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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穗宁之间僵局的持续，内战迫在眉睫，救亡领导人甚至与西南的领导人，特别与陈济棠变得更加疏远。7月15日，包括邹韬奋和章乃器在内的几位救亡领导人发表的一份声明，重申对南方事业的同情，但警告说，单纯地与南京对抗，将引发内战。当邹谴责陈“假借抵抗的词语来激起内战”从而质疑陈的诚意时，他甚至更加直率。在邹看来，陈希望南京对日作战，而他自己则不愿这样做。(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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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独立的撰稿人对南方领导人的批评甚至更加猛烈。胡适警告说：“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胡告诫说，即便一个人以前曾反对过国民党或是国民党中的人，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团结”。(96) 陈之迈宣称，尽管南方人唱着高调，但“全国的舆论却只觉得他们的动机是私怨……我们可以不满意于中央的当政者”。他写道：“但我们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拥护赞成一班只知泄发私怨，遂其私图的道理〔原文如此——译者注〕。”(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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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南方领导人的公信度打击最大的显然是媒体正确的报道，说他们已接受了日本人大量的援助。特别是广西拥有日本的顾问，并以低价购买了日本武器。(98) 这些与日本来往的消息，中外媒体均作了登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还报道：陈济棠曾告诉日本人不要理会广东的抗日高调，因为这仅仅是用来作为反对南京的工具。张宣称，南方领导人是这个民族的叛徒。(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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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关系的暴露，危及了西南领导人的安全，并让蒋介石坐收其利。广州的反叛罩上了一场由日本策划的、旨在分裂中国的阴谋这样的气氛。即使是南方阵营中的成员，也开始变卦。邹鲁突然远走海外，陈自己的几名将领表示反对广州的行动。湖南的军事领导人、地位极为关键的何键，捎话给蒋介石，表示忠于中央。西南领导人显然打错了算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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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瓦解了。当南方军队与中央军在湖南继续僵持时（严重的战斗被避免了），蒋在幕后进行了工作。7月中上旬，南京获得了广东第一军司令余汉谋将军以及拥有62架飞机的广东全部空军的倒戈。蒋慷慨的贿赂，加上对反叛的不满，导致了这些倒戈事件。随着地位的崩溃，陈于7月18日辞职并逃离广州。其后，南京重组了广东政府，废除了独立的西南组织。由于广西组织紧密的军事集团较少跟风倒戈，广西则更加难以对付。另外，包括蔡廷锴在内的前十九路军的领袖，于8月中旬抵达广西，使广西的抗日姿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蔡在广西组建了一个师的部队，主要收罗了他以前的部属，并准备创建一个由李济深和李宗仁领导的独立的“抗日政府”。(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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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和白崇禧急于保持广西的基础，而不愿在一场反叛中孤注一掷，他们决定与蒋和解。至9月初，他们已与南京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为该省保留了相当大的独立性。李继续控制这个省的军队，而白则到南京就职。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于9月16日前往香港，西南的反叛结束了。蒋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统治了广东这个富省，并控制了较穷的广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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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反叛的崩溃与福建叛乱的失败相类似，不仅说明了蒋介石势力的增长，而且也说明了日本问题的含糊性。尽管1936年蒋的绥靖政策甚至可能比前一次反叛时更不得人心，但蒋的敌人还是不能简单地利用这个问题。在严重危急时刻攻击南京让日本人坐收其利，并破坏了广东呼吁抵抗的论调。因此，许多救亡领导人对西南的瓦解表示欢迎，尽管他们讨厌蒋。他们坚持认为，南方的溃败并非抵抗大业的失败，尽管广州举着抗日大旗。章乃器劝其追随者不要对广州的崩溃感到灰心，而是要起来动员中国人民抗日。(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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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尽管他击败了国内的挑战，但他的成功丝毫没有解决日本问题。实际上，这场胜利可能使中日冲突更加逼近了。把南京称为“中部民国”的日本激进分子对南京的胜利感到沮丧，甚至更加坚定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决心。正如7月底《日日》的社论指出的那样：“蒋总司令的统一，使这个国家对东亚和平构成了威胁，并将导致中国经济的混乱。”(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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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胜利也没有让呼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的声音静息下来。