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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如此。日方当时与中方交涉的人物为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领事馆武官高桥坦，这两人在中方史料中常被写成“酒井高桥”，实际应为“酒井、高桥”。下文出现的类似问题不另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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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的写作《邦交敦睦令》或《睦邻敦交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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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其他地方写成“且自动加以实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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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七章 直到和平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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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蒋介石向共产党开战，向日本人妥协，并让其他政治人物承担向东京退让的罪责。尽管如此，在1935年下半年，这种策略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日本极端分子被《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轻易成功壮大了胆子，他们竭力要求在华北的权力。随着日本的挑衅越来越多，南京一如既往地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使用经济提携的承诺作为政治退让的砝码。但中国的软弱立场似乎仅仅是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正在忙于应付这些麻烦时，1935年11月1日一场企图对汪精卫的行刺，打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国民党政府的团结，并迫使蒋介石在南京担负起一个更加公开的角色。就在妥协的代价不断增加之时，政治责任逐渐压到了蒋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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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推进其华北独立计划时，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首脑是主要的策动者。特务们既制造了骚乱，也利用了河北特别是在非武装区中现有的动乱，为新要求提供借口。特务们资助“自发的”动乱，如1935年6月底靠近北平丰台的一次，为中国政府无力维持秩序提供了证据。(1) 有时日本人纯粹是故意找碴。1935年8月4日，非武装区警察部队的一名中国指挥官刘佐周，在其到达滦州后被人开枪打死。日方称这是一起由蓝衣社实施的政治阴谋。酒井、高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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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利用这些事件来增强他们对华北的政治控制，赶走他们不喜欢的官员，并威胁那些可能有用的人。日方竭力要求解散华北与南京联系的标志——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要求扩大非武装区。日方甚至开始在河北行使警察的权力。作为滦州枪击案的结果，8月5日日本宪兵在北平逮捕了陶尚铭，并把他羁押在日本公使馆的军营中将近两个星期。直到7月在日方把陶赶出来之前，他曾经是非武装区警察部队的一名指挥官。(3) 日本人逮捕陶尚铭，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因为他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日本当局在中国领土上逮捕一名中国官员，说明他们决心控制平津地区。唐有壬正式抗议逮捕无效，然而这仅是日本使用警察权的开始。(4) 日本宪兵在7月初就已经逮捕了《大公报》的一名记者。此后的数周里，许多公众人物、商人、教育家和学生在北平与天津被拘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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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在河北的骚乱持续不断。1935年8月19日，在北平的中国政府电告蒋介石，提醒他将会有更多的麻烦。他们报告了酒井、高桥已着手实施在整个华北地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破坏的计划。(6) 不论是否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日方似乎找到了无数的反日行为来加以抗议。例如，他们称8月14日中国军队曾向他们在非武装区中滦河上的两艘船只开枪。日本电通社报道说，由于这次事件，“华北的局势好像再次转向恶化的境地”。在济南，日本军官抗议两名日本人曾受到中国士兵的“粗暴对待”。8月15日，当土匪在靠近山海关的非武装区中袭击一辆火车，并抢劫了几名日本人和朝鲜人时，日本断定这不仅仅是一个匪案，更是蓝衣社指挥的一场反日阴谋的证据。联合新闻社报道说：“某些抗日、反伪满洲国的组织，可能是蓝衣社的成员……仍然潜伏在华北。”日本在天津的总领事川越茂在9月2日向河北省政府提交的正式抗议中重申了这种观点，称明显违背《何梅协定》的蓝衣社抗日活动在该省继续进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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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仍然希望和平解决华北的势态，并悄悄地接受日本的许多要求。8月29日，南京撤销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那个机构的影响随着黄郛的长期不归被削弱了，黄自1935年春以来一直留在南方；不过它是华北与中央联系的一个象征。(8) 尽管蒋介石希望和平，但他公开警告说中国的让步只能到此为止了。在9月出版的一份日本经济期刊上登出的一篇访谈中，蒋提醒日本读者：“中国是一个自主和独立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我们领土和行政权力的根本原则。”蒋强调，中国希望和平。为了维护和平，“中国并非不可能做出合理的让步，但这些让步必须有个限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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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土肥原贤二在华北到处活动，企图煽动独立运动。9月，他飞到太原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在北平，他迫使宋哲元拔擢傀儡组织。