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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12 蒋介石在藏本事件和进一步的对日妥协后,再次为他的“先安内”方针进行辩护。面对他在江西军官们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赞成一个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的低落士气,蒋于7月23日和24日在庐山向军官团做了秘密演讲。在这些讲话中,他强调日本的绝对优势及其战争准备,与中国的不备战进行了对比。他号召其军官予以更大的投入和奉献使中国备战,而他同时劝告要忍耐并理解“先安内”的必要性。中国军人必须致力于“恢复我们军人的人格和灵魂,……完成吾人安内攘外复兴民族之革命使命”。(89) 蒋警告说,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长城,每一位军人都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献身于民族大业。他劝诫说,鉴于以前每人每日工作8个小时,他们现在必须工作12个小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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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14 蒋警告说,这种紧迫感并不意味着马上抵抗,时机并没有成熟。他说:“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哪〕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他的陆军,到于〔如〕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现在已有三千架了,他们对于战事上一切的准备,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那〔哪〕一项都已准备好了。”蒋通过对比说,就中国形势而言,“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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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16 不过,蒋并不认为形势无望。他提醒军官们,中国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引用孙中山的话)。因而,日本不仅必须挑战中国,而且必须要打败所有的西方列强,而日本缺乏完成这个目标的力量。蒋评论说,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给日本造成真正的军事问题。他说:“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因为“中国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中国太弱,以至于日本最高司令部无须认真地考虑其军事威胁,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苏联和英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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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18 最后,蒋警告他的军官们不要理睬企图利用日本问题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分子的诽谤”。蒋重申孙中山早期的警告:“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以在十天之内占领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总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后来一般反动派,说这些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93) “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所以今后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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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20 汪精卫回应了蒋的观点。“闻得有些同志将‘剿匪’与御侮看做两件事,以为‘剿匪’为轻,御侮为重,这是很错误的。……犹如要向前方去打仗,必须肃清后方。国内的‘匪患’,如果不能‘剿除’,那么,我们步步受着牵制,有何方法去抵御外侮呢?”汪称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个问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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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22 尽管是如此不得人心,但在1934年,“先安内”仍然是蒋汪政权的政策,并且,它收到了成效。中日冲突避免了;11月10日,国民党军队进入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首都瑞金,蒋介石已把中国共产党逐出了中国南方。但代价依然高昂。为了迎合日本,蒋介石不得不极大地改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废除国联的项目,削减美国的棉麦借款,并降低对日本产品征收的关税。在华北,蒋不得不批准与伪满洲国的交通连接,这就软化了不承认的立场。所有针对日本要求所做的这些妥协,在政府内外弱化了南京领导人民族主义的公信度。蒋介石面对着江西军官团中的不满,不得不持续地用演讲和运动来鼓舞他们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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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27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1706762737]
1706764128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六章 敌乎?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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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30 “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力〕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终究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1) 这些表述中日合作必要性的言论,出现在徐道邻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段落中。这篇文章的标题为《敌乎?友乎?》,写于1934年10月,发表在一家与外交部有关的《外交评论》12月的增刊上。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要旨是蒋介石授意其秘书陈布雷,由陈撰写了最终的样稿。正如蒋后来叙述的那样,由于政治原因,“不便”以陈的名义来发表。为了偷梁换柱,民国初期著名的亲日政客徐树铮之子徐道邻被署成了作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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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32 尽管其作者身份被偷梁换柱,但这篇文章被大量地转载和讨论,它的官方色彩已是路人尽知。日方把这篇文章看作是蒋介石对其观点的表达。正如一位日本的观察家尾崎秀积在该文发表后不久评论的那样,这篇文章“作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很值得注意。作者是徐道邻,但据传他写这篇文章是与国民党评论家陈布雷合作的,系根据蒋介石的授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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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34 在《敌乎?友乎?》中,蒋介石表达了中国迫切希望与日本建立和平关系,并在实际上对广泛解决中日之间的困局列出了和谈的要点。作者建议,中国应抛弃以前依赖国际联盟的政策,并开始双边会谈。由于在江西的反共战争已到了最后关头,蒋显然希望解决他的主要外交难题,以集中全部力量追歼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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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36 这篇文章开始就坦率地承认南京政府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蒋写道:“〔中国政府〕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中国人也不会希望出现一场解决其问题的世界大战,尽管蒋在以前的演讲中曾这样说过。“现在更有一类人,悬想到俄日或美日开战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中国将何以自处……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作者总结说,中国唯一的希望是消除战争的可能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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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38 蒋指出和平也非常符合日本的利益。