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65033
1706765034
9月15日，当川越开始谈判时，他向张群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特别要求。他以中国尚未同意的广田弘毅的三原则及解决华北局势的必要性作开头，还加上中国禁止所有带有反日意图的聚会、解散中国所有以抗日为目标的组织的要求。关于这次事件的具体情况，川越要求南京公开道歉、处罚所有责任者、对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赔偿、在成都市开设领事馆、降低中国海关对与日本人利益有关的产品征收的税率、在长江流域发展中日联合航运公司、建立中日之间的空中联系、在南京政府的机构中使用日本的顾问，以及中国协同努力以根绝赞成独立的朝鲜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活动。川越还强调必须清除公立学校教科书中所有反日情绪，以便断绝学生中反日感情的源头。总的说来，川越给蒋介石政府提出了至今最广泛的系列要求。2艘日本军舰离开上海驶往武汉，而另外3艘已经前往东南亚水域的战舰被召回到上海。(118)
1706765035
1706765036
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是东京在1936年8月11日实施“国策基准”(1) 后，由日本的外务省制定出来的。外务省最初决定一步一步地逼迫南京签订一系列的协议，以保证“真诚的中日提携”，并逼迫南京承认华北的自治。由于成都事件，东京有了一起提出这些和其他要求的时机。(119)
1706765037
1706765038
尽管川越的要求非常强硬，但许多日本人还想得到更多。右翼的《国民新闻》呼吁日本在成都驻军，而上海的《日报》则要求东京不要再对华“软弱”。(120) 矶谷廉介少将要求解散国民党。他称：“日军认为如果南京能解散国民党”，那么，“国民政府应该可以被迫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文件，同意日本允许使用武力来解决由……国民党挑起的问题和事件”。(121)
1706765039
1706765040
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的舆论同样激烈。甚至国民党的机构也对日本人的要求表示愤慨。例如，有位作者在《上海党声》上写道，成都不是一个条约口岸，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外国人不可以到那里旅行。中国政府在法律上对此不负责任，因为日本人在成都违反了条约协议。(122)
1706765041
1706765042
与全国救亡联合会有联系的作者则更加直言不讳。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对日本侵略者的攻击是正当的。有位专栏作家为《新认识》撰文说：“这次事件是敌人攻击我国五年之后群众感情的爆发。”“所有真正想拯救我们国家的人，将对成都事件中英雄的人民表示真正同情的感情。”(123) 群众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在政府胆怯之时人民也采取了行动，有些人对此表示自豪。孟长泳写道：“成都事件，实际上很可叹，应该给侵略者留下一个教训，提醒他们目前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愤慨是非常强烈的。”他警告说，如果日本继续不顾中国的民意，那么，南京政府将根本无法压制群众情绪的爆发。(124)
1706765043
1706765044
孟的预言非常准确。中国的反日情绪促发大量的诱因，使张群的任务基本无望。正如双方均被成都事件所激怒那样，另一次事件在广东南部的一个条约口岸北海发生了。曾参加过西南反叛的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余部，转移到这个地区，并且支持反日活动。1936年9月3日发生的一场示威游行，失去了控制，有个暴民打死了在该市居住已久的一名日本公民中野顺三。日本人说此人有个中国妻子，是一名无辜的药商；中方说他是一名走私分子及间谍。日本海军聚集到了北海和海南岛地区。日本强烈地抗议了这次事件，并把它加到了川越的冤屈清单中。这次事件成了日本将其在海南的活动升级、扩大日本海军的目标和经济计划的借口。(125)
1706765045
1706765046
因此，随着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关键的五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中日关系极其紧张。南京千方百计阻止可能损害张群谈判姿态的新事件的发生，竭力阻拦任何纪念性的示威游行。政府甚至下令禁止前些年留下的降半旗这样一个传统。(126) 尽管南京做了这些努力，但一周中，零星的反日事件遍及中国。如前所述，在丰台的中日士兵之间，发生了交战。在汕头，一户日本人的住宅被炸掉。而在汉口，一名日本领事馆警察在靠近日租界的边界巡逻时被暗杀。针对后面这件事，另外2艘日本驱逐舰加入了武汉地区的舰队，并有一队海军陆战队前来增援汉口的日租界。日本总领事也亲自向湖北省主席杨永泰提出强烈抗议。(127)
1706765047
1706765048
由于中国政府已宣布在9月17—20日之间实施戒严令，实际上禁止所有的集会，上海一直较为平静。尽管如此，9月23日，4名日本海员在公共租界的日人区中遭到枪击，2人受伤，1人被打死。上海日人区的日本警察暴跳如雷，肆意拦截中国人进行搜查、盘问，并加以逮捕。日本海军还登岸保护该地区，在四川北路1932年他们曾用作一个基地的舞厅中设立了军事指挥部。9月25日，裕仁天皇批准向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增兵。8艘新的驱逐舰到来了，使上海的日本舰队一共拥有5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10艘鱼雷，陆上有2200名海军。这些举措引发了中国平民的骚动，看到战事欲来，难民纷纷涌出闸北地区，但危机很快就被平息了。(128)
