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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杜在江苏的一个地方法庭受到了审判。他被认定有侮辱友邦首脑的罪名，并被处14个月的徒刑。法官禁止上诉。法庭里面一片哄乱。学生们和杜的支持者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和“《新生》万岁”之类的反日口号。日本记者认为这些混乱状况是国民党阴谋的组成部分。日本电通社发自上海的报道说：“在法庭中的整个事件是由国民党党员事先安排好了的，他们对散发传单肯定负有责任。据说日本当局所做的调查表明，在该主笔进入法庭时，这些国民党党员们与他握了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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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和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反日活动的镇压。例如，7月10日，一名因出售赞扬十九路军和东北抵抗运动书籍的书商被江苏的一家法院判处3个月的徒刑。唐有壬专门做出保证，所有支持东北抵抗的活动将坚决予以消灭。(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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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件说明东京要求中国必须按照日本的准保护国地位来行事。中国人必须表现出像殖民地朝鲜对日本天皇那样的尊崇。逼迫南京在河北和察哈尔做出妥协后，日本人又看到了在南方采取行动的一次机会。极端分子能够控制外务省（它仅在报刊、居民团体和军人策动的事件之后采取行动）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立场。南京政府妥协的代价在不断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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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的判决几乎没有什么抗议，审查制度阻止了一切骚动。当然，广东对杜案的法律依据进行了质疑。(112) 在“一二·九运动”的一次预演中，1935年11月1日北平的学生团体呼吁国民党允许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这份呼吁中特别提及了杜重远，称他是一名遭受罪恶的法律不公正审判的“爱国者”。最后，学生们把新的审查制度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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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的压力和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一起逐渐生效了。蒋介石于1936年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处，重组了政府的审查机构。这个机构在控制媒体方面比其前身更有效力。(114) 日本也关掉了在中国的许多报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出版物，其中有一些曾极受欢迎，成为华北第一批的受害者。1935年6月的协定已清除了党的机构，并导致了《国民日报》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归化、济南和青岛的停刊。(115) 南京还关闭了在福建厦门的党部。在5月的反日示威之后，日本当局要求进行正式道歉并关闭这家党部。1935年7月7日，厦门市市长予以同意。(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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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反日情绪的打压短期内获得了成功，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埋下了下一场既反对日本、也反对南京的民意爆发的种子。《敦睦邦交令》无法强迫中国民众喜欢日本，但它可以让民众的怒火指向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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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危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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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冀察危机和《新生》事件的处理，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一波抗议的浪潮。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双重角色，受到了这种批评的冲击。尽管蒋介石与汪向日本发出倡议，并且蒋对1935年夏通过的决策以电报形式予以批准，但蒋在公开场合却保持低调。他在四川指挥着“剿共”战争，几乎未做出过公开支持南京外交政策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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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汪精卫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越发高涨的批评；8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对汪作为外交部长的不信任案。在监察院中，华北官员如黄郛受到了叛国的弹劾。孙科和于右任的追随者参与了这次反汪的活动；并且，根据日方的资料，他们得到了CC派和孔祥熙与宋子文领导的所谓欧美派的支持。后两个派系的反对显然激怒了汪，因为陈氏兄弟是蒋忠实的支持者，而孔和宋则是蒋的连襟和妻兄。因此，在汪看来，蒋介石在当时的危机中使他“备受折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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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汪被这些人身攻击所激怒，并缺乏来自蒋介石的公开支持，7月中旬他借口疗疾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几天后，他又去了山东的青岛，让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8月8日，汪从青岛致电中央政治委员会辞去在政府中的职务。与汪有关系的政府要员不久也辞去职务，其中包括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行政院行政事务办公室主任彭学沛。(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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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员的集体辞职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危机。尽管汪辞职的公开原因是身体不适，而且他确实有健康问题，但即使是中国媒体也认识到真正的原因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对他的攻击。(119) 汪竭力迫使蒋介石站出来并公开赞同汪及南京的对外政策，从而承担某些责任（和指责）。与立法院长和监察院长相比，汪还要求给予行政院长更大的权力。汪把自己设想成是不可替代的。在那些可能取代他的候选人如胡汉民、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中间，胡和孙与蒋的关系势同水火，他们连同孔和宋一道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就像专栏作家汪仲芳指出的那样：“不论蒋总司令是否真的与汪先生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他都别无选择，只能对汪先生投信任票，这是因为任何继承他的新人，除非能被日本人接受，否则极有可能使中日势态……进一步复杂化。”