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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公们对南京的让步并不满意，而是继续与日军举行商谈，进行挑拨离间。1934年6月土肥原贤二访问内蒙古，并竭力劝说德王加入日本阵营。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8月提出了每月支付给蒙古王公们15万银圆的建议。蒋甚至还试图通过个人外交预先阻止蒙古和日本的联系。1934年11月6日，蒋、端纳（一名澳大利亚人，在为张学良服务6年以后，大概加入了蒋的私人顾问中）及宋哲元在一次短暂的华北之旅中，从张家口来到了绥远省首府归绥（呼和浩特）。蒋在那里亲自接见了德王和云王，他们则施加压力，要求更多的金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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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也试图做出一些恐吓。德王的一名特使韩风林在北平被宪兵总署逮捕，并在后来大概是作为一名日本特务而被处死。土肥原贤二试图利用它来反蒋。在蒋访问北方之后不久，土肥原很快就向德王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说是蒋亲自下令处死了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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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南京与土肥原贤二争相获得蒙古的归心。关东军利用第一次张北事件和察哈尔事件来削弱宋哲元在察哈尔的影响，以增加其特务们的行动自由，并推动德王与日本人合作。在沽源设立的非武装区，为建立另外一支伪军提供了理想的场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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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显然意识到了察东事件与蒙古问题的关联。例如，《时代公论》上一篇题为《察东事件之认识》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明了这一点。文章总结说，日本人所说的沽源是热河一部分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它最终目标是蒙古全境和西北，而进入察哈尔只不过是其侵略进程中的一个步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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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东军在察东事件中为其代理人赢得了更多的便捷，但它并未放慢中日会谈的势头。因此，在2月底，土肥原贤二到华中和华南进行活动，以企图与蒋介石的对手们进行联系。如前所述，他在香港走访了胡汉民，并且到广西会见了那里的领导人。土肥原甚至在广田弘毅企图与蒋签订一个协议时，希望拆蒋介石的台。当1935年3月23日苏联同意向日本出售其中东铁路的股权时，关东军的机动能力增强了。这削弱了苏联对伪满洲国的威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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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返回后，关东军头目于1935年3月30日起草了《关东军的中国政策》。这份文件对南京新的对日“亲善”表示极大的怀疑。它断言仅是因为南京面临着经济危机，国民党的反日态度才缓和起来。如果经济形势改变了，这些反日的情绪会在任何时候死灰复燃。这份报告要求不能给中国政府任何帮助和鼓励。东京在行动前，应该等待南京采取亲日的行为。如果在日媒体鼓励中国人奢想日本将在这方面缓和下来，那就必须予以打击。它呼吁支持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势力，以破坏南京政府的稳定。应该在华中和华南建立日本的经济纽带，以促进日本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渗透。最后，在华北，必须建立地方自治的政权，且日本必须“让华北的地方政权绝对地驯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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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提出了3月30日的这个方案，但关东军仍无法阻止5月公使升级为大使。因这个步骤使日本军国主义者产生不满，外务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春末夏初，关东军和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对河北和察哈尔施加了新的压力，给中日关系制造了新的危机。心灰意冷的黄郛于4月3日离开华北，一去不复返。6月，日方强迫中方达成两个妥协的协定——影响河北的《何梅协定》及影响察哈尔的《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取得不费吹灰之力，后来关东军在秋季强行推进其把华北的5个重要省份分割出来，并入日本人统治的自治区域的计划。因此，关东军从东京获得了控制日本对华政策的权力，并排除了中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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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强迫河北省政府进行重组，企图建立一个更加驯顺的政权。关东军的将领们对省主席于学忠尤为不满。于乃张学良以前的部下，其部队是前东北军的一部分，他被认为是极其反日的。作为把南京视为地方性而非全国性政权的计划的一部分，关东军头目还想从北方把所有国民党组织和人员清除掉。在向中方施加压力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河北非武装区的问题，宣称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非常活跃。与此同时，日军阻止中国军队对该地区进行“清剿”。日方最终想更全面地控制非武装区，以使其作为独立运动的一个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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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当中国政府同意建立一支重组的自卫队来维护非武装区治安时，日方已经向那个方向挺进了。