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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与蒋有着同感。由于中日谈判被某种诡秘所遮盖，并由于像《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这些以前协议的条款从未正式公布过，怀疑多如牛毛。特别是在北平，何应钦没有再次向知识界的领袖们做出保证。正如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忠绂所写的那样，环绕着中日协定的诡秘，“一、增加对日本恨恶的心理，二、怀疑本国的政府并仇恨一切办理对日交涉的人员”。(79) 清华大学的张奚若对蒋介石的话做出回应，他写道：“所谓外交，就是退让，就是屈辱。”他断言，像《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目前的解决方案之类的协议，“增加我们的束缚，巩固我们的锁链，一步紧一步地要置我们于死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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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广东大肆抨击新的安排。《三民主义月刊》攻击何应钦的使命，并把新的冀察委员会说成是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该刊也提到了有多大部分的察哈尔已经被伪军占领。“过去这个月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中央政府仍然支持不抵抗，且在这项政策下，它将要失掉华北。”(81) 与此同时，嫩江战役的英雄马占山将军加入了批评阵营。他援引意大利法西斯进攻埃塞俄比亚的事例，谴责道：“只有遵从阿比西尼亚的先例，并抵抗外国的侵略，我们才能洗去民族的耻辱并收复我们的失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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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猛烈的言辞反映了对冀察局势普遍的不满。尽管蒋讲了话，但大众普遍把这个委员会的设立视为对日本的一个让步，它把对河北和察哈尔的有效统治让给了东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即所谓的“一二·九运动”引爆了全国范围的反对新方案浪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项谴责日本吞并华北及蒋卖国的声明。抗日浪潮（下一章将要讨论）对冀察委员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古都营造了一种抗日的政治氛围，提高了那些想抗拒日本要求的政治人物的士气，阻止了那些愿意做傀儡的人。学生的态度感染了官员们和军人。甚至连日本人也逐渐认识到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适得其反。如果日本想从政治上控制河北，它将不得不直接使用军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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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冀察委员会包括许多对日本友好的人事任命，但它仍然维持与南京的关系。例如，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其回忆录中回忆了与宋和该委员会打交道的情形。他访问北平并搞出一份计划，使北方剩余的铁路资金能够被用于疏浚塘沽港，这是一个由日本人促成的项目。宋因此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而又继续合法地通过南京来工作。张也把食盐和海关收入转用于宋的军费，以努力保证他的忠诚。(83) 另外，尽管该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没有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但用詹姆斯·克罗利的话来说，它的设立“无法掩盖日军在华北省份急剧地剥夺南京政府权力和威望的事实”。(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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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委员会的关系很紧张。最初，日本人似乎已考虑把两个机构合并。然而，由于宋的组织与南京保留着关系，殷汝耕的机构在12月25日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并把它的名称由“委员会”改为“政府”。殷切断了与宋的所有联系。土肥原至少公开地表示希望这种分裂可以被解决。他告诉记者：“自治委员会的组织开始并没有走华北人民所希望的那条路”，除非殷和宋最终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并把两个机构合并起来。但土肥原不会预测这件事何时会发生。他向记者解释说：“由于他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他们是那种不急不忙的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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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未能完成他的完全公开的自治计划，使他丢尽了脸面，并进一步恶化了他与华北驻屯军多田骏长期以来就非常紧张的关系。后者不满作为关东军一员的土肥原的活动，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地盘。土肥原组织了许多亲自治阵线的组织和示威；而当他的计划失败时，他指责多田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土肥原认为如果多田配合的话，本来可以给宋哲元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场争吵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东京派喜多诚一到中国来调解。最后，在1936年3月，土肥原被召回到日本。他未能把五省从中国分离出来，但在河北和察哈尔破坏南京的权威方面收获颇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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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35年底给日本人带来了新的收获。尽管土肥原逾越了他的权力，并且未能获得全面胜利，但关东军头目认为将来的压力会成功地把宋哲元及其冀察委员会推向日本阵营。无论如何，南京避免了一场在北方的彻底失败，蒋介石仍然没有走到“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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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和平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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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初给南京政府带来了重要的变化。蒋介石代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而同时保留军事委员会总司令一职。在党内，蒋是排在胡汉民之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并且是排在汪精卫之后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副主席。由于胡和汪皆在海外，蒋在两个位置上均担任了“代理主席”。蒋担任的党、政府和军队元首的正式职务，比以往更有权力，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称他为“中国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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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构成上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为了填补汪精卫及其派系辞职造成的空隙，蒋介石转向所谓的“和平派”。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曾在日本留过学，保持着许多日本的关系，并被视为赞成中日总协定。蒋和黄郛的结拜兄弟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前驻日大使蒋作宾成为内务部长。何应钦继续担任国防部长。内阁中的新面孔是吴鼎昌，他曾率领经济代表团赴日，现在成为实业部长，而银行家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据张群的回忆录，蒋选择这些人是由于他们无数的日本关系。他希望他们的关系将促成与日本暂时的和解。(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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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系主宰了新内阁。蒋已越来越依赖这个派系。随着汪精卫系的衰落，政学派是唯一被东京接受的派系。CC派、蓝衣社和欧美派均被视为反日的。随着黄郛淡出政坛，新的外交部长张群以这个派系中主要元老政客的形象出现。黄和张早年曾介绍杨永泰进入蒋的幕僚，这使该派系开始飞黄腾达。