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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的预言非常准确。中国的反日情绪促发大量的诱因，使张群的任务基本无望。正如双方均被成都事件所激怒那样，另一次事件在广东南部的一个条约口岸北海发生了。曾参加过西南反叛的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余部，转移到这个地区，并且支持反日活动。1936年9月3日发生的一场示威游行，失去了控制，有个暴民打死了在该市居住已久的一名日本公民中野顺三。日本人说此人有个中国妻子，是一名无辜的药商；中方说他是一名走私分子及间谍。日本海军聚集到了北海和海南岛地区。日本强烈地抗议了这次事件，并把它加到了川越的冤屈清单中。这次事件成了日本将其在海南的活动升级、扩大日本海军的目标和经济计划的借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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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关键的五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中日关系极其紧张。南京千方百计阻止可能损害张群谈判姿态的新事件的发生，竭力阻拦任何纪念性的示威游行。政府甚至下令禁止前些年留下的降半旗这样一个传统。(126) 尽管南京做了这些努力，但一周中，零星的反日事件遍及中国。如前所述，在丰台的中日士兵之间，发生了交战。在汕头，一户日本人的住宅被炸掉。而在汉口，一名日本领事馆警察在靠近日租界的边界巡逻时被暗杀。针对后面这件事，另外2艘日本驱逐舰加入了武汉地区的舰队，并有一队海军陆战队前来增援汉口的日租界。日本总领事也亲自向湖北省主席杨永泰提出强烈抗议。(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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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已宣布在9月17—20日之间实施戒严令，实际上禁止所有的集会，上海一直较为平静。尽管如此，9月23日，4名日本海员在公共租界的日人区中遭到枪击，2人受伤，1人被打死。上海日人区的日本警察暴跳如雷，肆意拦截中国人进行搜查、盘问，并加以逮捕。日本海军还登岸保护该地区，在四川北路1932年他们曾用作一个基地的舞厅中设立了军事指挥部。9月25日，裕仁天皇批准向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增兵。8艘新的驱逐舰到来了，使上海的日本舰队一共拥有5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10艘鱼雷，陆上有2200名海军。这些举措引发了中国平民的骚动，看到战事欲来，难民纷纷涌出闸北地区，但危机很快就被平息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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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的责任一直未能清楚地查明，但日本媒体及其政府开始把它们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在华反日恐怖活动，并把责任扣到南京的头上。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利用这些事件作为川越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和陆军部的东京会议之后，同盟社报道说：“这一系列的反日事件是由南京政府顽固的反日政策所导致的，对于这一点，三个部门已达成共识。……甚至可以想象，事件的背后不是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国民党。”(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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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依然更加直言不讳。《日日》驻南京的记者报道说：“反日宣传已被用来争取群众和巩固蒋总司令的独裁统治。”他断言，日本“必须打击并且要重重打击这个反日运动的堡垒”。《支那》报道说：“涉及屠杀日本人的反日恐怖，包括爆炸、侮辱日本士兵及绑架日本人”，而《朝日》则谴责陈立夫在挑动对日开战。日本媒体也指责不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回到首都来主持谈判。东京的《读卖》报道说：“成都事件已过去近一个月”，但蒋总司令“仍然待在广州，显然是逃避责任”。(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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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的评论，受审查所限，极少具有煽动性。但一些中国作者指出，几次攻击发生在日本警备的地区中，暗示这些事件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大部分人赞同李剑波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今年秋季实在是个‘多事之秋’，……但我们必须记住，中国发生过许多‘不幸事件’，1931年的奉天事件，1933年的热河事件，1934年的滦东事件，及1935年的冀东和察北事件。……成百上千平方英里的领土沦陷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沦为奴隶。”(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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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张—川会谈呈现出了摊牌的性质。在成都事件后会谈开始时，川越提出了广泛的要求。与之相比，张群的策略是把谈判限制在事件本身的具体要求方面。他同意道歉，对受害者赔偿，并惩罚犯罪团伙，但不愿越出这些。不幸的是，在每次新的事件后，随着日本要求的提高，张群的立场变得毫无指望。9月23日，在两人第三次会谈时，川越强硬地重申了准许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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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川越表明了态度，上海的日本海军正在增兵，但张仍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他告诉川越，华北的自治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因此不能接受。