汪认为，这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中，作为事实上的中国首相，由于其谨慎的政策，汪先生在他的人民中失去的威望正好与他获得日本人的欢迎成比例”。(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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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立即采取措施说服汪返回。8月9日，中央政府派遣蔡元培和叶楚伧到青岛与汪会谈。后来蒋派出了张群作为私人代表，并从成都致电中央政治委员会，督促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说服汪回心转意。(121) 当这种姿态失败后，蒋从成都飞到庐山，在那里与孔祥熙、宋子文、张学良、陈立夫及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重申他对汪的支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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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并不满意。要他收回辞呈，他就要蒋在南京而不是在庐山发表一个公开支持的表态。汪另外的要求仍不明朗，但他显然坚持要把行政院的地位提到比其他4个院的地位要高，以便阻止后者特别是立法院和监察院干预政府的行政事务。他还要求对与行政院有关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权力予以削弱。日方的消息还报道说，汪坚持要清除掉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外交部中不抵抗政策的反对者，并要求宋子文停止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批评。(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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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显然同意了这些要求。他和蒋夫人于8月19日飞到南京，汪则在两天后抵达。两人对危机商谈出了结果，蒋率领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致劝汪复职。汪予以同意，他的追随者们也各复其职。(124) 因而，这场政治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汪精卫显然是胜利者。汪“逼出了”蒋介石，并迫使他公开表态支持汪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因此，蒋分担了对南京在河北和察哈尔失败的谴责以及《新生》事件的难堪。汪在政府中的地位因这次事件而显得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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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说汪曾试图利用他与日本的关系来提高其政治地位。汪去日本人势力强大的青岛的决定，引发了这样的一些报道。日本在上海的武官处也发表了挺汪的强硬声明，指出他的辞职将是蒋对日态度的一个“精确的气压计”。(125) 这些传言的实质是汪有了日本人的支持，通过使用辞职的威胁，打出他的“日本牌”来增加他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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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系在传播这些报道时最为卖力，可能是由于胡汉民曾被暗示作为汪的一名替代者之故（尽管胡当时已离开香港前往欧洲）。《三民主义月刊》抨击说，汪最初计划退往大连，但认为这太显眼，遂决定在青岛居住下来。该刊指出蒋和汪意见相抵，且蒋嫉妒汪不断增长的权力。该刊指责说，蒋想解汪的职，但担心日本人的反应。结果，他最后默认了汪的要求。(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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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粤系继续对蒋—汪合作进行攻击。该刊抨击说：“南京政府的独裁者蒋介石和对卖国的外交政策负有责任的汪精卫，继续不停地投降和卖国……中国人民的两大恶敌，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和汪精卫。”该刊最后说：“我们必须反蒋抗日。”(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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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中，张学良是另外一支与南京政府疏远的政治势力。张被派往设在武汉的“剿共”司令部，但他仍然希望返回华北。他对《何梅协定》尤感恼火，因为他的最后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于学忠以及最后一支重要部队五十一军已被赶出河北。尽管蒋向张通告了华北的人事变动，但张无力阻止他们。张渐渐地形成了更加强硬的反日立场。就在《秦土协定》后不久，他公开宣布：“政府现在应该调动国家所有的力量来抗日。”(128) 私下里，他告诉于学忠：“我希望领袖蒋介石能改变对我的任命，不要让我与共产党作战，而应让我与日本人作战，因为我认为死在‘剿共’的战斗中不如死在抗日的战斗中有价值。”(129) 当蒋于10月2日任命张为西安的“剿共”司令部司令时，他确实又把张及其老东北军将领们重新团结起来。尽管如此，蒋的意图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获得老东北军对其发动最终的“剿共”战役的支持；他估计西安的军官们在少帅不在时是不会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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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35年夏季慢慢地逝去，其他人开始赞成张的抗日倾向。在政府内外，对向日本妥协的憎恨非常强烈。那时在江西失败后撤出、正在进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种局面。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尽管对南京领导人进行了谴责，但它呼吁停止内战，并暗示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此，1935年夏这些事件的汇合使许多中国人相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失败了。冀—察危机加上《新生》事件证明，只有彻底投降，日本人才能满足。中国人必须抵抗，否则就会被消灭。与此同时，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问题出现了可能。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在中国形成了停止内战、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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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935年夏不抵抗政策的政治代价必须与其收益进行衡量。推迟了对日开战，蒋可以继续追歼共产党。以此为借口，他把中央军调入了四川，在这个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首次确立了南京的影响。南京政府还利用这几个月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源，以便在1935年秋进行货币改革。蒋提倡新生活运动，以便重振国民党的士气。因此，南京从延迟对日开战方面获得了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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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蓝衣社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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