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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从一开始就反对广田弘毅的和平举措。我们回顾一下，在1934年12月7日，冈田内阁在军方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日本的中国政策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要求东京削弱在华北的国民党权威。在1935年初的数周里，由于中日和解的动力在增强，军方头领开始关注已提出的可能增强南京在华北的势力及其权威的协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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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的反对是非常明确的。即使在广田对国会发表演讲以前，关东军的将领们于1935年1月4日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军方领导人决定按照1934年12月内阁的举措来实现日本的目标。关东军立即在察哈尔省挑起了与宋哲元军队新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察东事件，它一直持续到2月初。因而，广田对南京的建议与北方死灰复燃的战事相伴随。如前所述，新的纠葛在中国造成了人们既对广田举措的可信度，也对他让日本军方支持其计划的能力产生了怀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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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对察哈尔蓄谋已久，早就占领了该省东北部地区的多伦，并在1934年初占领了另外一部分地区。1935年1月的争端涉及该省的一个东南角，长城的一个分岔的东部和北部突了进来。在《塘沽协定》时期，日本声称有争议的地区实际上是热河省丰宁县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伪满洲国。中方称该地区属于察哈尔的沽源县。即使在今天，中国和日本的当代文献对这次争端的起因仍各执己见。中国的学者将此称为察东事件，并谴责入侵的关东军。他们说，这些争议的地区在1932年9月日军入侵热河前，即已被宋哲元的部队占领。与之相对比，日本的资料仍称此为热西事件，并谴责宋两次入侵了热河的领土，即1933年12月宋镇压刘桂堂的反叛及1934年秋他挑起了一场新的冲突。日本史学家岛田俊彦写道，关键的麻烦是宋的部队“展示了反日的态度及不断地给日本人出难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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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和日方的叙述，均认为1934年10月27日在张北发生的一次事件成了1935年1月冲突的背景。这次通常被称为“第一次张北事件”的争端，涉及由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和日本在张家口领事馆的一名代表率领的一支8名日本人的队伍，他们从多伦北部的察哈尔首府张家口启程旅行。据中国方面的叙述，这支队伍没有正式护照，在张北的南门曾被中国军队短暂地（大约40分钟）扣留过。日本的资料坚称，这支队伍有正式签证和旅行文件，因而是被非法拘禁的。另外，他们称队伍中的一名成员被中国士兵“打了一拳”。无论如何，日本当局立即抓住这次机会，提高了对宋哲元的要求，向张家口和北平正式提出了抗议，并向宋发出了最后通牒：所有中国军队必须在1934年12月31日以前从有争议的“热河省西部”撤走；日本人必须被给予充分的自由，无须检查护照或签证即可在察哈尔全省旅行；在张北的中国司令官必须道歉；必须惩罚犯罪的部队。中方的资料说宋接受了后两个条件。日方的资料说宋接受了所有条件，但后来在1934年底进入了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破坏了协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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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6日，关东军开始把第八师团从热河向沽源调动。在北平的日本军方随员向何应钦通报了这次调动，谴责宋的侵略行为以及对最后通牒置之不理。战事的规模不算太大。大约2000—3000名日军及10辆坦克、20门重炮和几架飞机在1月23—24日与宋的部队交火，中国方面死伤数十人。何应钦电告蒋介石后，与日本在北平的官员举行了会谈，并提出了和解。何和宋均不想挑动日军的进一步进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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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宋哲元的代表在一个小镇大滩与关东军举行会谈，宋接受了日军的大部分要求。他把军队从一个大约700平方英里的有争议的地区撤出，这里将由热河的自卫队担任警卫。日军还发表了一项声明：如果宋在任何情况下威胁了伪满洲国，“日军将独自而坚决地采取行动，但其责任将由中国方面承担”。另外，如果中国军队“企图巩固其防线”，日军将视为敌意行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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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东事件作为一次军事冲突，其规模属于中等，但具有几个重要意义。首先，关东军成功地阻碍了广田弘毅和南京新一轮和平运动的启动。广东不失时机地抨击南京新的妥协。在一篇题为《日军侵察》的社论中，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月刊》指出，南京继续其“先屈辱，再妥协”的方针。文章然后把广田的和平声明与日军对察东的进攻进行了对比。(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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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对察哈尔的计划同样有具体的动机。