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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高层政治人物的出席总是一件好事。例如，冯玉祥到南京带来了团结的幻想；蒋也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以示褒勉。但一到南京，冯就企图利用在日本问题上强硬立场的影响来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从对中央政治委员会到对学生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演讲中，冯呼吁制订一个团结所有中国人抗日的综合计划。冯不断地提醒听众们记住他在察东抗日的历史，他的亲身经历对挽救中国至关重要。日本武官处强烈抗议冯的讲话。由于冯在南京担任一个挂名的显赫职务，显然使南京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变得复杂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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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危机已迫近党的代表大会。甚至在代表们纠缠于南京的政治危机和华北的自治局势时，新的中日纠纷在南方出现了。11月9日，一名日本船员在上海道奇路上被人神秘地开枪击中。尽管没有立即找到关于凶手的直接证据，而且这件事是发生在公共租界中，但日本军事当局把它说成是反日活动的证明。他们把这次事件与其他反日行为联系起来，如一家日本铺面的一扇窗户碎掉了，一名中国人向一名日本妇女泼硫酸的事件，以及一名日本女小学生被一粒石子砸了的案件，作为一场更大阴谋的证据。日本媒体跟着军方学舌，称刺杀汪及在上海的这些反日行动暴露了中国新的诡计。就像东京的《日日》报道的那样：“在上海报道的反日事件的频繁，说明在中国正进行着一场恶毒的反日运动……很难想象南京政府或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总司令没有执行一条支持诸如发生在上海这类恶毒的中国人攻击日本居民的政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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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事当局立即做出反应，向上海增派军队，一度在道奇路上驻扎一支分队。这种举措在上海引起一阵恐慌，因为在民众中流传的谣言说，日本的进攻如箭在弦。随着华北的骚乱和遍及上海的入侵议论，党的代表大会不可能避开日本问题。不过，代表们似乎无法达成一个行动的方案。外交政策报告被大会通过，仅写进了对最近中日关系中主要事件的概要，以代替阐述新的方针。报告论述了天羽声明、藏本事件、华北危机、察东问题，甚至还有《新生》事件，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报纸样式的大纲。它没有提供中国应该怎样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重复关于“不承认”傀儡组织的国际法和原则的含糊方针时，仅仅是重申党对安内与世界和平的使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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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代表大会上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尽管简短，但事实上是会议的最重要时刻。这份报告在媒体上用中文和译文全文发表出来，在国内外被转载，远比正式的外交报告吸引的注意力为多。随着汪精卫的就医，蒋独自占据了中央舞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是蒋，而不是一个较次要的如唐有壬这样的官员来做这份报告的另外一个原因。南京领导人担心会议上对外交政策的争论可能会失去控制。不抵抗政策的反对者也许企图在政治上让政府难堪，并在此过程中，在一个紧张时刻把中日的争论复杂化。由于蒋做了这份报告，他阵营中的所有势力不得不团结一致。代表们无法通过把矛头对准汪精卫或唐有壬来攻击外交政策，因为任何狙击都被视为攻击蒋本人。这也许不会被日本人误解为是大会的政策与蒋在某种程度上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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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常引人注目，但蒋的讲话仍然极其推诿塞责且不着边际。他简单地指出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日之间的纠纷，全国上下均陷入烦闷痛苦之中。然后他立即提醒他的同志们，三民主义的第一要义——民族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它不是单纯的对外运动。在外部的关系中，民族主义包含中国与其他国家取得平等。在国内的关系中，它包含中国向自立和自强发展。因此，当孙中山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他也呼吁自强和发展经济。蒋的看法似乎是说在实现民族主义革命的目标中，民族的团结和发展与消除中国不平等的地位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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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点，蒋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可以永久地仇恨另一个国家。他引用欧洲历史作为例证，在欧洲历史上，国家有时联合，有时开战。他说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联合或绝交的政策应该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利益来决定。这样的决定不应基于一时的感情或仅是国家局部的利益来做出，一定要通过权衡问题的轻重来做出。他用孙中山所告诫的不止一个国家可以灭掉中国来提醒其听众。此外，其含义似乎是说中国不得不超脱中日危机的直接考量和情感，甚至可能还有中国在北方的需要。政府不得不考虑国家发展的长期问题。如果仅集中在日本问题上，可能让其他国家，或许使苏联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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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的讲话信马由缰地谈了日本问题。他指出中国人在面对中日关系的许多事件时应该耐心，以便维持完成中国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和平。