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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香河事件发生的同一时刻，华北驻屯军向河北官员强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这种高压加上“群众运动”将迫使他们加入独立计划中。10月29日，高桥坦向商震和宋哲元提交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表面上是解决8月初的滦案。他要求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市长袁良辞职、中国官员对滦案正式道歉，并镇压所有的反日分子。华北驻屯军发起了一场公开的为这些要求正名的行动。它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说袁良积极地支持蓝衣社的抗日恐怖活动。它声称已逮捕了一名参与滦案的中国特工，显示其人与蓝衣社组织有关。此外，日本特工在北平组织了一场反袁的群众示威，以证明——该司令部称——他缺乏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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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要求找到理由，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它有“证据”证明何应钦和该委员会参与了一项反日的阴谋。10月31日联合通讯社发自新京（长春）的报道说：“今天关东军司令部在此声明，‘东北义勇军’由‘北平志愿团’直接负责，而由‘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间接负责。‘义勇军’由何应钦将军指挥……在‘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反满活动。”(19) 因此，日本军方暗示，它将很快打击所有抵制其要求的官员或机构。其最终目标是要所有留在华北的官员进行全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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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9日的要求中，日本外交团与军方进行了联合，与何—梅谈判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在天津的总领事川越茂给河北当局发出信件，重申军方的要求，并要求给非武装区增加5个县（包括香河）。川越强调了在北方镇压反日分子特别是蓝衣社的必要性，谴责中国官员在执行《何梅协定》时的无诚意。河北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条件中的大部分。11月3日袁良辞职，由秦德纯取代。宋哲元的一名部下萧振瀛做了察哈尔省主席。宋照会日本人，他正在尽一切努力逮捕蓝衣社。尤为重要的是，中方同意把日方要求的4个县并到非武装区中，这一行动把非武装区的边界扩大到紧靠北平和天津。至11月底，南京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不过，尽管河北的政治领导人对具体要求做了让步，但他们仍然赶不上日本自治的步伐，迫使急不可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1月采取了新的策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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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的总领事采取的行动，部分是为了让东京的外务省可以重新获得对华北局势的发言权。在1935年的整个夏季，这个问题的契机已被军方掌握。在春季曾似乎大有希望的东京和南京之间的谈判，已被河北和察哈尔的局势所破坏。南京继续向东京提出建议，希望广田弘毅能遏制军方的要求。广田与南京谈判，但在1935年秋提高了他的条件。显然，广田如果要得到军方对其政策的支持，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对华路线。(21) 广田和外务省因采取过于软弱的对华政策而经常受到攻击。正如一位为东京《日日》撰稿的作者所写的那样：“外务省不熟悉对华知识。在过去处理对华事务中，它已犯下一个又一个大错。这是所有公正的观察家不偏不倚的判断。”这样一种观点暗示了军方的侵略策略是上策。作者继续写道：“国家边界和领土的传统观点不经修改是不再适用的了。如果东方的和平可以通过在华北创建一个新的政权来得以保证，日本可以予以帮助……并无须太介意世界的反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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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京知道日本外务省的局限性，但它仍然觉得与它交涉是最有希望的途径。例如，6月17日，甚至在广田拒绝干预河北问题之后，蒋作宾向他重申了中国希望基于两国平等的原则——在此之下，日本不得支持华北的地方政府——商谈一份友好条约。9月7日，蒋重提这个要求，建议签订一份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作为诱惑，蒋提出经济提携的条文和一项补偿，中国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放弃华北自治的想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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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在回复蒋作宾时态度暧昧，部分原因是日本的政策尚未确定。军部、海军省和外务省这三个主要部门在10月4日召开了一次会议，达成了一致的对华政策。这次会议赞成在华北创立一个自治的地方政府的努力，但也批准了广田弘毅基于三个总的原则商谈一个对华友好条约。广田在10月7日把这些通常被称为“广田三原则”的内容照会了蒋作宾。这些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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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藉欧、美势力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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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中日“满”三国关系须常能保持圆满，始为中日亲善之根本前提，欲达此目的先须中日实行亲善，在日本方面中国能正式承认满洲，方认中国确有诚意，在中国方面或有种种关系有不能即时承认之苦，然无论如何对于伪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一）须设法使伪满洲国与其接近华北地位不启争端。