他拒绝了共同防共的方案，称这是一件内政，中国对此事处理得令人非常满意。在回答日本的降低关税要求时，张重申这是一件内政，但如果解决了走私问题，也许会予以考虑。至于要求南京聘请日本顾问一事，中国将基于因机构而异、因人而异的原则而予以考虑。在控制朝鲜国民的问题上，张提醒川越，他们拥有治外法权，这令中国很难下手。张一项一项地驳回了川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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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反日情绪这个基本问题，张指出降低对华的侵略姿态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张然后提交了为达成这个目标的反要求：日本应该放弃上海和塘沽的停战协定，解散冀东政府，打击走私活动，制约华北日军的行动，停止在北方侵犯中国领空，并遣散察哈尔和绥远的伪军。张称，这些举措将降低群众的反日情绪。川越拒绝考虑这些建议，和谈陷入了僵局。(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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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谈陷入僵局及上海局势的恶化，日本外务大臣有田于9月28日暂时中止了会谈。他对记者说，目前的谈判也许会使事情“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坏”。双方的关系“不允许像过去一直盛行的那样，在模糊不清的事态中任其自流。中国现在处在了重要的十字路口，要决定是否与日本和解”。(134) 有田明确表示，他想直接与蒋介石会谈。和谈只有在蒋回到首都并亲自负责谈判时才能恢复。日本领导人做出决定，如果蒋不回南京，他们将在军队支持下向他提交一个最后通牒。(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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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尽管仍然希望免于战争，但已到了不能让步的底线。他授意张群拒绝所有新的要求。9月18日，他电令在南京的何应钦准备防御，以防和谈破裂。蒋警告说，如果日本占领北海或海南岛，中国必须进行动员。6天后，随着上海局势的恶化，他命令何在沪、宁、杭地区筹备防御。如果日本强启衅端，那么，中国将进行抵抗。(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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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确如日本希望的那样，回到了南京，并在10月8日亲自会见了川越。战争大概已经被避免了。他向川越重申了他的立场：相互尊重国家之间的主权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石，他拒绝对华北问题进行让步。(137) 蒋—川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却让紧张气氛得以缓释，并重新恢复了张—川会谈。这位外长和大使一直把他们僵持的会谈持续到12月初绥远事件（将在下文阐述）再次将它打断时为止。张暗示在经济提携和关税方面做出让步，但在重要问题上，两人依然差距太大。(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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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谈判被拖入10月和11月，中日媒体均意识到双方陷入了僵局中。但谁将做出让步呢？10底举行的张—川第五次会谈之后，《朝日》报道说：“显然，中国和日本在关键的华北和防共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现在肯定要么达成一致，要么破灭。”更具民族主义性质的《中外日报》指出，和谈是一个阴谋。“中国人想拖延谈判，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完成备战。”这篇文章断言，如果冲突发生，“日本将落入中国人的圈套中”。这主要是指责日本外务省的软弱政策。(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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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川越于12月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这位日本大使宣布：“日本政府最终确信外交努力的无效”“在突出的国际关系的调整方面，徒然空费了许多天……却一无所成”。看起来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12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对记者说：“日本的剑也许将不得不拔出，尽管我们极不愿这样做。如果中国拒绝对局势做出回应，而是任其沿着目前的路线走下去，我恐怕将会有严重的后果。”(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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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绥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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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问题一直主宰着张—川会谈。东京决心要分割出北方五省，这个态度在8月11日施行的“国策其准”中得到了再次确认。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南京此时公开地执行一条决不在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新的让步的政策，就像蒋在7月13日的演讲中所保证并被南京对走私问题的新决心所证明的那样。谈判无法沟通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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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在1936年秋末极为担心他们在华北正在恶化的实际局势。