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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勇敢地面对失败，在辞去财政部长后，他做了新的努力。在与1934年初抵达中国的让·莫内商讨后，宋开始筹设一家中外投资者合股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这家机构是作为一个私人公司来创办的，以便在建设项目中利用外资（非日本的）。日本强烈反对莫内的计划。事实上，4月17日的天羽声明是东京就此事给有吉电报的摘要。日本官员公开和私下里均声称不能接受外国人参与这个计划，尽管东京不反对一家纯粹的国内公司。南京默认了。当1934年5月底这家公司成立时，宋宣布所有的股东和官员都是中国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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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天羽声明是对日本采取的具有一定成效的现行政策的一种公开表述。东京曾在1933年阻止宋的计划，促成了他的下台，并在1934年竭力向南京施加压力，以终止所有现存的令其不快的政策。蒋在那时急于与日本调和，基本上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尽管如此，日本人的成功还不算大获全胜。中国建设银公司在1934年夏成立后，基本上作为国内资金的渠道，但宋从未彻底放弃对外资的寻求。例如，1935年6月，宋接待了一个由著名投资银行家W.卡梅伦·福布斯率领的美国商务代表团。这个美国团体由私立的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资助。福布斯、宋和孔祥熙讨论了美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之间可能的合作项目。然而，这三人都意识到了日本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此前召回了一名代表进出口银行的代表团成员，声称由于担心会疏远日本，这个代表团完全是非官方的。宋也提醒福布斯，日本人参与任何项目都是不予欢迎的，但在这种形势下可能是明智的。无论如何，福布斯的努力胎死腹中。美国国务院担心投资计划遭到日本的反对，因而华尔街拒绝进行投资。美国国务院的内部人士认为日本的反对将是美国对华投资的主要障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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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在1936年春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他促成中国建设银公司与有着中国背景的英国同业联合投资，借款110万英镑以改善京〔宁〕杭铁路。1937年，这个组织为湖北和广东的铁路筹集了两笔较小的借款。在东京和伦敦（它担心会疏远日本）的反对下获得这些借款，意味着对天羽主义的违背。这些贷款中，宋成功的关键部分是他与以沪、港为中心的英国金融集团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借款没有触犯财团的协议，因而让伦敦和东京较少反感。即便如此，日本强迫中国的铁道部长允许日本人参与这些铁路借款的筹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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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不成功的方面是抑制南京与纳粹德国的经济往来。蒋介石曾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训练他的中央军，德国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与苏联的贸易关系开始瓦解，它想找个新的合作伙伴，而中国似乎具有灿烂的前景。随着德国重新军事化，它需要像钨和锑这类关键的金属矿，而中国是拥有这些矿石的屈指可数的国家之一。1934年，奥托·沃尔夫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分公司，并扩展对包括铁路建设在内的各种项目在德国的购买信贷。尽管是一家私营公司，但它的信贷主要由德国政府担保。1936年中期，冯·莱希劳将军访问中国，并通过由德国国防部控制的一家名叫合步楼的联合公司签订了一份贸易协定。这家公司向中国提供贷款用于购买德国货物，而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主要是运送金属矿来抵债。从各种资料来看，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贷款总额可能达到4000万美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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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往来显然违背了天羽主义的精神，而东京确曾在这件事上向柏林施加过压力。不过，因为德国也未加入国联，且与日本的关系越发密切。1936年6月，柏林与伪满洲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定，并在同年11月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因而，东京觉得德国的对华经济关系不像英国或美国的关系那么讨厌。最后，德国和中国的往来与蒋介石及其反共军事举措关系密切，而英、美及国联的活动是通过宋子文安排的。日本把宋——即使不在台上——看作中国反日圈子中的首脑，因而反对任何加强其影响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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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关税和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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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年的前几个月中，随着天羽争论的展开，东京还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给南京施加压力。当1930年5月最后一个在关税问题上松口的列强日本同意时，中国重新获得关税自主。作为代价，东京要求在棉纺织品和海产品这类对日本出口商有特殊利益的产品上，保证给予三年低税率的协议。这份协议到期后，宋子文于1933年5月22日立即宣布了一项新关税，终结了这些产品的优惠税率，并极大地提高了多种商品的税率。南京十分依赖关税收入，宋子文希望新关税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尽管如此，在一些地区，政府计划用税率来控制贸易，并保护国内的工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大概是唯一一次系统的尝试。中国官员坚称这种关税不是反日的，而仅仅是结束了日本以前优越的地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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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把这种举措连同美国的借款、国联的代表团及莫内的创议，视为宋抗日总方案的构成部分。具体说来，日本官员把新的关税看作是宋企图对失败了的抵制日货运动的补偿。日本对华贸易在1931—193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遭到了打击；但在东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后，南京国民政府渐渐地限制这场运动。1933年1月，宋也施行了一项要求所有进口货物明确地标明其来源国的规定。因而，日本对1933年5月的关税日程表做出了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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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和在中国的日本报刊立即把关税作为宋长期抗战计划的一部分加以攻击。日本的学者指责这种关税意在阻止日本的对华出口。有吉直接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抗议了这些修改。