除了张，吴鼎昌和张嘉璈被看作与这个派系是一路人，而蒋作宾则被视为是杨永泰的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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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场暗杀又造成了政治骚乱。12月25日，唐有壬在他的上海法租界寓所被人枪杀。唐曾是外交部次长，主张绥靖政策，且与汪精卫是同路人。当汪离开中国时，唐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而在新的内阁中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该机构是汪精卫系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许多方面，唐的被刺与汪的枪击案相似。大众舆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唐的绥靖政策。日本人对这次事件和失去一位日本的朋友表示失望。最后，刺杀导致了蒋汪之间剧烈的敌意，并清除了内阁中汪的最后一位支持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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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华北发生了动乱和危机，张群仍积极地寻求全面的对日和解。在就职不久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张强调中国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与邻国达成和平的期望。他引用蒋在第五次全国党代会上的讲话，重申中国愿意在尊重主权的原则下进行和谈。张群和蒋介石均会见了有吉，并重提中国早期的建议——如果日本承认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就愿意与东京商谈更广泛的问题。张也决定避免任何更加“地方性的”解决方法——何应钦的使命被搁在了一边——并且他指示省级官员要把所有谈判提交给外交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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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京外务省的官员期望一个更加广泛的解决方案，但他们的手脚被军方的要求所束缚。1936年1月8日该部门的首脑讨论了张—蒋倡议，所得的结论是南京政府将不得不承认日本在解决华北问题中予以“指导和建议”的权力。由于这对与南京签订一个总协定造成了困难，外务省决定先商谈像经济提携和关税这样的单独问题，所有这些均在“广田三原则”的框架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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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展是如何的困难将很快变得明朗。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并在他非常乐观的讲话中重申他的三原则。广田对原则的阐述，有些不同于以前的说法。他的第一点关注消灭在华的抗日活动，但他强调日本并非仅是想要武力镇压，而是“与日本进行积极和有效的合作”。第二点，广田坚持最终承认伪满洲国是华北和平的必需。尽管南京仍然不愿承认，但广田说通过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局势的紧张被极大地缓释了。最后，他重申日本愿意与中国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广田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的总结，他在总结中宣布南京已经接受了他的三原则。“中国政府不仅表示与我们的看法一致，而且最近提出了按照上述路线开启谈判的建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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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立即从广田的声明中抽身。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广田是错误的，中国并没有接受三原则。南京认为它们过于含糊，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该部称，在等待东京具体的方案，但仍未收到。这样的一个误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广田把他的设想建立在蒋介石与有吉谈话的基础上，在这次谈话中，蒋对这位大使说他个人赞成这些原则。张群对这个误会的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他认为蒋仅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行政院长在谈他的看法。另外，南京愿意将基于三原则的谈判一直与华北问题的解决相挂钩。(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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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原则的口舌之争对和谈是个打击。广田显然丢了脸面，他一度受到来自日本极端分子的压力。为什么南京发表这样一份尖锐而又极快的否认声明呢？中国的抗日浪潮、亲抵抗的情绪是主要因素。1935年11—12月的危机引发了群众情绪的快速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救亡运动。党、政、军中亲抵抗情绪的增长强大到足以迫使南京否认它接受了广田的原则，至少，如果它们没有与适当的华北解决方案挂钩的话。中国大众对南京的否认声明并非完全满意。正如胡适所写的那样，政府采用的秘密外交注定了中国人民和外国政府均对外交部的声明极不信任。(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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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能保持南京在北方的某些作用的话，蒋介石仍然决心避免冲突。正如蒋在广田演讲的喧嚣过后不久对矶谷廉介所说的那样，蒋告诫道：“我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是由于我真诚地希望调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次机会失去了，我怀疑是否会有下一次机会。”另外，蒋明确地说，只有在日本“严格地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不做任何容易被视为侵略的事情”时，和平才能维持。蒋承诺，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将准备营建更加密切的关系，甚至包括军事和经济同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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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再一次对和谈采取了“胡萝卜和大棒”的政策——合作的诱惑被冲突的前景所平衡。尽管如此，广田演讲所引起的喧嚣，说明没有汪精卫或黄郛作为政治盾牌，蒋介石只能走得这么远。当日本温和派面临着来自激进分子的麻烦时，中国调和的势力正承受着压力。矶谷了解蒋的压力，但却不予同情。在2月上旬，他返回日本，并告诉记者：“蒋政权利用迫使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及仇视日本和‘满洲国’的势力来维持权力。如果蒋总司令公开与这些势力决裂，可能会让他自己突然垮台。”矶谷认为如果蒋寻求和平，他就必须努力。他说，日本所盼望和要求的是“那些令人厌恶的势力——它们成了蒋政权中的恶瘤——被清除掉，从而实行一项坦诚和友好的政策”。(95) 换句话说，如果蒋想让日本军方满意，那他就必须放弃国民革命的全部遗产，并倒向日本的怀抱。但蒋愿意或是能够走得这么远吗？在1936年1月，对中国大众来说，答案似乎不太明确；但随着这一年的进展，答案变得明朗了：蒋不会或是不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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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已经震动了中国政坛。汪精卫枪击案和唐有壬的被杀使汪精卫系被赶出了南京政府。如果蒋想寻求和平，他能够依靠并且也能被日本人接受的唯一派系是政学系，因此有了“和平内阁”。这个阶段，蒋在军队、党和政府中把他个人的权力巩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这种权力并不能确保他的行动自由。当南京施行诸如法币改革之类被日本人反对的政策时，结果可能增加了中日之间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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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肥原决心分裂华北，此时，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受到日本人本身的威胁。甚至在蒋介石在中国西部地区扩张其权威时，他也不得不与日本人妥协，并给河北和察哈尔设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冀东地区完全沦丧了。南京表面上推迟“最后关头”的愿望，面临着日本无穷无尽的要求，这继续挫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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