（二）须设法使伪满洲国与其接近之华北地位保持密切之经济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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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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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三原则”措辞笼统，可能会带来麻烦。在华北的南京政权没有获得承认。正如蒋介石在10月13日所评论的那样，它们的要点是中国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及成立一个反苏联盟。蒋指出，由于谈判在进行，中国应该提出一个反提案，着重强调其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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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蒋作宾答复广田，强调了平等和主权。在回复三原则时，蒋认为中国并无以夷制夷的政策，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应该影响与日本的亲善。其次，他实际上宣布中国将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但不能予以正式承认。不过，中国将努力维护长城两边的和平和经济提携。最后，关于第三点，他说中国已打了多年的仗来消灭共产主义。蒋指出进一步的合作是可行的，但这取决于日本全面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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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的利益来看，与东京有意义的谈判的前景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广田的原则十分含糊，新的要求可以来自任何协定。另外，广田似乎不愿或是不能把华北放在谈判中。南京确实在寻求其他的选择。它通过李滋罗斯代表团与英国开始经济商洽（下文将要述及）。蒋也与柏林接洽关于德—日—中联盟的可能性。蒋的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密切，包括德国在华的长期军事使团。在10月中旬，汪精卫和蒋介石决定通过德国驻南京大使柯瑞伯和在上海的德国海通社的代表埃德蒙·霍夫勒与希特勒接洽。中国建议三国之间在反对共产主义和经济项目上进行合作，在德国的帮助下解决中日间的分歧。由于日本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均非常密切，南京显然希望将柏林作为对付东京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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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计划得到了德国的支持。冯·里宾特洛甫正与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商谈反共产国际的条约。冯·里宾特洛甫显然对中国的态度很热心，设想建立一个反共产国际的三角同盟。他在1935年11月15日转告南京，希特勒个人对这样的一个协定感兴趣。尽管如此，当中日关系在华北问题上趋于恶化时，柏林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另外，德国政府中的许多人告诫说，卷入中日的困局中，将会成为理顺德日关系的障碍。是东京而不是南京给予德国最多。因此，1935年12月7日，柯瑞伯照会蒋，德国的调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参加反共产国际的想法流产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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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外交活动一直秘而不宣。由于南京向柏林提出建议，保密做得很彻底；但即便如此，广田的三原则还是慢慢地为中国大众所了解。同时，流言开始传播开来，说日本要求建立一个日本—中国—伪满洲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联盟。到了10月底，中日双方的媒体均报道了三原则的要义；而且，联合社在10月28日报道说，日本的军事官员将正式分别向蒋和华北领导人提出建立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建议。(28) 说蒋介石将决定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谣言在中国广泛流传。大多数人设想随着日本在反共的幌子下有权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干涉中国，这样的一个协定将意味着日本控制了中国。对反共产国际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把抗战和内战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由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结，并执行一条不抵抗的路线，许多中国人开始担心他可能会签订一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他们不断地要求蒋停止内战，并恢复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这些举措将排斥与日本的任何条约。只要反共的内战继续下去，反共产国际的条约似乎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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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系为这种推测大造声势。发表在1935年11月15日《三民主义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准备接受日本关于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提案，这将把日本、中国和伪满洲国联合成在日本控制下的一个共同的军事同盟。