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顺从了日本人的要求，禁止所有国民党的活动及其机构。土肥原的活动让南京领导人感到棘手。在9月26日的一次演讲中，孙科警告说，日本利用阎和胡汉民来分裂中国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蒋介石对此十分关注，他离开成都，在10月7—14日对北方进行了一次视察，行经了西安、洛阳、开封和太原。蒋特别急于羁縻阎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按照唐纳德·格林的说法，阎反对自治运动，但与日本人眉来眼去，以从蒋介石那里获得让步，如果山西遭到日本的进攻，让蒋保证中央军要承担义务。蒋显然为阎的军费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及在华北更大的政治权力。这两个人之间似乎达成了谅解，因为阎在10月26日抵达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阎的到达是对日本人的回绝，以至于日本的军方领导人竟然在北平发布了一条新闻报道，说日军将阻止阎从南方返回太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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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除了担心土肥原贤二外，他们还对多田骏中将感到失望，他于1935年夏在天津取代梅津美治郎成为华北驻屯军的首脑。多田是北方五省独立的积极倡导者。在9月24日对日本记者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对此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他称五省必须独立；并且，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此加以阻挠，必须把他们的政权从华北赶出去；所有抗日反“满”的势力必须予以驱逐；华北必须从经济上脱离南京，五省必须共同合作防止赤化；东亚未来的和平依赖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中国和伪满洲国的合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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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的谈话后来发表在一本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中甚至包含了对蒋介石更加猛烈的攻击。多田以一个长长的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标准解释来开头。东亚和中国已经被白种人的侵略所压迫；日本的政策是基于通过终结白人的压迫来解放中国，以及为东亚带来永久和平的原则，从而完成它自己的民族使命。在多田看来，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存在阻挠了这项使命的完成。多田指责说：“蒋介石本人已多次与日本发生冲突。”他称南京目前对日友好政策的宣言是假的，南京暗地里进行抗日活动，且蓝衣社依然留在北方。多田写道，南京的实业部、铁道部和财政部全都阴谋阻挠中日经济提携。而蒋介石的反共行动也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多田断言，尽管蒋发动了“清党”运动，但国民党的下层中间仍然渗透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组织上与共产党类似。他的谈话强硬地建议，蒋介石和国民党需要彻底加以清除，但他把他的建议局限在华北独立方面，他称在日本的领导下，华北将成为完全的“王道乐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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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多田的谈话也震惊了中国领导人。他是日本军方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他几乎是在号召推翻中国政府。这件事发生在南京和东京仍然正在洽谈一个总的友好条约之时，多田的声明预示了未来关系前景不妙。它是对自《敌乎？友乎？》以来整个和平创议的嘲弄。南京允许中国媒体刊登多田的谈话，但评论却寥寥无几。在南京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时事月报》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摘要，而《国闻周报》则登载了多田小册子的译文。因此，广大读者知道了多田的计划。中国驻东京大使蒋作宾也向广田弘毅做了抗议，广田回答说，多田的声明是对记者说的，因此，并不代表官方的政策。由于处于《何梅协定》的时刻，广田断然拒绝处理这件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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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北是日本关注的中心，但在华中和华南发生的几次事件，给中方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0月初，中国当局在汕头查获了据称是走私到中国没有缴纳适当税收的日本大米。日本当局立即提出抗议，并且，据联合社报道说，日本第五快速舰队派出了6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来到汕头，如果其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准备采取“有效的行动”。陈济棠和李宗仁将军会晤了日本驻广州的总领事，平息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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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地区，日本领事强烈抗议中国驻军司令官叶蓬把抗日思想融会到其士兵的训练中。日本特工已在叶部的军营中发现抗日小报。日本领事在9月17日和21日提出抗议，要求撤叶的职、道歉并保证停止反日活动。日本海军当局全副戒备，并在汉口集结了8艘炮舰。10月9日，湖北省主席张群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并把驻军司令官叶蓬调了职。国民党审查者们除了让中国报刊刊登简短的指挥官变动的启事外，禁止刊载事件的细节。尽管如此，由于外国媒体大量地报道了这件事，武汉势态的消息慢慢地传开了。在浙江的温州也发生了短暂的紧张局势，一名日本商人称他曾受到国民党特工的威胁。(14) 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一场严重的危机，但紧接着多田反蒋小册子的这种炮舰外交的展示，引起了中方对日方意图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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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在北方，日本军方领导人于1935年10月12—14日在大连会面部署战略。不久之后，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特务在北平的东部与东南部靠近非武装区的香河县策划了一次新的暴动。在日本的诱使下，中国领导人在香河组织了一场亲独立的“人民运动”。10月20日，数百名反叛者打着要求降低税收和从南京独立的标语涌入县城，并对政府机构发起了攻击。