该省以藏有中国最丰富的铁矿而著名，据一份调查称，该省的铁矿储量大约占中国（不包括满洲）总矿藏的40％。(49) 尽管如此，察东事件最重要的意义是其与蒙古“独立”问题的关系。关东军早就想要建立一个与伪满洲国类似的蒙古——一个在其操纵下的傀儡国家。1933年夏，关东军建立了一支由小矶国昭率领的特种部队，以实现这个目标。日军把多伦作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大本营，并建立了一支由一名既不会说、也不会读蒙文的汉化了的蒙古人李守信率领的蒙古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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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头目希望对中国蒙古人发自内心的怨恨加以利用，许多蒙古人对民国年间兴起的越来越多的汉人向内蒙古移民心怀不满。1932年冬，由德王率领的一支蒙古代表团从察哈尔北部和绥远省来到南京，提出了蒙古独立的要求。中国政府迟迟不予答复，直到蒙古王公们向日本人发出建议。此后，南京突然做出了反应，并于1934年4月允许建立在德王和云王领导下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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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公们对南京的让步并不满意，而是继续与日军举行商谈，进行挑拨离间。1934年6月土肥原贤二访问内蒙古，并竭力劝说德王加入日本阵营。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8月提出了每月支付给蒙古王公们15万银圆的建议。蒋甚至还试图通过个人外交预先阻止蒙古和日本的联系。1934年11月6日，蒋、端纳（一名澳大利亚人，在为张学良服务6年以后，大概加入了蒋的私人顾问中）及宋哲元在一次短暂的华北之旅中，从张家口来到了绥远省首府归绥（呼和浩特）。蒋在那里亲自接见了德王和云王，他们则施加压力，要求更多的金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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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也试图做出一些恐吓。德王的一名特使韩风林在北平被宪兵总署逮捕，并在后来大概是作为一名日本特务而被处死。土肥原贤二试图利用它来反蒋。在蒋访问北方之后不久，土肥原很快就向德王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说是蒋亲自下令处死了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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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南京与土肥原贤二争相获得蒙古的归心。关东军利用第一次张北事件和察哈尔事件来削弱宋哲元在察哈尔的影响，以增加其特务们的行动自由，并推动德王与日本人合作。在沽源设立的非武装区，为建立另外一支伪军提供了理想的场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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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显然意识到了察东事件与蒙古问题的关联。例如，《时代公论》上一篇题为《察东事件之认识》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明了这一点。文章总结说，日本人所说的沽源是热河一部分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它最终目标是蒙古全境和西北，而进入察哈尔只不过是其侵略进程中的一个步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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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东军在察东事件中为其代理人赢得了更多的便捷，但它并未放慢中日会谈的势头。因此，在2月底，土肥原贤二到华中和华南进行活动，以企图与蒋介石的对手们进行联系。如前所述，他在香港走访了胡汉民，并且到广西会见了那里的领导人。土肥原甚至在广田弘毅企图与蒋签订一个协议时，希望拆蒋介石的台。当1935年3月23日苏联同意向日本出售其中东铁路的股权时，关东军的机动能力增强了。这削弱了苏联对伪满洲国的威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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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返回后，关东军头目于1935年3月30日起草了《关东军的中国政策》。这份文件对南京新的对日“亲善”表示极大的怀疑。它断言仅是因为南京面临着经济危机，国民党的反日态度才缓和起来。如果经济形势改变了，这些反日的情绪会在任何时候死灰复燃。这份报告要求不能给中国政府任何帮助和鼓励。东京在行动前，应该等待南京采取亲日的行为。如果在日媒体鼓励中国人奢想日本将在这方面缓和下来，那就必须予以打击。它呼吁支持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势力，以破坏南京政府的稳定。应该在华中和华南建立日本的经济纽带，以促进日本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渗透。最后，在华北，必须建立地方自治的政权，且日本必须“让华北的地方政权绝对地驯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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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提出了3月30日的这个方案，但关东军仍无法阻止5月公使升级为大使。因这个步骤使日本军国主义者产生不满，外务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春末夏初，关东军和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对河北和察哈尔施加了新的压力，给中日关系制造了新的危机。