1706765049
1706765050
这些事件的责任一直未能清楚地查明，但日本媒体及其政府开始把它们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在华反日恐怖活动，并把责任扣到南京的头上。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利用这些事件作为川越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和陆军部的东京会议之后，同盟社报道说：“这一系列的反日事件是由南京政府顽固的反日政策所导致的，对于这一点，三个部门已达成共识。……甚至可以想象，事件的背后不是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国民党。”(129)
1706765051
1706765052
日本媒体依然更加直言不讳。《日日》驻南京的记者报道说：“反日宣传已被用来争取群众和巩固蒋总司令的独裁统治。”他断言，日本“必须打击并且要重重打击这个反日运动的堡垒”。《支那》报道说：“涉及屠杀日本人的反日恐怖，包括爆炸、侮辱日本士兵及绑架日本人”，而《朝日》则谴责陈立夫在挑动对日开战。日本媒体也指责不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回到首都来主持谈判。东京的《读卖》报道说：“成都事件已过去近一个月”，但蒋总司令“仍然待在广州，显然是逃避责任”。(130)
1706765053
1706765054
中国媒体的评论，受审查所限，极少具有煽动性。但一些中国作者指出，几次攻击发生在日本警备的地区中，暗示这些事件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大部分人赞同李剑波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今年秋季实在是个‘多事之秋’，……但我们必须记住，中国发生过许多‘不幸事件’，1931年的奉天事件，1933年的热河事件，1934年的滦东事件，及1935年的冀东和察北事件。……成百上千平方英里的领土沦陷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沦为奴隶。”(131)
1706765055
1706765056
因此，张—川会谈呈现出了摊牌的性质。在成都事件后会谈开始时，川越提出了广泛的要求。与之相比，张群的策略是把谈判限制在事件本身的具体要求方面。他同意道歉，对受害者赔偿，并惩罚犯罪团伙，但不愿越出这些。不幸的是，在每次新的事件后，随着日本要求的提高，张群的立场变得毫无指望。9月23日，在两人第三次会谈时，川越强硬地重申了准许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132)
1706765057
1706765058
尽管川越表明了态度，上海的日本海军正在增兵，但张仍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他告诉川越，华北的自治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因此不能接受。他拒绝了共同防共的方案，称这是一件内政，中国对此事处理得令人非常满意。在回答日本的降低关税要求时，张重申这是一件内政，但如果解决了走私问题，也许会予以考虑。至于要求南京聘请日本顾问一事，中国将基于因机构而异、因人而异的原则而予以考虑。在控制朝鲜国民的问题上，张提醒川越，他们拥有治外法权，这令中国很难下手。张一项一项地驳回了川越的要求。
1706765059
1706765060
至于中国反日情绪这个基本问题，张指出降低对华的侵略姿态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张然后提交了为达成这个目标的反要求：日本应该放弃上海和塘沽的停战协定，解散冀东政府，打击走私活动，制约华北日军的行动，停止在北方侵犯中国领空，并遣散察哈尔和绥远的伪军。张称，这些举措将降低群众的反日情绪。川越拒绝考虑这些建议，和谈陷入了僵局。(133)
1706765061
1706765062
随着和谈陷入僵局及上海局势的恶化，日本外务大臣有田于9月28日暂时中止了会谈。他对记者说，目前的谈判也许会使事情“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坏”。双方的关系“不允许像过去一直盛行的那样，在模糊不清的事态中任其自流。中国现在处在了重要的十字路口，要决定是否与日本和解”。(134) 有田明确表示，他想直接与蒋介石会谈。和谈只有在蒋回到首都并亲自负责谈判时才能恢复。日本领导人做出决定，如果蒋不回南京，他们将在军队支持下向他提交一个最后通牒。(135)
1706765063
1706765064
蒋尽管仍然希望免于战争，但已到了不能让步的底线。他授意张群拒绝所有新的要求。9月18日，他电令在南京的何应钦准备防御，以防和谈破裂。蒋警告说，如果日本占领北海或海南岛，中国必须进行动员。6天后，随着上海局势的恶化，他命令何在沪、宁、杭地区筹备防御。如果日本强启衅端，那么，中国将进行抵抗。(136)
1706765065
1706765066
