初成功地说服了日军从非武装区撤走，只留下一支小部队以及他们的伪军，但仍然控制着长城上的几个重要关隘。另外，关外古北口和喜峰口之间约150英里长、50英里宽的河北省部分地区，尽管中国抗议说它本应是非武装区的一部分，但仍成了伪满洲国的附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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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郛看上去具有巨大的自主权，但他在这些星期里仍然用电报与蒋介石和南京保持频繁的联系。8月6日，黄到庐山先是与蒋介石，后又与汪精卫进行了直接会谈（黄的南行使他在日本重占多伦这个尴尬时刻适时地离开了华北）。在从江西返回的途中，黄于8月20日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的驻华公使有吉明。显然，蒋想向有吉通报庐山会议上的决定，但没有哪个中国官员想公开地会见日本的使节。结果，是黄郛而非汪精卫被赋予了与日本代表打交道的任务。黄对有吉说的话是抚慰性的。黄告诉有吉，南京准备改善中日关系，而反对亲善的势力（如罗文干）正在被清除。黄承诺，中国驻东京的使节蒋作宾也将恢复职务。他自北方战事爆发以来一直在中国“进行疗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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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上海与日本外交官进行的友好会谈，并没有减轻黄在日本人军事统治下的北方所遇到的困难。8月26日，非武装区和邻近的滦东地区土匪又猖獗起来，关东军宣布无限期地推迟撤出长城关隘的时间。8月31日，他们拒绝了中方派遣军队来对该地区进行“清剿”的要求。9月中旬，方振武手下以前与冯玉祥合作的4000—5000名士兵进入非武装区。日方威胁要重新占领这一地区来镇压他们。9月23日，日军的飞机从北平上空飞过，投下对这类行动进行警告的传单。所以，河北的局势依然紧张，而关东军的头目利用这种动荡的局面，以此为借口来强迫黄郛答应他们全部的额外要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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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5—9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批准黄郛继续与日本人进行谈判，但指示他绝对不要对伪满洲国予以任何形式的正式承认。黄还尽可能地推迟任何其他损害性的让步，结果令人满意地推迟到南京—广东—福建局面解决之后。黄最后于1933年10月初回到北方，并于11月7日在北平召集了一次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的会议。这次会谈是讨论日本对非武装区的要求以及华北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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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会谈是在宋子文宣布辞职的仅仅数天后召开的。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将要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的新一轮猜测。杨公达在宋辞职后随即撰文评论说：“亲日外交是在一步一步的推进，……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至城下之盟，至直接交涉，事实明显地摆列着，是无可否认的了。”当汪精卫在10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把和平进程说成是保护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时候，杨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建设’与‘和平’，这两重烟幕，可以缓和鼎沸的舆论，可以隐蔽亲日的恶名！”(57) 让杨和其他撰稿人尤其不安的是黄郛将要恢复中国和伪满洲国之间的铁路与邮政连接，这一举措将构成对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就像杨在1933年11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从国际法上去解剖，如果通邮，通车，设立关税，有一于此，成为事实，即是承认伪满洲国。如果不是‘明白承认’，则是‘默许承认’；不是‘法律承认’，则是‘事实承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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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谨慎的胡适也承认这些流言。“自从华北停战以后，国内外都有一种揣测，说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根本改变了，改变的方向是抛弃欧美的路，重叩日本的门。”胡继续倡导基于与国际联盟和西方列强相联系并寻求避免对日开战的一种温和的政策。并且，亲日的路线只能到此为止。他警告说：“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绝对不是我们的朋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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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急于攻击蒋介石的广东方面的评论，把对新的亲日外交政策的推测用在了他们的谴责中。例如，11月初《青年军人》上的一篇文章，抨击蒋唯一关心的就是维持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个美国人的买办变成了一个日本人的买办。这篇文章抨击道，在宋尚在海外时，第一次和第二次庐山会议决定实行亲日的投降路线，导致了对罗文干和宋本人的清除。(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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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谣言甚嚣尘上时，北平的会谈尤其吸引人们的关心和注目。这次会谈于1933年11月7日召集，由黄郛和何应钦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包括冈村宁次少将在内的日本代表团进行会谈。