10月22日来了一支数十人的日本宪兵，声称要赶走所有参与独立运动的日本国民，但显然却在帮助反叛者巩固对县政府的控制。10月23日，反叛者宣布脱离河北省政府，把共产主义的威胁作为这次行动的借口。河北省主席派去的官员被反叛者拘押起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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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暴乱本来可以由非武装区的殷汝耕或是由北平的宋哲元轻易地平息掉，但由于日本的介入，中国领导人对干预变得犹豫不决。大量的日本人混进了反叛者中，而东京的司令部表示支持这场运动。10月24日，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殷汝耕在天津会见了日本驻屯军司令来解决此事。日方允许非武装区的警察来恢复乡村的秩序，但不允许他们进入县城。(16) 高桥坦照会商震：“群众运动”不应该被镇压，最后他在10月26日同意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后来，它被并入了殷汝耕的傀儡政权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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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特务的兴趣并非一个县。它希望香河事件可以迫使宋哲元和其他华北领导人参与广泛的独立运动中。日本媒体，特别是右翼报纸，支持这个设想。10月21日，联合社发自天津的报道说：“独立运动……在河北省民众中正在稳步地取得支持。”东京的《中外日报》称：“在华北，河北省香河辖区的独立运动蓬勃兴起，这恰恰说明了整个河北省将要被席卷进来。”东京的《都》报称：“如果华北人民摆脱了南京政权的枷锁，并试图与日本和‘满洲国’交好，这将被证明是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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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香河事件发生的同一时刻，华北驻屯军向河北官员强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这种高压加上“群众运动”将迫使他们加入独立计划中。10月29日，高桥坦向商震和宋哲元提交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表面上是解决8月初的滦案。他要求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市长袁良辞职、中国官员对滦案正式道歉，并镇压所有的反日分子。华北驻屯军发起了一场公开的为这些要求正名的行动。它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说袁良积极地支持蓝衣社的抗日恐怖活动。它声称已逮捕了一名参与滦案的中国特工，显示其人与蓝衣社组织有关。此外，日本特工在北平组织了一场反袁的群众示威，以证明——该司令部称——他缺乏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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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要求找到理由，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它有“证据”证明何应钦和该委员会参与了一项反日的阴谋。10月31日联合通讯社发自新京（长春）的报道说：“今天关东军司令部在此声明，‘东北义勇军’由‘北平志愿团’直接负责，而由‘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间接负责。‘义勇军’由何应钦将军指挥……在‘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反满活动。”(19) 因此，日本军方暗示，它将很快打击所有抵制其要求的官员或机构。其最终目标是要所有留在华北的官员进行全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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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9日的要求中，日本外交团与军方进行了联合，与何—梅谈判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在天津的总领事川越茂给河北当局发出信件，重申军方的要求，并要求给非武装区增加5个县（包括香河）。川越强调了在北方镇压反日分子特别是蓝衣社的必要性，谴责中国官员在执行《何梅协定》时的无诚意。河北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条件中的大部分。11月3日袁良辞职，由秦德纯取代。宋哲元的一名部下萧振瀛做了察哈尔省主席。宋照会日本人，他正在尽一切努力逮捕蓝衣社。尤为重要的是，中方同意把日方要求的4个县并到非武装区中，这一行动把非武装区的边界扩大到紧靠北平和天津。至11月底，南京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不过，尽管河北的政治领导人对具体要求做了让步，但他们仍然赶不上日本自治的步伐，迫使急不可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1月采取了新的策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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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的总领事采取的行动，部分是为了让东京的外务省可以重新获得对华北局势的发言权。在1935年的整个夏季，这个问题的契机已被军方掌握。在春季曾似乎大有希望的东京和南京之间的谈判，已被河北和察哈尔的局势所破坏。南京继续向东京提出建议，希望广田弘毅能遏制军方的要求。广田与南京谈判，但在1935年秋提高了他的条件。显然，广田如果要得到军方对其政策的支持，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对华路线。(21) 广田和外务省因采取过于软弱的对华政策而经常受到攻击。正如一位为东京《日日》撰稿的作者所写的那样：“外务省不熟悉对华知识。在过去处理对华事务中，它已犯下一个又一个大错。这是所有公正的观察家不偏不倚的判断。”这样一种观点暗示了军方的侵略策略是上策。作者继续写道：“国家边界和领土的传统观点不经修改是不再适用的了。如果东方的和平可以通过在华北创建一个新的政权来得以保证，日本可以予以帮助……并无须太介意世界的反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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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京知道日本外务省的局限性，但它仍然觉得与它交涉是最有希望的途径。例如，6月17日，甚至在广田拒绝干预河北问题之后，蒋作宾向他重申了中国希望基于两国平等的原则——在此之下，日本不得支持华北的地方政府——商谈一份友好条约。9月7日，蒋重提这个要求，建议签订一份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作为诱惑，蒋提出经济提携的条文和一项补偿，中国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放弃华北自治的想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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