蒋确如日本希望的那样，回到了南京，并在10月8日亲自会见了川越。战争大概已经被避免了。他向川越重申了他的立场：相互尊重国家之间的主权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石，他拒绝对华北问题进行让步。(137) 蒋—川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却让紧张气氛得以缓释，并重新恢复了张—川会谈。这位外长和大使一直把他们僵持的会谈持续到12月初绥远事件（将在下文阐述）再次将它打断时为止。张暗示在经济提携和关税方面做出让步，但在重要问题上，两人依然差距太大。(138)
1706765067
1706765068
随着谈判被拖入10月和11月，中日媒体均意识到双方陷入了僵局中。但谁将做出让步呢？10底举行的张—川第五次会谈之后，《朝日》报道说：“显然，中国和日本在关键的华北和防共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现在肯定要么达成一致，要么破灭。”更具民族主义性质的《中外日报》指出，和谈是一个阴谋。“中国人想拖延谈判，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完成备战。”这篇文章断言，如果冲突发生，“日本将落入中国人的圈套中”。这主要是指责日本外务省的软弱政策。(139)
1706765069
1706765070
张和川越于12月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这位日本大使宣布：“日本政府最终确信外交努力的无效”“在突出的国际关系的调整方面，徒然空费了许多天……却一无所成”。看起来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12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对记者说：“日本的剑也许将不得不拔出，尽管我们极不愿这样做。如果中国拒绝对局势做出回应，而是任其沿着目前的路线走下去，我恐怕将会有严重的后果。”(140)
1706765071
1706765072
1706765073
1706765074
1706765076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绥远事件
1706765077
1706765078
华北问题一直主宰着张—川会谈。东京决心要分割出北方五省，这个态度在8月11日施行的“国策其准”中得到了再次确认。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南京此时公开地执行一条决不在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新的让步的政策，就像蒋在7月13日的演讲中所保证并被南京对走私问题的新决心所证明的那样。谈判无法沟通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分歧。
1706765079
1706765080
日本领导人在1936年秋末极为担心他们在华北正在恶化的实际局势。诚然，蒋介石在西南的胜利增加了他在全中国包括北方的威望。日本消息称，蒋正利用他新的地位来扼制冀察委员会。《朝日》在8月底发表社论说：“如果南京政府坚持把华北置于中央领导之下，来彰显它在西南赢得的胜利，南京和东京之间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摩擦。”(141) 当有谣言说蒋想撤换被普遍认为亲日的山东领导人韩复榘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8月29日对记者说日本将不会容忍对他的撤换。对许多日本阵营中的人来说，似乎日本已单纯地失去了在华北的动力，而必须重新抓住主动权。《日日》写道，南京已经“把它狡诈的手腕伸进了山东和华北……在与南京打交道中，日本方面需要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142) 因此，当反日的“恐怖”活动发生之时，日本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件事，就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706765081
1706765082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哲元被夹在了南京和东京之间。宋承受着他自己二十九军中抗日情绪的压力，还受到东京的压力，并担心被南京所抛弃，他处于一种无法承受的境地。他曾在1936年夏第一次丰台冲突之后，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143) 但在1936年9月，他对日本人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在9月18日的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他从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中撤出了。10月初，宋与华北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举行过几次会谈，并根据田代的要求，设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六人常务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中，他任命了几名亲日人物，这项举措旨在清除南京任命的人员的影响。(144) 但宋对田代最重要的让步，是一揽子经济事务，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他力图压制媒体报道此事，而在后来则否认达成了协议。
[
上一页 ]
[ :1.7067650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