该刊抨击说，这份提案是日本企图在亚洲实施闭关自守政策的构成部分。南京接受这份条约是其反动政策的一部分。该刊把蒋的反共战争说成是一场失败，因为在反共中，蒋向日本投降，从而增加了人民对其政府的厌恶。它提出质疑：“如果政府拱手把国家主权让给了日本人，打败共产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篇文章再次重复胡汉民以前所做的谴责：“攘外必先安内”不过是不抵抗的一个幌子。“现在，没有人相信南京在安内后还能去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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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文章把“先安内”倒了过来，称它实际上是在帮助共产党。“如果南京进行抗战，它将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拥护。如果它企图在日本的指挥下消灭共产党，它将永远不会成功。只有先进行抗日，然后它才能反共。”这篇文章断言：“抗日和反共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抗日，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来反共。只有当我们抗日时，我们在那时才会有共同的语言：‘反共’。但南京的军事人物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29) 因此，广田的反苏同盟的建议，增强了抗日和继续进行反共内战这一问题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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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南京的政治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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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底，中国领导人开始聚集到南京准备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紧接下来就是第五次全国党代会。尽管华北危机笼罩着这次会议，但随着日期的临近，一种希望感逐步形成了。北方的两位要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来参加代表大会，做出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姿态。媒体报道说，广东也将派出代表团。中日危机似乎培育了中国领导人团结的感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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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很快就破灭了。11月1日，在第一次会议后不久，领导人集中起来拍集体照。突然，一名摄影师拔出一把4英寸的勃朗宁手枪，向汪精卫开了3枪。国民党老兵张弛和——某种程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的老对手张学良在枪手再次开枪前把他摔倒。刺客孙凤鸣本人受了伤，后死于狱中。汪伤情严重，被火速送到医院。对汪的行刺给国民党领导人带来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从政坛上的临时离去，破坏了国民党政治势力现有的平衡，并危及了复杂的中日关系，因为日本通常是挺汪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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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在此事件的50余年以后，汪精卫刺杀案仍没有尘埃落定。在当时，大多数中国大众很快就推测刺客及其同党是出于对绥靖政策的愤慨这一动机。事实上，孙凤鸣明确地告诉了警察，他刺杀汪是由于他向日本妥协的卖国政策。(32) 不过，汪阵营中的许多人立即怀疑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牵连。这种怀疑有旁证证明。在国民党领导人集中照相时，蒋却故意没有出席。所以，汪的支持者怀疑蒋事先知道刺杀阴谋。疑犯之死也阻止了调查，并助长了阴谋说。汪夫人显然仍认为是戴笠的特工策划了这起罪行。在她看来，蒋想把汪作为其权力的障碍予以清除，但因为担心激怒日本人而不能直接这样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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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汪—蒋在1935年8月举行了公开的会谈，但他们的联合依然不稳定，因此，汪的许多支持者立即对蒋进行了谴责。即使当更多有关刺客的事实浮出，而谴责向别处转移时，这种不稳定依然如故。正如陈公博回忆的那样，汪精卫从未觉得与蒋介石的合作很愉快。后者控制着军事权力，其妻兄或连襟控制着财政。陈回忆说，即使在外交政策上，也由蒋和黄郛决定，而不与汪商量。因此，他是一个没有权力的行政院长——承担了对南京错误的指责，但无权加以改变。另外，汪的支持者觉得他们总是被蒋的特工所盯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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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还注意到蒋的许多亲信对汪的被刺幸灾乐祸，特别是CC派和其他派系觉得汪阻碍了蒋成为一个真正独裁者的人。如果没有蒋的直接指示，这些组织能策划这起刺杀吗？退一万步说，蒋要为没有保护好汪承担罪责。显然，蒋的卫士们曾怀疑某些出席上午会议的人，并对蒋采取了密切的保护，对汪则没有做任何保护。(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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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这些怀疑表示了同感。一份在上海的日文报纸谴责欧美派对这起罪行负责。日本情报直指蓝衣社，而中国问题专家波多野乾一确认刺客是CC派的一名成员。联合社则登载了最生动的故事，发自上海的报道说，汪精卫本人认为蓝衣社要对此负责。南京的审查者禁止中国媒体对这些流言进行报道，暂时关闭了一家违背禁令的报纸。(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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