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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外交活动一直秘而不宣。由于南京向柏林提出建议，保密做得很彻底；但即便如此，广田的三原则还是慢慢地为中国大众所了解。同时，流言开始传播开来，说日本要求建立一个日本—中国—伪满洲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联盟。到了10月底，中日双方的媒体均报道了三原则的要义；而且，联合社在10月28日报道说，日本的军事官员将正式分别向蒋和华北领导人提出建立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建议。(28) 说蒋介石将决定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谣言在中国广泛流传。大多数人设想随着日本在反共的幌子下有权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干涉中国，这样的一个协定将意味着日本控制了中国。对反共产国际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把抗战和内战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由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结，并执行一条不抵抗的路线，许多中国人开始担心他可能会签订一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他们不断地要求蒋停止内战，并恢复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这些举措将排斥与日本的任何条约。只要反共的内战继续下去，反共产国际的条约似乎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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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系为这种推测大造声势。发表在1935年11月15日《三民主义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准备接受日本关于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提案，这将把日本、中国和伪满洲国联合成在日本控制下的一个共同的军事同盟。该刊抨击说，这份提案是日本企图在亚洲实施闭关自守政策的构成部分。南京接受这份条约是其反动政策的一部分。该刊把蒋的反共战争说成是一场失败，因为在反共中，蒋向日本投降，从而增加了人民对其政府的厌恶。它提出质疑：“如果政府拱手把国家主权让给了日本人，打败共产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篇文章再次重复胡汉民以前所做的谴责：“攘外必先安内”不过是不抵抗的一个幌子。“现在，没有人相信南京在安内后还能去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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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文章把“先安内”倒了过来，称它实际上是在帮助共产党。“如果南京进行抗战，它将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拥护。如果它企图在日本的指挥下消灭共产党，它将永远不会成功。只有先进行抗日，然后它才能反共。”这篇文章断言：“抗日和反共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抗日，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来反共。只有当我们抗日时，我们在那时才会有共同的语言：‘反共’。但南京的军事人物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29) 因此，广田的反苏同盟的建议，增强了抗日和继续进行反共内战这一问题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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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南京的政治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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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底，中国领导人开始聚集到南京准备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紧接下来就是第五次全国党代会。尽管华北危机笼罩着这次会议，但随着日期的临近，一种希望感逐步形成了。北方的两位要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来参加代表大会，做出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姿态。媒体报道说，广东也将派出代表团。中日危机似乎培育了中国领导人团结的感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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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很快就破灭了。11月1日，在第一次会议后不久，领导人集中起来拍集体照。突然，一名摄影师拔出一把4英寸的勃朗宁手枪，向汪精卫开了3枪。国民党老兵张弛和——某种程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的老对手张学良在枪手再次开枪前把他摔倒。刺客孙凤鸣本人受了伤，后死于狱中。汪伤情严重，被火速送到医院。对汪的行刺给国民党领导人带来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从政坛上的临时离去，破坏了国民党政治势力现有的平衡，并危及了复杂的中日关系，因为日本通常是挺汪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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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在此事件的50余年以后，汪精卫刺杀案仍没有尘埃落定。在当时，大多数中国大众很快就推测刺客及其同党是出于对绥靖政策的愤慨这一动机。事实上，孙凤鸣明确地告诉了警察，他刺杀汪是由于他向日本妥协的卖国政策。(32) 不过，汪阵营中的许多人立即怀疑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牵连。