尽管日本具有军事优势,但如果战争爆发,征服中国并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日本有能够封锁中国沿海的海军力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国家,其他的外国列强在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并将反对日本。因此,日本与英国、美国或是苏联开战就成为可能。如果日本入侵内地,它很可能会组织一个第二和第三个傀儡国(在华北和内蒙古),但这将要在财力和人力两方面付出代价。民众在伪满洲国的抵抗还在继续,故日本必须在那里留下相当规模的军队;相似的情况也会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即便日本能够在常规战争中轻易地打败所有的中国军队,但城市、港口或重要交通枢纽的沦陷也不会击垮中国或其自然经济。人民将幸存下来,并进行战斗。日本将不得不征服中国每一寸土地。蒋认为,尽管日本的力量强大,但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仍然要建立一种和平的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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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40 由于这篇文章以别人的名字发表,蒋坦率地承认南京以前的对日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蒋承认南京本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与日本直接进行谈判。没有这样做的结果是,与日本温和派达成协议的任何希望注定要落空,并使军国主义者坐收其利。(6) 蒋还认识到中国官员缺乏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胆量。“九一八事变”已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中国官员担心违背民众的意愿。他们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外交不同于一般的外交。作者引用了列宁在以前的世界大战中大胆地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事例,从短期来看是付出了代价,但最终拯救了十月革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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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42 但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和平,那么,它也将不得不做出牺牲。中国人民乐于把日本人视为朋友,但只有在他们抛弃了侵略方针的情况下才会这样。蒋警告说,中国不会接受东北的永久沦陷,因此,为了与中国进行文化合作的方针,日本应该放弃使用武力。它应该在与中国达成更大和解的背景下,归还劫掠的中国领土。蒋认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必须愿意与日本和解,必须认识到狂妄自大、拖延、裹足不前、感情用事及不理智的想法根本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如果双方能够清楚地认清这些,那么,中国和日本可以变得非常近密,甚至可以永远和平共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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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44 因而,《敌乎?友乎?》表达了蒋的态度:希望全面与日本和解,但也认识到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可能做出某些形式的牺牲。这篇文章被大部分中国报纸转载,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它的半官方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它发出了蒋介石愿意把中日谈判引向全新的和更广泛的基础的信号。像对“一·二八事变”或长城抗战这样地方性的和直接性的问题的讨论将不再设限。一个总的和平条约似乎是可能之事。因为它暗含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这篇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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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46 亲政府的文人迫不及待地拥护这个新观念。1935年初,陈公博在一家刊物上撰文称,国家不像个人,不可以有永久的敌人。关系太复杂,且影响世界的和平。陈认为,中国应该改变其早期的立场,并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9) 然而,随着《敌乎?友乎?》之争的持续,在蒋和陈公博这类的汪精卫系之间,分歧日益凸显。蒋和汪之间从来没有谐睦过。这两人均同意与日本进行谈判,但汪显然对蒋不更加公开地支持这项政策心怀不满。蒋经常离开首都,迫使汪独自地实行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且蒋甚至不愿以陈布雷的名义来谈论《敌乎?友乎?》这个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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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48 《中华日报》主笔、汪系中的一员林柏生在1935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了对蒋的方针的某些不满。林写道:“我读了徐道邻君《敌乎?友乎?》一文之后,我所最佩服的……我以为到了今日,中日两国人士,都应该有徐君一样的态度,不为环境所驱,不为情感所闭。”不过,林认为徐(即蒋)没有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日本很可能将不会同意归还东北的领土,甚至很可能还会继续侵略。那么,中国该做些什么呢?林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和谈”的政策——一项与汪精卫及《敌乎?友乎?》中抨击的方针有关的政策。林告诫说:中国“一面要努力准备,一面要充实国防,一面要运用外交”(1) 。如果日本不准备主动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应当坚持它的现行政策。林确实表达了希望日本停止其军事进攻并进行正式谈判的想法,但是——可能是为汪执言——他告诫说:《敌乎?友乎?》可能把和解的期望提得太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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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50 广东对《敌乎?友乎?》的反应毫不含糊,它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三民主义月刊》在提及徐和林柏生的文章时,将其斥为南京官员的“投降路线”:“为什么这两篇文章值得我们注意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极为荒谬。他们各自代表了南京政府中的某位人物的外交计划。前者〔徐〕代表了蒋介石的对日路线。后者代表了汪精卫的立场。”作者嘲讽了徐对蒋的外交政策的叙述。文章称,蒋以“不抵抗将军”闻名于世。他镇压反日的抵制日货运动,并且,甚至不允许谈论抵抗。(12) 至于林,作者抨击其路线是卖国的。林曾指出日本不愿归还东北省份,且如果没有一场自取灭亡的战争,中国基本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三民主义月刊》断言,这个路线表明汪精卫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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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52 胡适的《独立评论》一如既往地发表了更加理性的评论。在1935年3月3日出版的那期刊物上,傅斯年对中日合作问题进行了评说,他说这是以前的两个月被大量讨论过的问题。傅指出,日本和南京领导人必须明白东北一定要归还,越出国联报告的任何东西实际上都不能被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加以接受。傅断言,日本必须放弃不断镇压抗日活动的要求。这不过是被用来作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借口。最后,南京必须在任何对日条约中,避开任何领土的和经济方面的利益集团。因此,傅的态度成为对南京新的对日倡议持谨慎和怀疑态度的一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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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54 胡适本人表达了相同的、悲观的看法。出于对一位日本记者问题的回答,他称他不相信“中日两国关系真趋好转。因为两国间的友谊的根本阻碍至今尚未除去。此根本阻碍即是伪满洲国之存在”。胡警告说,政府无法按日本人的要求制止抗日活动,因为人民敌视的态度已经根深蒂固,只要日本占领着中国的领土,就无法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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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64156 因此,蒋的试验气球在中国遇到了含糊的对待,无法给像胡适这样的温和派留下印象,并现出了蒋和汪精卫之间的嫌隙。尽管如此,《敌乎?友乎?》这篇文章主要是意在东京而非中国的民众。在日本首都受到的对待,将决定关于永久和平的试验性的暗示是否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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