1935年2月10日，土肥原贤二与何应钦举行会谈，讨论了这个问题。4月初，两名亲日的军事领导人殷汝耕和陶尚铭被正式授命，分别指挥在密云—北平和滦州地区的自卫部队。尽管如此，其他与于学忠关系更加密切的警察部队依然留在非武装区，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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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进展相同步，关东军当局想强迫中国同意伪满洲国与华北之间的通航。我们回顾一下，那个问题在以前的交通谈判中被搁置下来。在中国没有回应时，关东军于4月17日单方面开展了从伪满洲国和察哈尔的城市到北平的军事运输业务。日方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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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关东军利用两次事件——非武装区内中国游击队的活动及两名记者在天津被杀，以此为借口对河北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最终导致了于学忠的被逐。第一次事件涉及由孙永勤率领的一小股游击队，他们从非武装区的顺化出来活动，并且，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他们经常进入热河境内袭扰。孙大约拥有1000名士兵、600支枪。5月20—24日，关东军的一个旅进入非武装区，打败了孙的部队。在进军中，他们宣称掌握了明显的证据，证明孙是得到了于学忠的积极支持。中方的消息相当委婉地指出孙曾经以热河为根据地，日军故意让他进入河北以制造行动的借口。中方也会淡化这次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旅的日军在5天内就解决了问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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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谋杀发生在5月2日，是日本租界中两起不相干的事件，均涉及在日本人出资的天津报业工作的中国新闻记者：为《国权报》工作的胡恩浦及为《振报》工作的白逾桓。5月11日，在北平的日本领事馆武官高桥坦会见了何应钦，谴责中国政府制造了这次事件。他断言蓝衣社策划了这起犯罪活动，而他们的行动揭示了国民党是如何支持反日骚乱的。他驳回了中方关于谋杀发生在日租界（这里不在中国警察的管辖范围）的说法。但事实上，至少有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认为关东军的天津特务机关本身参与了这场谋杀。土肥原贤二的大量便衣在1935年6月一直在天津和丰台竭力寻衅滋事，以便提供行动的借口。在何应钦的回忆录中，他当时认为华北驻屯军的参谋长酒井高桥(3) 大佐策划了整个事件。无论如何，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有了两起事件可用来作为借口，以进一步提出要求。(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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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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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东军已控制了华北的局势，但天津华北驻屯军中的极端分子掌握着主动。不仅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日军“皇道派”强硬路线成员酒井高桥大佐也赞成对华采取强硬的立场。在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去伪满洲国参加一次会议期间，酒井乘机向中方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远比梅津或东京所批准的那些要强硬得多。5月29日，酒井和高桥坦向何应钦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要求清除在河北的国民党政权。次日，天津驻屯军在于学忠的官署前围上了装甲车和机关枪。(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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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在5月29日提出的要求范围极为广泛，并在随后的6月4日和6月9日与何的会议中得到了强化。酒井称，如果反对伪满洲国的活动继续下去，那么，天津和北平将可能不得不被并入非武装区。他威胁说，如果再有像天津谋杀之类的事件发生，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酒井要求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所有机构从河北撤走；像蓝衣社之类的反日组织必须解散；所有中央军，包括蒋孝先率领的驻扎在北平的中央宪兵第三团、黄杰指挥的第二师部队及关麟征指挥的第二十五师，必须从河北撤出；被认为是反日的天津市市长和其他官员必须被撤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必须被撤走，而他的五十一军，即原先属于东北军的3万部队，必须离开河北；河北省政府也必须迁到保定。最后，酒井要求蒋介石放弃其表面上喊着友好关系而暗地里却准备着对日战争的双重政策。6月9日，酒井特别强调，必须在全中国而非仅在河北根除反日活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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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在成都指挥“剿共”战争时，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蒋通过电报与何应钦、汪精卫、黄郛和张学良进行商量。南京与东京进行接触，企图给天津驻屯军以釜底抽薪。蒋作宾大使通过广田弘毅表示关注河北的问题。尽管如此，日军坚称最后通牒纯属外务省职权以外的军事问题。