日本人提出了相当强硬的要求：同意日本永久地驻守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如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等）；把非武装区从河北省政府中分割出来；关东军在非武装区驻军所需之处有权租赁土地和建筑物；在非武装区中，可以在关东军指导下建立掌管经济和交通事务的机构；并且，日本可以把滦河用于军事目的。另外，会谈必须以在伪满洲国与华北之间建立铁路、邮政和航空运输的连接作为开端。日本人的表态包含了那个夏季所提出的绝大部分的要求，对这些要求的满足将造成关东军统治非武装区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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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谈判者们同意日本人的要求，但黄郛把铁路、邮政和空中连接的会谈推迟到了1934年。黄显然使日本人相信，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对南京的政治压力太大。其时，中国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掩饰这次会议的结果。真正的结果被隐瞒了，而政府的发言人则试图传达中国已经拒绝了铁路和邮政连接这样的印象。11月10日，汪精卫来到孙科系控制的立法院前，并受到了有关北平会谈的激烈的责询。汪断然否认中国外交政策的任何变化或南京承认伪组织的任何意向。汪声称，中国也没有承认铁路和邮政连接或海关关系的建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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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郛活动的反对还出现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通过孙科的努力，这个机构通过了一个决议，阻止黄郛签订涉及承认伪满洲国的任何协定。由于南京这些公开的声明和决议，以及北平谅解中的许多规定直到数月后才执行，国民党政府成功地隐瞒了会议的结果，使得民众及党和政府中的大部分人直到1934年才知晓。到了那时，福建的反叛被打垮了，而来自南方的全面威胁也被大大地削弱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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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33年11月18日的《中国每周评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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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报道，作为普遍反对黄郛将军在北平与日本人进行的将要导致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谈判的结果，国民政府已经电令黄郛和何应钦两人〔原文如此〕中止与对满洲进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代表的商谈……《中国新闻》……刊登了其记者在11月11日于该国首都发来的报道，说对直接谈判的强烈反对已经在政府内部蔓延开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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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显光在1933年11月末写道，黄—冈会谈导致人们担心中国会承认伪满洲国，因而，中央政治委员会采取了行动。蒋和汪特别指示黄，绝不能越过《塘沽协定》的界限，并且要阻止对所有铁路和邮政连接的谈判。董得出结论说，这次事件说明了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全然不同于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旧政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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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猛烈地抨击铁路和邮政连接构想的杨公达对中央政治委员会阻止和谈的报道表示很欣慰。他断言：“目前与日本的谈判是涉及丧失领土主权的谈判”，它们“是助长了对承认伪满洲国的怀疑的谈判；它们必须被阻止”。(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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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灵巧的手法，南京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民众对黄郛的所作所为的愤恨平息了。南京把铁路和邮政问题推迟了几个月。蒋介石因而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福建事变和江西苏维埃政权。他再一次经受住了风暴。此外，《塘沽协定》后的数月给南京国民政府留下了明确的印记。以前的亲美派式微了，亲日的势力更加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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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行他的亲日方针时，蒋介石最为倚重的是政学系。这个派系是由政客、军阀和金融家在以前的北洋政府时期组成的松散组织。这个派系中像张群和黄郛这样许多知名的领导人与日本具有长久的联系。大部分人曾在日本学习过（像蒋本人一样），能够讲日语。他们具有必要的技能和关系来理顺与中国邻邦的关系。还有其他的亲日领导人，像唐有壬和高宗武这样的人，但他们是与汪精卫而非蒋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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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来说，这个派系的第二个优点是它松散的特性和缺乏一批政治上的支持者。这个派系通过任命其成员担任公职并通过与蒋密切的私人关系，获得了权力。蒋授予了他们执行这项不受欢迎的日本政策的艰巨任务。后来，当他可能需要改变政策时，他可以不冒什么政治危险就把这个派系踢开。蒋也宁愿在诸如CC派、蓝衣社和政学系等几个派系之间平衡政府的权力。因而，所有的派系都依附于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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