只是在结论中，蒋才较为直接地说出了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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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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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和平的任何希望尚在，蒋就决心求和。中国人必须耐心，并要认识到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蒋演讲的话里是对《敌乎？友乎？》的回顾；不过在这篇文章发表的这一年里，中国确实是非常接近了“最后关头”。当然，在蒋的讲话中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最后关头”的确切性质。南京准备走多远？同时代的观察家们似乎心中无底。由于缺乏记载（如果有人不考虑蒋日记中的少量片段），我们实际上无法确定蒋本人是否知道。日本占领华北本应属于“最后关头”吗？蒋向他的德国顾问汉斯·冯·希克特坦承，保卫黄河以北地区毫无希望，北方军队不堪一击。(46) 只是到了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最后关头”才变得明朗。蒋不愿放弃北方的真正主权。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他在1935年11月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在1935年底和1936年在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华北问题成了“最后关头”。因此，蒋的讲话并没有阐明中日之间的形势，或缓释了大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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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对“最后关头”所批评的那样：“四字所指实在也太宽泛，长城呢？黄河呢？长江呢？还是珠江和南海呢？”至于“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口号，作者写道：“我们的敌人总是继续进攻，由满洲而热河，由热河而冀察，由冀察而整个华北，得寸进尺，没有休止；我们却老是退让，不抵抗，讲妥协，这样一种办法，和平当然是不会绝望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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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众对蒋的立场感到不安，但11月23日大会的结局是蒋完全控制了南京政权。12月7日，蒋担任了汪精卫的行政院长旧职，明确地让他担负起发展中日关系的责任。不久以后离开中国的汪，被授予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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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中日经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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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提携”一语是1935年两国外交会谈中一个持久的特色。广田弘毅在他的对华建议中着重强调了这种思想，而南京则经常把这个想法传来传去。尽管如此，随着会谈的进展，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南京企图利用这个问题获得东京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的让步。随着在华北的走投无路，南京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是向日本提供经济利益的含糊承诺。对南京政府来说，经济领域中的让步在政治上较少令人反感。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经济提携似乎是一种确保日本对中国经济领域进行控制的很有希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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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互利的结果，1935年秋，双方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成功却最终与谈判者擦肩而过。日本军国主义再一次成了主要的祸首。由于对所有可能会巩固南京的协定的怀疑，他们对经济条约很冷淡。与此同时，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企图削弱南京政权的财政基础，并破坏它的金融。至1936年底，这在经济上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南京和东京之间恶感的源泉。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赞助经济机构以增加日本对中国的渗透。由于缺乏资本和经济学专家，他们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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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也在经济问题上造成了某些紧张。11月，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启动了币制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尽管南京与东京进行了谈判，但南京把它的经济关系向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开放，以便阻止日本操纵中国的经济。由于那是东京政府的确切目标，日本反对这些关系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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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经济问题上与东京理顺关系，1935年10月在孔祥熙安排下，南京派出了一个由中国金融和商业领袖组成的高层代表团来到日本。代表团以吴鼎昌为首，包括徐新六、陈光甫、钱永铭和周作民。