这种怀疑有旁证证明。在国民党领导人集中照相时，蒋却故意没有出席。所以，汪的支持者怀疑蒋事先知道刺杀阴谋。疑犯之死也阻止了调查，并助长了阴谋说。汪夫人显然仍认为是戴笠的特工策划了这起罪行。在她看来，蒋想把汪作为其权力的障碍予以清除，但因为担心激怒日本人而不能直接这样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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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汪—蒋在1935年8月举行了公开的会谈，但他们的联合依然不稳定，因此，汪的许多支持者立即对蒋进行了谴责。即使当更多有关刺客的事实浮出，而谴责向别处转移时，这种不稳定依然如故。正如陈公博回忆的那样，汪精卫从未觉得与蒋介石的合作很愉快。后者控制着军事权力，其妻兄或连襟控制着财政。陈回忆说，即使在外交政策上，也由蒋和黄郛决定，而不与汪商量。因此，他是一个没有权力的行政院长——承担了对南京错误的指责，但无权加以改变。另外，汪的支持者觉得他们总是被蒋的特工所盯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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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还注意到蒋的许多亲信对汪的被刺幸灾乐祸，特别是CC派和其他派系觉得汪阻碍了蒋成为一个真正独裁者的人。如果没有蒋的直接指示，这些组织能策划这起刺杀吗？退一万步说，蒋要为没有保护好汪承担罪责。显然，蒋的卫士们曾怀疑某些出席上午会议的人，并对蒋采取了密切的保护，对汪则没有做任何保护。(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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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这些怀疑表示了同感。一份在上海的日文报纸谴责欧美派对这起罪行负责。日本情报直指蓝衣社，而中国问题专家波多野乾一确认刺客是CC派的一名成员。联合社则登载了最生动的故事，发自上海的报道说，汪精卫本人认为蓝衣社要对此负责。南京的审查者禁止中国媒体对这些流言进行报道，暂时关闭了一家违背禁令的报纸。(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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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刺客与一家以新闻社作为幌子的十九路军和福建反叛者有关，或者是警方的报告这样说的。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策划了这次阴谋，准备刺杀蒋和汪，作为对绥靖政策的报复。据说刺客对警察说，这两个人“对日本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的反应，只会想到妥协；他们从未想过抵抗”。他说他们已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痛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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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节替蒋洗去了所有的罪责。正如《大公报》推测的那样，他也是一个预计之中的受害者，仅是因为运气好，没有参加照相而逃脱。在这些报道中，行刺是福建集团的一次反国民党的行为。(38) 但戴笠手下所做的不同的调查，称发现与广东有牵连。尽管使用了福建的关系，但广东领导人才是罪行背后真正的主谋，并资助了那家新闻社。戴笠的报告把蒋列为主要的行刺目标，汪仅是蒋不在时的次要选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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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媒体的行为似乎支持了这些怀疑。它在谈及汪的死时幸灾乐祸。《三民主义月刊》把汪称为卖国贼，在谈到对他的枪击时说，人民将欢欣鼓舞。刺客被说成是一位有抱负和有主义的人，是一名烈士和民族英雄。文章断言，汪死有余辜。“因此，今天的枪击说明中国人民不死的意愿……我们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早被打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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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分析中，尽管我们不能精准地确定是谁操纵了行刺汪精卫，但几个特征是确凿无疑的。第一，普遍谴责了汪的妥协政策。中方和日方的消息均认为汪承受了外交政策问题的沉重打击。第二，行刺结束了蒋—汪之间的合作阶段。中国的外科医生无法取出汪身上的一粒子弹，他去了欧洲求医。即使当他的伤治愈了，这次事件之后两人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猜疑和紧张关系一直未能消除。第三，行刺使得蒋介石完全承担了日本问题的责任。随着汪的就医，蒋在第五次全国党代会上不得不直接负责外交政策的报告及关于华北局势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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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行刺击碎了国民党会议团结的幻想。随着在这次突发事件中的相互攻讦，各个派系如CC派、西南联盟、汪系及其他派系之间关系更紧张了。11月12日，当第五次全国党代会最终在南京召开时，中国的团结明显岌岌可危。尽管广东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但西南联盟的重要领袖如李宗仁、白崇禧或陈济棠，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出席，尽管李此前承诺要出席。胡汉民依然滞留海外。团结的希望破灭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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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高层政治人物的出席总是一件好事。例如，冯玉祥到南京带来了团结的幻想；蒋也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以示褒勉。