尽管宋辞职后，到处谣传说有一项新的亲日的低税率关税，但在天羽争论爆发时，1933年5月的税率仍然有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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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最终屈服于日本的劝说，在1934年7月3日公布了一份修正的关税。据海关官员魏尔特说，新关税“与上一年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修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次新关税极大地降低了许多日本对华出口的主要物品的税率”。(38) 这类物品包括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棉布、匹头和鱼产品。相反，为了补偿损失，南京提高了其他许多产品的税率，特别是籽棉、煤油、化学品和木器的税率。新税率对美国极为不利，因为那些主要由美国输入中国市场的产品的税率，幅度提得最大。以前保护某些民族工业的努力在1934年的修改中基本上被抛弃了。东京还迫使南京无限期地推迟最初的国土要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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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国的观察家们把1934年的修改称为是亲日反美的，但日本的评论家们对这些变化仍不满意。南京国民政府总的关税仍然偏高，许多日本人要求回到以前的水平。不过，日本在反制宋的方案上的成功开始见效。在新的关税下，日本在中国市场中地位的反弹主要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不包括东北）从这两个国家进口比重的变化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日本的市场份额开始恢复，尽管仍然低于1932年以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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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不包括东北）从美日两国进口比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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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美国 日本 1933年 21.9 9.9 1934年1—7月 27.8 10.6 1934年8—12月 23.6 15.0 1935年 18.9 15.6 1936年 19.6 16.6 资料来源：柯博文：《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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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关税的修改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比针对南京在日本的压力下废除宋氏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更为强烈。关税变化比其他悄悄所做的让步更清楚地揭示了绥靖政策。例如，国联的计划是慢慢停止的，没有做出公开的取消，且罗杰曼在日内瓦的复职似乎是国联的事务。财团问题和棉麦借款都是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是多种因素混合导致的。在关税问题上就没有这些纷繁复杂的东西罩着，日本的影响路人尽知。商业团体、金融家、专栏作家和政治家们抨击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抛弃了贸易保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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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人领袖中的泰斗虞洽卿告诉记者，新关税“对中国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产品的价格将被进一步降低。上海总商会、中国纱厂联合会和其他团体通电反对，均认为新关税将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民族工业。(40) 专栏作家汪仲芳写道：“可以说，日本人未发一枪就取得了另一场对华胜利。这一次，鉴于他们成功地从中国政府那里逼取了让步，这场胜利甚至更加势不可挡，将最终使他们实现长久以来的建立对华经济霸权的梦想。……他们急于迎合日本人。”他认为，中国的亲日官员“准备以他们可以分得一杯羹的价格出卖祖国”。(41) 甚至通常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国闻周报》也表达了对这项关税的失望。这些变化的亲日性质似乎是明摆着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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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批评者们在关税问题上一如既往地最为仇视南京国民政府。《三民主义月刊》上的一篇社论把这种政策说成是向东京投降，敞开国门供人倾销，以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其他广东撰稿人把这个举措看作是日本摧毁中国工业基础的总计划的组成部分。在日本的控制下，东京将实施一项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政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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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极力压制这些批评。孔祥熙在1934年7月19日会见重要的棉纺织厂厂主，说服他们鉴于日本对政府的压力接受新的关税。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强迫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审查人和报纸编辑禁止对新关税做任何不利的报道或评论。报刊必须终止对其亲日性质或商人团体反对关税修改所做的所有评论。政府甚至审查海外电报以阻止外国记者发出揭露在关税问题上民众普遍不安的报道。在其权力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南京对关税的抗议均予以镇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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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权力鞭长莫及的地区，日本人对当地的官员施加了直接的压力。例如，由于抵制日货运动在湖南依然活跃，日本驱逐舰在1935年6月中旬开到了长沙。海军军官与控制该省的何键将军交涉，强迫他解散抵制日货委员会。日本海军帮助分发日货，迫使中国商人中止抵制日货运动。因而，压力既施加给了南京，也施加给了各省，从而提高日本的贸易地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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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在1934年维持了“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但代价是高昂的。南京不得不在经济决策上牺牲其自主性，因为东京要求中国抛弃宋氏方案中的主要内容。如果宋能够在诸如保护关税和外国借款及中国控制下的技术代表团方面维持其努力，南京的建国努力本来是可以被巩固的。中国也许能够建立起统一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基础。但日本坚持使中国的经济依附于日本的政策。这并不说明1934年政策的改变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大萧条和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扼杀了中国在这些年里重大的经济起飞。尽管如此，退让的政治代价更大。南京未能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使商业和银行部门与政府关系疏远，并削弱了它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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