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许多人认为，国家此时已团结得足以采取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甚至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广州国民党西南分部的撤销也付出了代价。蒋曾用这个西南的机构为1935年12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做辩护。既然这些机构取消了，还有什么理由来承认那些北方的机构呢？正如知识界的一位重要领袖傅斯年在1936年7月指出的那样：“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西南两机构全是不法的组织，全是私人把持地盘的借口。”他认为，相同的组织应该同样被撤除掉。(105) 因而，蒋对广州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压力，要求在对日关系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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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蒋战胜了广州时，他还企图重新阐明他的对日态度。1936年7月13日，在对一个国民党组织的讲话中，蒋做了自1935年11月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他的话既是对中国增长的抗日势力，也是根据增兵和走私问题对日本本身做出的反应。蒋特地提到了“不到最后关头，我们决不轻言牺牲”这个原则。蒋力图对“最后关头”做更加清楚的说明。他称：“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但即便这样的时刻到来了，蒋也没有说它就是，而认为中国应该首先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蒋说，过去6个月中发生的事件，使大多数中国人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和平仍然有望。他暗示中国想避免战争，但日本不得进一步逼迫中国。(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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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易劳逸的研究，7月13日演讲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蒋放弃了绥靖政策，而是此时“他强调了妥协的限度而不是妥协本身”。(107) 华北的许多人因这一进展备受鼓舞。张奚若针对“保卫领土完整”一语，认为这体现了南京外交政策的新内容。张称，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进攻将会受到抵抗，尽管他承认许多北方人对蒋的保证表示怀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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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把蒋的讲话看作是阐明了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的立场。《日日》报道说：“如果蒋介石总司令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被照办的话，那么，中国正设想一场针对本国的武装冲突。”这篇文章报道了在中国“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朝日》写道：“我们对蒋总司令在7月13日会议所做的讲话感到遗憾，在这次讲话中，他实质上宣布了中国将抵抗任何侵犯其主权的企图。”“我们将悲哀地看到，这次讲话将助长中国人反对本国情绪的高涨。”《朝日》认为，和平仍然有望，不过要按照日本人的条件。“就是华北的经济发展、该区域的贸易以及降低中国的关税问题。对这些问题中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将给中日局面带来可喜的气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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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中国妥协的意愿有了明确的限度。在1936年8月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蒋介石强调他愿意与日本调和，以维持和平，但是宣布：“如果日本在任何地方对中国领土做进一步的侵犯，‘则必须进行不惜牺牲的武装抵抗’。”(110) 因此，蒋对西南的胜利，增强了他在国内的权力，但并没有平息日本问题。蒋此时公开地承诺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决不再做让步，并且，他显然意识到战争已是山雨欲来。1935年冬，他命令张治中在沪宁地区修筑工事，以备战斗之用。1936年夏，参谋人员和军校学员对这些工事进行了检测。这些努力不仅是让军官们为次年夏季将要发生的战斗做准备，而且还通过展示南京在认真地保卫中国的主权而激发士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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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还开始了经济上的备战工作。蒋认识到中国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上海，因此极易被攻击，他批准了在湖南长沙和湘潭周围建立政府控制的重工业区。由当时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全国资源委员会负责筹备，其经济方案中，规划建立钢铁厂、机器厂、无线电设备厂以及其他许多重工业，以便为战争经济打下基础。当这个项目被战争打断时，成就一般。不过，这种努力揭示了蒋在1936年对战时需求的考虑。(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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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一连串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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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7月13日讲话中变得坚定的立场，将在一个未确定的地区即中国内地人口稠密的四川省得到检验。