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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35年当日本当局提交导致《何梅协定》的要求时，他们仍然提及了蓝衣社和复兴社；但邓有些自豪地说，他们从未使用力行社的术语。因而，他断言日本的情报机构并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存在。(164) （实际上，日本的情报已查明了力行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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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称，其时，日本当局也为隶属于关麟征中央军的学生训练团而感到棘手——这是蓝衣社作用的更有力的证据。(165) 尽管《何梅协定》关闭了许多公开的华北运动的前线组织，但邓认为蓝衣社仍然活跃。有趣的是，他引用了1935年1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来作为证据，这篇报道引用了北平日本军事人物的话，他抱怨蓝衣社的活动。(166) 总之，尽管邓的研究在台湾的那些出版物中是最有学术性的，但它着重强调了这场运动在抗日中的作用。像台湾的回忆录一样，他的著作展示了对这场抗日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提供了与20世纪30年代日本情报相对应的历史资料——尽管资料越来越多，但永远不会在这些报告中得出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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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来自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这些新的叙述，澄清了许多关于蓝衣社的行动令人不解的情报。不过，由于所涉及的证据的类型，它仍然不可能对蓝衣社的行动做出明确的评判。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35年5月天津两名亲日的新闻记者被暗杀。(167) 大部分台湾出版的叙述相信是蓝衣社策动了这场暗杀。这些记者被刻画成卖国贼，他们拥护在日本统治下的华北独立，而为了国家的利益，蓝衣社不得不除掉他们。然而，谁从他们的死亡中获益了呢？日本激进分子把它用来作为提出新要求的借口，对此，南京轻而易举地退让了。《何梅协定》使南京政府极为难堪，并激起了救亡运动。那么，为什么蓝衣社要策划这次行动呢？难道它是一个失误或误算？还是日本人本来就已介入了呢？难道是双方的特工在将计就计？如前所述，某些证据显示，日本特工指挥着这场谋杀。(168) 总之，尽管有新的资料，但谋杀案仍然是个谜团。各方的特工提供了关于成功和失败相冲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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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蓝衣社特工策划了这场暗杀，希望推动一场中日战争的爆发。尽管目前蓝衣社忠于蒋介石以及献身于“先安内”政策的回忆录文学连篇累牍，但这些特工希望南京抗日并力图促成这件事，这是可以想象的。易劳逸指出，蓝衣社在对日问题上蔑视蒋介石，并且对他的绥靖政策失去了耐心，至少是有可能的。(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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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涉及证据的性质，对蓝衣社的任何评判都是假设性的。日本情报把蓝衣社刻画成一系列反日阴谋的主谋，显然是夸大其词。不过中方的回忆录证明了蓝衣社与中央军结合，在1933年春天以后，力图使南京政权进入河北。他们的目标是共产党、蒋介石的其他敌人以及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因此，关东军竭力消灭蓝衣社，可以视为其努力把南京从华北全部排除出去的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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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证据也显示《何梅协定》严重地打击了蓝衣社在华北的影响，尽管在西安事变后其活动有了一些增加。特工的数量减少了，并且，他们的盟友黄杰和蒋孝先指挥的部队（这两人均与戴笠关系密切）被调走了。仅有些数量不大的情报刺探行动在继续着。如果这些是真正的事实，那么，《何梅协定》就给了南京和蓝衣社以重重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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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蒋的《敌乎？友乎？》的倡议没有给中日关系带来一个改善的气象。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制造了一场新的危机，并迫使中国接受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些新的妥协在南京引发了政治骚乱，甚至在蒋自己的军队中造成了不安。蓝衣社在华北的活动，既有针对日本人的，又有针对蒋的国内敌手的，均受到了挫折。蓝衣社运动本身甚至可能也对蒋“先安内”政策大失所望，并试图破坏它（尽管其证据不能一锤定音）。从这个政策中获得的真正利益——推迟了对日本的战争，把共产党追逼到了西北——是有高昂的政治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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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35年，日本问题继续主宰着中国政治。在南京的政客中，蒋寻求和平，但似乎不愿承担迫切要求妥协的公开责任。《敌乎？友乎？》假借他人之名来发表。汪精卫打出他的“日本牌”来提高在政府中的权威，辞职并退到青岛，确信日本人对这个政治角色的支持，并迫使蒋请求他复职。而蒋确实利用他的权威公开地让汪重新参与政府中。蒋的选择范围显然是有限的；如果他的和平倡议万一获得成功的话，他将不得不依靠汪和政学系。蒋可能在中国政府中有意让蓝衣社担当更加强大的角色，但日本的反对泯灭了这个念头。因此，日本人对南京政权的结构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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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势力中，蒋继续向胜利迈进，将追击共产党作为一个契机，使南京的权威进入了新的区域。但是，华北权力的新安排现在又回到了让南京头疼的境地。张学良和冯玉祥被大大地削弱了；结果，南京把它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进了北方。这就引发了南京在华北与日本人的冲突，并导致了蒋政府一场可耻的退却。不是北方的军事人物，也不是黄郛，而是蒋的亲信何应钦不得不驯顺地同意把南京的机构从河北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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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意的角度，随着南京《敦睦邦交令》的颁发和审查得越来越严格，表面上似乎南京在镇压抗日活动和出版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南京仅是在公众的情绪上捂了一个盖子，这只锅还在继续煮着，民意依然强烈地反日。由于南京政府似乎在中国为日本人做事（杜重远由于惹恼了东京而被逮捕），甚至蒋政府中像蓝衣社这样的成员，也对中国软弱的立场变得失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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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著的引文与原史料略有出入，译文从原史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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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如此。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卒于1908年11月14日，在位年份应为“1875—190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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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如此。日方当时与中方交涉的人物为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领事馆武官高桥坦，这两人在中方史料中常被写成“酒井高桥”，实际应为“酒井、高桥”。