但一到南京，冯就企图利用在日本问题上强硬立场的影响来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从对中央政治委员会到对学生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演讲中，冯呼吁制订一个团结所有中国人抗日的综合计划。冯不断地提醒听众们记住他在察东抗日的历史，他的亲身经历对挽救中国至关重要。日本武官处强烈抗议冯的讲话。由于冯在南京担任一个挂名的显赫职务，显然使南京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变得复杂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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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危机已迫近党的代表大会。甚至在代表们纠缠于南京的政治危机和华北的自治局势时，新的中日纠纷在南方出现了。11月9日，一名日本船员在上海道奇路上被人神秘地开枪击中。尽管没有立即找到关于凶手的直接证据，而且这件事是发生在公共租界中，但日本军事当局把它说成是反日活动的证明。他们把这次事件与其他反日行为联系起来，如一家日本铺面的一扇窗户碎掉了，一名中国人向一名日本妇女泼硫酸的事件，以及一名日本女小学生被一粒石子砸了的案件，作为一场更大阴谋的证据。日本媒体跟着军方学舌，称刺杀汪及在上海的这些反日行动暴露了中国新的诡计。就像东京的《日日》报道的那样：“在上海报道的反日事件的频繁，说明在中国正进行着一场恶毒的反日运动……很难想象南京政府或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总司令没有执行一条支持诸如发生在上海这类恶毒的中国人攻击日本居民的政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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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事当局立即做出反应，向上海增派军队，一度在道奇路上驻扎一支分队。这种举措在上海引起一阵恐慌，因为在民众中流传的谣言说，日本的进攻如箭在弦。随着华北的骚乱和遍及上海的入侵议论，党的代表大会不可能避开日本问题。不过，代表们似乎无法达成一个行动的方案。外交政策报告被大会通过，仅写进了对最近中日关系中主要事件的概要，以代替阐述新的方针。报告论述了天羽声明、藏本事件、华北危机、察东问题，甚至还有《新生》事件，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报纸样式的大纲。它没有提供中国应该怎样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重复关于“不承认”傀儡组织的国际法和原则的含糊方针时，仅仅是重申党对安内与世界和平的使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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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代表大会上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尽管简短，但事实上是会议的最重要时刻。这份报告在媒体上用中文和译文全文发表出来，在国内外被转载，远比正式的外交报告吸引的注意力为多。随着汪精卫的就医，蒋独自占据了中央舞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是蒋，而不是一个较次要的如唐有壬这样的官员来做这份报告的另外一个原因。南京领导人担心会议上对外交政策的争论可能会失去控制。不抵抗政策的反对者也许企图在政治上让政府难堪，并在此过程中，在一个紧张时刻把中日的争论复杂化。由于蒋做了这份报告，他阵营中的所有势力不得不团结一致。代表们无法通过把矛头对准汪精卫或唐有壬来攻击外交政策，因为任何狙击都被视为攻击蒋本人。这也许不会被日本人误解为是大会的政策与蒋在某种程度上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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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常引人注目，但蒋的讲话仍然极其推诿塞责且不着边际。他简单地指出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日之间的纠纷，全国上下均陷入烦闷痛苦之中。然后他立即提醒他的同志们，三民主义的第一要义——民族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它不是单纯的对外运动。在外部的关系中，民族主义包含中国与其他国家取得平等。在国内的关系中，它包含中国向自立和自强发展。因此，当孙中山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他也呼吁自强和发展经济。蒋的看法似乎是说在实现民族主义革命的目标中，民族的团结和发展与消除中国不平等的地位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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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点，蒋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可以永久地仇恨另一个国家。他引用欧洲历史作为例证，在欧洲历史上，国家有时联合，有时开战。他说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联合或绝交的政策应该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利益来决定。这样的决定不应基于一时的感情或仅是国家局部的利益来做出，一定要通过权衡问题的轻重来做出。他用孙中山所告诫的不止一个国家可以灭掉中国来提醒其听众。此外，其含义似乎是说中国不得不超脱中日危机的直接考量和情感，甚至可能还有中国在北方的需要。政府不得不考虑国家发展的长期问题。如果仅集中在日本问题上，可能让其他国家，或许使苏联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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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的讲话信马由缰地谈了日本问题。他指出中国人在面对中日关系的许多事件时应该耐心，以便维持完成中国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和平。只是在结论中，蒋才较为直接地说出了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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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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