东京曾一直要求获得在成都开设领事馆的权力，其根据是，成都是省会，而且日本和其他列强过去曾在那里设立过代表处。1936年，一名法国医生在该市曾为他的国家担任过临时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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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没有同意东京的要求，认为日本已经在四川的另一个大城市、条约口岸重庆设有领事代表。当然，争论的实质是中国担心日本的进一步渗透——更多的领事馆警察、更多的冲突和事件以及可能更多的日本走私。日本增加了在中国特别是华北领事馆警察的数量，并且，他们变得越发活跃。就像黎令勤指出的那样，这些警察是“分散在中国领土内部的日本武装团伙，他们从事间谍工作，把日本居民组织成志愿团，并向地方当局施加政治压力，以便扩展日本的利益”。(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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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特别急于避免在四川和成都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不论四川省还是成都市均有长期的反外传统。成都还拘留了一大批政治上活跃的高校学生。南京也不能轻易地控制这个地区的局势。刘湘直接指挥着那里的军事，并享有巨大的独立于蒋的自治权力。由于认识到这是一个火药桶，并担心日本特工急于寻衅，南京竭力迟滞日本扩大对四川省会影响的任何企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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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决定不等南京的同意就开始设立领事馆。东京任命的成都代总领事岩井英一，在一小支日本记者和商人的陪同下，于1936年8月18日乘船抵达重庆，并准备前往就职。8月23日，这支日本队伍中的部分人（不包括岩井）到达成都，遇到了抗议其到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次日，大约有2000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与美国有关的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进行了游行，并砸毁了一家据说是出售日本走私货物的贸易和交通公司。中国警察当场驱散了暴民，但傍晚他们又在几名日本人入住的旅馆附近重新聚集。这群人冲破了警察设置的界线，把4名日本人拖到街上，剥下他们的衣服并殴打了他们。(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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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秩序恢复时，两名日本人（均为新闻记者）被打死了。他们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城墙边被找到。另外两名日本人（商人）被打成重伤。中国政府后来称，当地警察在与暴民的冲突中遭到重创，其间打死了10名示威者。日本调查者后来对此提出争议，认为仅有60名警察被派去对付多达1万人（有人说2万人）的人群，而且警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日本人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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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日本政府被成都事件激怒了，并立即派权威人士到该市调查此事。8月28日，日本国会开始讨论这次事件。东京既谴责了地方当局，也谴责了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保护在华的日本人，并嘲弄了《敦睦邦交令》。成都和南京官员企图缩小事件的损害。成都领导人致电日本驻重庆领事表示道歉，并承诺进行彻底的调查。被说成是暴民领袖的两个人于8月27日被刘湘下令处死。南京也对事件表示遗憾，并谴责了共产党人士。9月15日，外交部长张群开始与川越茂大使会谈来解决日本提出的要求。(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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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这次事件看作是向南京施加新的要求，从而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一个契机。从一开头，日本人就坚决认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的事件。9月5日，日本调查团的一名成员波左近中佐对记者说：“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这次事件的所有细节表明，这次攻击是在中央政府的纵容下，按照精心的策划来实施的。”(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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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当川越开始谈判时，他向张群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特别要求。他以中国尚未同意的广田弘毅的三原则及解决华北局势的必要性作开头，还加上中国禁止所有带有反日意图的聚会、解散中国所有以抗日为目标的组织的要求。关于这次事件的具体情况，川越要求南京公开道歉、处罚所有责任者、对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赔偿、在成都市开设领事馆、降低中国海关对与日本人利益有关的产品征收的税率、在长江流域发展中日联合航运公司、建立中日之间的空中联系、在南京政府的机构中使用日本的顾问，以及中国协同努力以根绝赞成独立的朝鲜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活动。川越还强调必须清除公立学校教科书中所有反日情绪，以便断绝学生中反日感情的源头。总的说来，川越给蒋介石政府提出了至今最广泛的系列要求。2艘日本军舰离开上海驶往武汉，而另外3艘已经前往东南亚水域的战舰被召回到上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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