心灰意冷的黄郛于4月3日离开华北，一去不复返。6月，日方强迫中方达成两个妥协的协定——影响河北的《何梅协定》及影响察哈尔的《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取得不费吹灰之力，后来关东军在秋季强行推进其把华北的5个重要省份分割出来，并入日本人统治的自治区域的计划。因此，关东军从东京获得了控制日本对华政策的权力，并排除了中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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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强迫河北省政府进行重组，企图建立一个更加驯顺的政权。关东军的将领们对省主席于学忠尤为不满。于乃张学良以前的部下，其部队是前东北军的一部分，他被认为是极其反日的。作为把南京视为地方性而非全国性政权的计划的一部分，关东军头目还想从北方把所有国民党组织和人员清除掉。在向中方施加压力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河北非武装区的问题，宣称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非常活跃。与此同时，日军阻止中国军队对该地区进行“清剿”。日方最终想更全面地控制非武装区，以使其作为独立运动的一个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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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当中国政府同意建立一支重组的自卫队来维护非武装区治安时，日方已经向那个方向挺进了。1935年2月10日，土肥原贤二与何应钦举行会谈，讨论了这个问题。4月初，两名亲日的军事领导人殷汝耕和陶尚铭被正式授命，分别指挥在密云—北平和滦州地区的自卫部队。尽管如此，其他与于学忠关系更加密切的警察部队依然留在非武装区，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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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进展相同步，关东军当局想强迫中国同意伪满洲国与华北之间的通航。我们回顾一下，那个问题在以前的交通谈判中被搁置下来。在中国没有回应时，关东军于4月17日单方面开展了从伪满洲国和察哈尔的城市到北平的军事运输业务。日方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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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关东军利用两次事件——非武装区内中国游击队的活动及两名记者在天津被杀，以此为借口对河北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最终导致了于学忠的被逐。第一次事件涉及由孙永勤率领的一小股游击队，他们从非武装区的顺化出来活动，并且，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他们经常进入热河境内袭扰。孙大约拥有1000名士兵、600支枪。5月20—24日，关东军的一个旅进入非武装区，打败了孙的部队。在进军中，他们宣称掌握了明显的证据，证明孙是得到了于学忠的积极支持。中方的消息相当委婉地指出孙曾经以热河为根据地，日军故意让他进入河北以制造行动的借口。中方也会淡化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旅的日军在5天内就解决了问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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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谋杀发生在5月2日，是日本租界中两起不相干的事件，均涉及在日本人出资的天津报业工作的中国新闻记者：为《国权报》工作的胡恩浦及为《振报》工作的白逾桓。5月11日，在北平的日本领事馆武官高桥坦会见了何应钦，谴责中国政府制造了这次事件。他断言蓝衣社策划了这起犯罪活动，而他们的行动揭示了国民党是如何支持反日骚乱的。他驳回了中方关于谋杀发生在日租界（这里不在中国警察的管辖范围）的说法。但事实上，至少有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认为关东军的天津特务机关本身参与了这场谋杀。土肥原贤二的大量便衣在1935年6月一直在天津和丰台竭力寻衅滋事，以便提供行动的借口。在何应钦的回忆录中，他当时认为华北驻屯军的参谋长酒井高桥(3) 大佐策划了整个事件。无论如何，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有了两起事件可用来作为借口，以进一步提出要求。(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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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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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东军已控制了华北的局势，但天津华北驻屯军中的极端分子掌握着主动。不仅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日军“皇道派”强硬路线成员酒井高桥大佐也赞成对华采取强硬的立场。在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去伪满洲国参加一次会议期间，酒井乘机向中方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远比梅津或东京所批准的那些要强硬得多。5月29日，酒井和高桥坦向何应钦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要求清除在河北的国民党政权。次日，天津驻屯军在于学忠的官署前围上了装甲车和机关枪。(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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