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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极力压制这些批评。孔祥熙在1934年7月19日会见重要的棉纺织厂厂主，说服他们鉴于日本对政府的压力接受新的关税。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强迫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审查人和报纸编辑禁止对新关税做任何不利的报道或评论。报刊必须终止对其亲日性质或商人团体反对关税修改所做的所有评论。政府甚至审查海外电报以阻止外国记者发出揭露在关税问题上民众普遍不安的报道。在其权力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南京对关税的抗议均予以镇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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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权力鞭长莫及的地区，日本人对当地的官员施加了直接的压力。例如，由于抵制日货运动在湖南依然活跃，日本驱逐舰在1935年6月中旬开到了长沙。海军军官与控制该省的何键将军交涉，强迫他解散抵制日货委员会。日本海军帮助分发日货，迫使中国商人中止抵制日货运动。因而，压力既施加给了南京，也施加给了各省，从而提高日本的贸易地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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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在1934年维持了“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但代价是高昂的。南京不得不在经济决策上牺牲其自主性，因为东京要求中国抛弃宋氏方案中的主要内容。如果宋能够在诸如保护关税和外国借款及中国控制下的技术代表团方面维持其努力，南京的建国努力本来是可以被巩固的。中国也许能够建立起统一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基础。但日本坚持使中国的经济依附于日本的政策。这并不说明1934年政策的改变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大萧条和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扼杀了中国在这些年里重大的经济起飞。尽管如此，退让的政治代价更大。南京未能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使商业和银行部门与政府关系疏远，并削弱了它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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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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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争端和经济问题威胁到了中日亲善，华北局势依然不稳定。1933年12月末和1934年1月初，关东军决定完成向察哈尔省东南部推进的行动。由于几周前已从冯玉祥手中夺回多伦，日军打算保护长城延伸进入该省的那块地区的安全，因而发动了包括空中轰炸的重大进攻。在多伦加入冯的大业的刘桂堂从察哈尔逃到河北和河南，他在那里与国民党正规军发生了冲突。与此同时，孙殿英在宁夏的军阀混战爆发了。所有这些行动说明了华北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同时，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部开始修建一个靠近南开跑道的机场，这引起了该地区中国人极大的关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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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当局利用悬而未决的局面逼迫黄郛谈判，暗示他如果继续拖延，就要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中国本土与东北之间恢复通车通邮是主要问题。关东军曾在塘沽及随后的大连会议（1933年7月）和北平会议（1933年11月）上，就这个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本不仅寻求铁路和邮政服务的联结，而且也寻求电话、电报和商务航空交通服务的联结。若满足日本人的全部要求将会危及南京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政策，并在中国公众中引发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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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1933年底曾推迟解决这个不得人心的问题，当时既面临着福建事变，也面临着来自孙科系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和立法院的反对。事实上，中央政治委员会表决限制黄郛在铁路和邮政问题上谈判的权力。南京对这个问题老练的处理，表面上传递了北平会谈已经破裂的印象，而实际上它已经说服了日本人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下一年春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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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会谈间隔的几周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没有从报刊上完全消失。负责与日方直接谈判铁路安排的平奉铁路负责人殷同，于1933年12月来到南京，与中央政府商讨这个问题。他的到来再次引起中日亲善的反对者们的关注。方秋苇在1934年1月1日的《时代公论》上撰文质问：“是谁在寻求建立铁路、邮政和海关的服务？是谁在拼命地争取这些？”方断言，答案显然是日本人，而不是南京认为将从这些联结中获益的东北人民。“东北人民现在寻求的不是从铁路和邮政服务中得到任何的便利，而是希望有人能解除他们的疾苦，把他们从奴隶般的锁链下解放出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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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当黄郛南下江西与蒋介石商量这个问题时，铁路和邮政问题上的举措变得明朗起来。在公开场合，南京否认任何未定的协议；而蒋本人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缄默，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反对非常强烈。交通部长朱家骅——恢复与东北联系的反对者——在4月12日重新确定了阻碍的政策；次日，孙科主导的立法院表决反对黄郛的谈判。立法院终结了黄郛主持华北外交的权力，并下令阻止所有关于铁路连接的会谈，因为它断言这样的举动将导致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在邮政问题上，该机构提议承认日本人而不是伪满洲国在占领区域发行的邮票。这个建议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被占领的比利时使用邮票的实践。这表明仅是承认军事占领，而不是在外交上承认一个傀儡政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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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内部如此强烈地反对，南京本应无限期地拖延这个问题，可关东军当局却不等人。4月13日，他们指责中国在执行《塘沽协定》时“无诚意”，并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议定通车通邮，这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关东军头目坚称铁路和邮政问题是塘沽口头谅解的组成部分。同时，日本在平奉铁路沿线增加兵力，并于4月11日在北平东郊、4月17日于丰台举行军事演习。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在北平激起了一阵关于日本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谣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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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尽管有国内的反对，蒋和黄郛仍然决定在他们4月份的会议上继续进行谈判。在江西与这两人会面的汪精卫，承担了在南京推行这个政策的任务。立法院中的反对实际上并不是关键性的，因为政府会拒绝把铁路和邮政协议提交给这个机构。按照以前像塘沽停战会谈这样的谈判程序，政府官员争辩说这些协议是地方性的解决方案，不是条约，因而无需立法院的批准。这些协定可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解决，而那里蒋占据着优势。(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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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黄郛于4月16日来到上海，与有吉举行了会谈。