因此，广田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商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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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断定何可能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但指示他不要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只在口头上接受。何企图改变日方的要求；但酒井把压力公开化，对记者说：“如果中方认为目前日军的示威……纯系威胁，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日方再也无法容忍中方的背信弃义了，从而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64) 其时，关东军在山海关部署了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并在锦州部署了两个空军中队。天津驻屯军把军营安在了唐山和天津，准备立即采取行动。事实上，6月9日当于学忠部队的几名士兵烧掉了属于华北驻屯军的一根电话杆时，战事一触即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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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也采取了一种威胁性的态度。在报道酒—何会谈时，东京的《朝日》写道：“事态的发展不能不说华北的局面是南京当局的过失，它对日本一直实行双重的政策。”东京的《报知》对这种情绪做出回应：“由于于学忠将军莽撞的行动……国民党和蓝衣社无视《塘沽协定》、采取恐怖行为和反日行动，华北正处于极为严重的局势中。”大多数日本媒体采用了军方的说法，认为广田“软弱的”对华政策使蒋介石的态度变得强硬。东京的《日日》报道说：“让局面恶化的是蒋介石将军的态度……没有迹象显示他会采取行动来解决争端……在我们一度本应进行戒备时，我们已经过多沉湎于中日亲善的谈判中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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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在6月9日的会议上采取了一种反常的威胁态度，结果，何决定立即接受日本人的所有条件。6月10日下午，他在口头上予以接受。由于最后通牒是以梅津将军的名义发出的，这次谅解通常被称为《何梅协定》。当于学忠不愿放弃他的职位时，执行协定的障碍产生了。于曾在5月25日同意把河北省政府从北平迁到保定，企图对日方先行让步，但他不愿再做其他退让。蒋介石曾要求在汉口的于的老长官张学良进行干预。据某些报道说，张最初支持于，但在最后同意打电报劝于辞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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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南京于1935年6月10日发布了《敦睦邦交令》(4) 。这项法令禁止反日活动，尽管没有具体指明日本。法令中说：“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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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史学家认为，中方退让得太轻率，而天津的华北驻屯军缺乏对最后通牒支持的力量。例如，黎令勤指出，何应钦没有恰当地区分驻屯军和关东军提出的那些要求。在他看来，“南京向天津驻屯军的让步是一个判断上的败笔”。(69) 事实上，日本在某些方面对驻屯军的支持确实很弱。按照詹姆斯·克罗利的看法，日本海军担心可能有西方列强卷入华北的新危机，且对这样的冲突没有准备。军部也告诫梅津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因而，克罗利断定南京软弱的反应鼓励了极端分子。他写道：“天津驻屯军轻易地使河北的国民党政府妥协了，并没有逃过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眼睛。”(70) 另外，南京几乎无法依赖来自温和派或西方列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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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的口头谅解并没有终结“何梅”问题。高桥坦在6月11日强迫何签订一份正式的文件，但蒋通过电报反复要求必须维持口头上的谅解。另外，在6月11日的书面文件中，高桥加进了三点声明，何认为这极大地超出了6月10日口头协议的范围。这三点是：第一，“对于有再度渗入之嫌疑或有妨害中日关系之虑之人物或组织不得重新进入〔河北〕”；第二，那些临时性或地方自治层面的官员应该是那些不会“妨害中日关系”的人；第三，日本可以对局面进行检查和监督，以确保协议被执行。这三个新的条件将把河北的地位降低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了避免对这几个方面施加进一步的压力，何于6月13日离开北平来到了南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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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官员继续逼迫何做出书面声明。最后，在7月6日，何寄了封短笺给梅津：“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5) 关东军头目后来争辩说这份书面声明包含了所有三条总的条款。中国人认为仅涉及了非常有限的要求，而不是三个总的条件。另外，对协定的调和性质感到难堪的国民党领导人甚至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对一群抗议日军进入华北的学生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所谓的‘何梅协定’事实上并不存在。”在蒋看来，何与酒井之间的会谈以及何与梅津之间的短笺并不等同于日方大肆渲染的《何梅协定》。即使在今天，像梁敬錞、李云汉这样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学者及何应钦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之为“所谓的‘何梅协定’”，就像它真的不曾存在过。(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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