下文出现的类似问题不另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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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的写作《邦交敦睦令》或《睦邻敦交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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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其他地方写成“且自动加以实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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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七章 直到和平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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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蒋介石向共产党开战，向日本人妥协，并让其他政治人物承担向东京退让的罪责。尽管如此，在1935年下半年，这种策略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日本极端分子被《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轻易成功壮大了胆子，他们竭力要求在华北的权力。随着日本的挑衅越来越多，南京一如既往地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使用经济提携的承诺作为政治退让的砝码。但中国的软弱立场似乎仅仅是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正在忙于应付这些麻烦时，1935年11月1日一场企图对汪精卫的行刺，打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国民党政府的团结，并迫使蒋介石在南京担负起一个更加公开的角色。就在妥协的代价不断增加之时，政治责任逐渐压到了蒋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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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推进其华北独立计划时，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首脑是主要的策动者。特务们既制造了骚乱，也利用了河北特别是在非武装区中现有的动乱，为新要求提供借口。特务们资助“自发的”动乱，如1935年6月底靠近北平丰台的一次，为中国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提供了证据。(1) 有时日本人纯粹是故意找碴。1935年8月4日，非武装区警察部队的一名中国指挥官刘佐周，在其到达滦州后被人开枪打死。日方称这是一起由蓝衣社实施的政治阴谋。酒井、高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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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利用这些事件来增强他们对华北的政治控制，赶走他们不喜欢的官员，并威胁那些可能有用的人。日方竭力要求解散华北与南京联系的标志——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要求扩大非武装区。日方甚至开始在河北行使警察的权力。作为滦州枪击案的结果，8月5日日本宪兵在北平逮捕了陶尚铭，并把他羁押在日本公使馆的军营中将近两个星期。直到7月在日方把陶赶出来之前，他曾经是非武装区警察部队的一名指挥官。(3) 日本人逮捕陶尚铭，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因为他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日本当局在中国领土上逮捕一名中国官员，说明他们决心控制平津地区。唐有壬正式抗议逮捕无效，然而这仅是日本使用警察权的开始。(4) 日本宪兵在7月初就已经逮捕了《大公报》的一名记者。此后的数周里，许多公众人物、商人、教育家和学生在北平与天津被拘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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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在河北的骚乱持续不断。1935年8月19日，在北平的中国政府电告蒋介石，提醒他将会有更多的麻烦。他们报告了酒井、高桥已着手实施在整个华北地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破坏的计划。(6) 不论是否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日方似乎找到了无数的反日行为来加以抗议。例如，他们称8月14日中国军队曾向他们在非武装区中滦河上的两艘船只开枪。日本电通社报道说，由于这次事件，“华北的局势好像再次转向恶化的境地”。在济南，日本军官抗议两名日本人曾受到中国士兵的“粗暴对待”。8月15日，当土匪在靠近山海关的非武装区中袭击一辆火车，并抢劫了几名日本人和朝鲜人时，日本断定这不仅仅是一个匪案，更是蓝衣社指挥的一场反日阴谋的证据。联合新闻社报道说：“某些抗日、反伪满洲国的组织，可能是蓝衣社的成员……仍然潜伏在华北。”日本在天津的总领事川越茂在9月2日向河北省政府提交的正式抗议中重申了这种观点，称明显违背《何梅协定》的蓝衣社抗日活动在该省继续进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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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仍然希望和平解决华北的势态，并悄悄地接受日本的许多要求。8月29日，南京撤销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那个机构的影响随着黄郛的长期不归被削弱了，黄自1935年春以来一直留在南方；不过它是华北与中央联系的一个象征。(8) 尽管蒋介石希望和平，但他公开警告说中国的让步只能到此为止了。在9月出版的一份日本经济期刊上登出的一篇访谈中，蒋提醒日本读者：“中国是一个自主和独立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我们领土和行政权力的根本原则。”蒋强调，中国希望和平。为了维护和平，“中国并非不可能做出合理的让步，但这些让步必须有个限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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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土肥原贤二在华北到处活动，企图煽动独立运动。9月，他飞到太原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在北平，他迫使宋哲元拔擢傀儡组织。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顺从了日本人的要求，禁止所有国民党的活动及其机构。土肥原的活动让南京领导人感到棘手。在9月26日的一次演讲中，孙科警告说，日本利用阎和胡汉民来分裂中国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蒋介石对此十分关注，他离开成都，在10月7—14日对北方进行了一次视察，行经了西安、洛阳、开封和太原。蒋特别急于羁縻阎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按照唐纳德·格林的说法，阎反对自治运动，但与日本人眉来眼去，以从蒋介石那里获得让步，如果山西遭到日本的进攻，让蒋保证中央军要承担义务。蒋显然为阎的军费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及在华北更大的政治权力。这两个人之间似乎达成了谅解，因为阎在10月26日抵达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阎的到达是对日本人的回绝，以至于日本的军方领导人竟然在北平发布了一条新闻报道，说日军将阻止阎从南方返回太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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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除了担心土肥原贤二外，他们还对多田骏中将感到失望，他于1935年夏在天津取代梅津美治郎成为华北驻屯军的首脑。多田是北方五省独立的积极倡导者。在9月24日对日本记者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对此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他称五省必须独立；并且，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此加以阻挠，必须把他们的政权从华北赶出去；所有抗日反“满”的势力必须予以驱逐；华北必须从经济上脱离南京，五省必须共同合作防止赤化；东亚未来的和平依赖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中国和伪满洲国的合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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