这些人不仅是中国金融界最著名的一些人物，而且许多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蒋越来越依靠他们来实施他的绥靖政策。代表团参观了主要的经济中心，会见日本商业、金融和工业领袖。在日期间，代表团为中日贸易协会的成立进行了安排，该协会既研究中日贸易中的问题，也为促进中日贸易而开发项目。该协会的总部设在东京和上海，中国从日本获得技术知识和领导力量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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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投资开始了。南京批准成立了一个河北经济委员会，以吴鼎昌和周作民为首，其中包括天津和北平总商会的银行家与官员。该委员会表示，愿意雇用日本的顾问并在完成其工业计划时与日本合作。其间，日本于11月20日设立了兴中公司作为一家合股企业以推动中日经济提携。它在北平和大连设有总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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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的目的相当含糊。如果中日之间的分歧真的解决了，它们本可以成为经济提携计划的基石。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挑战所有的行动，在日本媒体上对这种企业散布怀疑论，再次提出中国的“诚意”问题。在报道蒋设立河北经济委员会时，《国民新闻》称：“外部原因使他企图从经济上与日本合作……但某些日本观察家说，这是一堵阻止日本在华北扩大影响的墙壁。如果是这样，这就意味着蒋总司令一方对培育真正的中日亲善缺乏热情。”(49) 另外的批评说中国资本家本身没有诚意，并且是反日的。正如《报知》所报道的那样：“浙江省的金融家们……处于宋子文先生的影响之下，〔因而〕其组织活动对日本不是件好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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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对华北的经济计划也在提携的类别下发表出来，比东京—南京的计划要直接得多。关东军1935年7月制订的计划，着重强调中国、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三方的合作投资。这个计划指导日本军方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合作，以在日本的控制下发展华北的经济。最初阶段着重于改善货币流通和发展采矿业及棉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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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集中地使用资本，关东军的计划瞄准河北。仅是在以后的阶段，项目才向其他地区扩散。直接的计划包括疏浚塘沽港以便让海轮到达天津，并完成冀南的石家庄至河南郑州的铁路。最终的目标包括改善青岛、秦皇岛和塘沽的港口，及在整个华北扩大铁路的修筑。兴中公司（主要由满铁投资）将设立分公司来发展商业、工业和航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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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东军的计划全部被实施的话，将要确立日本对华北的经济霸权。改善了的港口和铁路可以用来向日本运输棉花、食品和矿物，并有助于日本制成品在中国的分销。并非巧合的是，万一与南京或与苏联开战，它们还可以提高日本向这个地区运送军队的能力。不过，尽管抽调了满铁的资源，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未寻找到资金来完成其1935年7月的这份计划。满铁和关东军均因伪满洲国的开支在财政上捉襟见肘。(51) 然而，在中日谈判中，“经济提携”的概念直接变成了日本军方竭力分裂华北的同义词，给1935年10月中国经济代表团的来访盖上一块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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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签订经济协定的最大障碍是1935年11月中国的法币改革，这是在日本的竭力反对下施行的。这次改革根源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的严重的货币问题。作为最后一个仍然使用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重要国家，当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推动银价上涨时，中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后来在1934年6月，美国签发了《白银购买法案》，进一步使白银的价格攀升。每盎司白银的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上升到1935年4月的0.65美元。这样的急剧上涨几乎使中国银圆的外汇价翻了一倍，使中国已经受到大萧条打击的出口失去了世界市场。经上海口岸的出口额，1929年达56720万元，1934年下降到仅有27190万元。因而，银价的上涨加剧了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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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居高不下的银价导致了中国白银的外流，这是由于上海的外国银行把它们运送到海外以囤积居奇。尽管中国政府竭力把白银输出宣布为非法行为，但它仍然继续流出；并且，中国承受着严重的货币和流动资产的短缺。这种人为的紧缩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进而要求采取行动。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宣布法币改革，三个重要政府银行的钞券变成了法币。公民要在3个月内把手中的白银兑换成法币。这次改革立竿见影，因为钞票在中国普遍被接受了。这对南京政府也是一件幸事，它开始用印钞票来填补其长期的赤字。尽管后来导致了中国战时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但在1935—1937年这个阶段，它抵消了人为的紧缩，并促进了长江下游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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