黄的努力暂时受到了天羽声明以及有关争论的干扰，这项声明在4月末占据了中日问题的中心舞台。他在等待这场争论降温过程中，明智地退回到莫干山的老家。即使在退隐中，他实际上还与北平、南京和蒋的军事指挥部保持电报联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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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拖延不满，关东军司令部于5月9日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抗日事件正在非武装区中发生，这些事件证明中国在执行《塘沽协定》时的不诚实。声明中说：“看到中国在执行《塘沽协定》中缺乏诚意，多么令人痛心。因而，如果中国人不确保他们将坚决诚实地执行这个协定的条款，并且，如果是因为那个缘故而引起麻烦，也不论是如何发生的，这个责任必须由中国当局来承担。”(53) 这类语言在过去被关东军用来为军事行动正名，因而，这份声明被中国报刊看作是用来恐吓中国的策略。《国闻周报》总结道：关东军所说的“停战区域内，有抗日行动，并且中国对履行协定无诚意。这样毫无根据的诬词，可以看作是逼迫华北的第一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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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东军发表声明后，黄郛在5月12日立即从莫干山回到上海；5月14—15日，殷同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官员在山海关举行了铁路问题的正式（而秘密的）会谈。一个协定草案达成了，在这个草案中，一家新的中日公司——东方旅行社负责北平至奉天之间的铁路交通。(55) 黄把协定草案电告蒋介石，蒋后来告诉汪精卫，这件事必须提交中央政治委员会。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困难，但觉得协定是无法拖延的。汪告诉中央政治委员会，日本在这件事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并且，华北的安全岌岌可危。该委员会主观上不赞成这个协定，但为了阻止来自广东领导人和其他人的批评，决定对这件事不加声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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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图秘而不宣，但关于谈判的消息还是走漏给了媒体。北平一份国民党的出版物《华北日报》在5月31日准确地报道了协议草案的全部细节，并说明它将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来讨论。南京国民党的官员大为恼火，在6月11日关闭了这家报纸，解雇了它的负责人。正如一位观察者所写的那样：“中央对于党报这样严厉地处置，这要算是第一次。”(57) 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连国民党的报刊都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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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保密努力实属掩耳盗铃。《国闻周报》指出，由于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恐吓，政府害怕公开谈判会引发民意的敌视。广东的领导人也没有因南京官方的缄默而停止对这件事的批评。邹鲁在1934年5月初写道，铁路和邮政问题已经导致了南京当局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和失陷的东北四省。胡汉民在6月中旬撰文称，南京“投降和屈辱”政策造成的华北危机，比《上海停战协定》或《塘沽协定》时期的危机更加严重。黄郛目前的活动将导致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及一条总的投降路线。(58) 反对不仅仅是口头上的。6月9日，有人在黄郛的上海居住处后面的花园中投掷了一枚炸弹。黄非常幸运，这枚炸弹没有爆炸。(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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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殷同来到大连、天津和北平，签订平奉铁路运营的最终协议，这份协议于6月28日公布，并于7月1日生效。第一天被一次爆炸所破坏，这次爆炸发生在塘沽东部，炸死了10名乘客。(60) 在上海，曾经一直帮助安排运营服务的中国旅行社总部窗户被捣毁。这促使其负责人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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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行社原来不愿接受铁道部的提议。尽管如此，由于国民政府当局的坚持，并由于作为中国公民履行其职责，中国旅行社的董事会最终决定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在这件任务上与日方进行合作。尽管肯定东方旅行社将是一件蚀本生意……中国旅行社为了服务国家的缘故，仍没有对损失加以考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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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蒋、汪、黄郛、中国旅行社，或是南京的任何机构，没有人想公开地承担同意与伪满洲国建立铁路服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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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反应是负面的，尽管其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被审查和期待已久的协定的虎头蛇尾性质所削弱。建立一家新的机构来负责交通，并未减轻人民的担忧，即中国出于实际考量而承认伪满洲国实质性的存在。其他人不满南京未能对其政策做出解释。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张奚若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对铁路服务问题做出反应。张悲叹说，中国政府从未公开地解释过为什么它会在这件事情上退让。有人推测，铁路服务曾是达成《塘沽协定》谅解时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张认为当时汪精卫信誓旦旦说没有附加的秘密条款则显然是谎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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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关东军头目再次就邮政和交通问题施加压力。1934年7月21日，殷同回到大连，商谈非武装区的地位和邮政问题。(63) 尽管中方没有透露会议的活动，但它仍然引起了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月刊》的注意和批评，它抨击这次会议，再次谴责《塘沽协定》包含现在正在实施的这些秘密条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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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问题阻碍了邮政问题的解决。在伪满洲国发行自己的邮票后，中国于1932年7月曾发起一次抵制东北信件的运动。接受这些邮票显然意味着承认这个伪政府的存在。西方列强支持这种封锁，并向国际邮联做了照会。在从东亚到欧洲的信件传递中，满洲的战略位置引发了难题；到1934年春，西方对联合抵制运动的支持动摇了。1934年5月，国联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如果邮政关系被视为邮政组织之间的联系，而非政府之间的联系，可以恢复通邮。国联和中国的不承认原则仍然不会受到侵害，或者就像这个建议所表述的那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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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黄郛于1934年8月11—16日在庐山与蒋介石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好几次会谈，其间，讨论了邮政事务和华北的其他问题。关东军保持着对河北的高压，8月24—25日在平津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8月26日，日本海军在渤海湾开始演习，这场演习包括对塘沽港的实际封锁。(66) 关东军当局还任命了一个由伪满洲国邮政机构负责人藤原保明为首的正式代表团来谈判邮政服务。9月21日，南京派出了一个由中国邮局总干事高宗武率领的正式代表团来谈判邮政问题。其间，黄郛对中日之间的僵局能够被打破感到满意，在南方逗留了几个月后，于9月19日回到了北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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