诚然，蒋介石在西南的胜利增加了他在全中国包括北方的威望。日本消息称，蒋正利用他新的地位来扼制冀察委员会。《朝日》在8月底发表社论说：“如果南京政府坚持把华北置于中央领导之下，来彰显它在西南赢得的胜利，南京和东京之间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摩擦。”(141) 当有谣言说蒋想撤换被普遍认为亲日的山东领导人韩复榘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8月29日对记者说日本将不会容忍对他的撤换。对许多日本阵营中的人来说，似乎日本已单纯地失去了在华北的动力，而必须重新抓住主动权。《日日》写道，南京已经“把它狡诈的手腕伸进了山东和华北……在与南京打交道中，日本方面需要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142) 因此，当反日的“恐怖”活动发生之时，日本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件事，就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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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哲元被夹在了南京和东京之间。宋承受着他自己二十九军中抗日情绪的压力，还受到东京的压力，并担心被南京所抛弃，他处于一种无法承受的境地。他曾在1936年夏第一次丰台冲突之后，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143) 但在1936年9月，他对日本人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在9月18日的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他从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中撤出了。10月初，宋与华北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举行过几次会谈，并根据田代的要求，设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六人常务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中，他任命了几名亲日人物，这项举措旨在清除南京任命的人员的影响。(144) 但宋对田代最重要的让步，是一揽子经济事务，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他力图压制媒体报道此事，而在后来则否认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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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田协定规定中日公司来修筑从天津至石家庄的铁路，在大沽发展一个新的港口，重新开挖龙烟铁矿，发展商务航空业，开办无线电和电报通信公司，以及扩大棉花和羊毛生产。这些提案中的许多条以前曾讨论过；总的说来，它们把日本的资本、管理和控制与中国的劳动力及资源联系起来。田代对一揽子经济事务的看重，与东京强调以经济和外交手段在中国实现其目标的政策相吻合。宋接受这份协议也与南京给予经济让步以代替政治妥协的方针相一致。因此，宋在经济问题上做让步的同时，拒绝了田代要他在10月10日宣布自治的要求。(145) 10月16日，宋派一名专使到南京解释他与田代的会谈，并要求南京增加军费。蒋后来于11月初派了一位密使到北平，建议宋避免像天津—石家庄铁路和大沽港这类更具战略意义的项目。(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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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代表参加了蒋于10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特别会议，来讨论华北局势。包括韩复榘和杨虎城在内的大多数北方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而其他人则派出了代表。这次会议是在南京因“恐怖”问题承受巨大的压力之时召开的，重申了政府关于华北问题必须由南京而不是由地方机构来解决的承诺。所有由地方官员进行的谈判必须得到南京的批准。中国可以在经济问题上进行谈判，但对主权问题必须保持坚定的立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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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所进展感到沮丧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从10月26日至11月4日进行了大规模的机动，其中包括在天津和丰台附近的实战演习。日军占领了天津的200户住宅以供军队入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尽管如此，日军的挑衅举动非但没有唬住中国军队，反而似乎激怒了二十九军，二十九军于11月11—13日举行了反演习。军官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忠义团”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学生组织加入了演习中，并派出宣传队慰劳部队，激发抗日情绪。(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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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在11月2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撰文，要求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地方委员会全部予以解散。他写道：“全国今日拥护统一，抵御外侮的热烈情绪，冀察当局岂能装作不闻不见？”(149) 这种对宋哲元的批评太过分，他关闭了这家刊物。只是在胡适（当时他尚在美国）的竭力游说下，才于1937年春复刊。(150) 关闭一家刊物，即使是声望素著的《独立评论》，也无法解决宋的难堪局面，他被夹在田代的要求与他自己二十九军高涨的抗日情绪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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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严重的局面不是出现在河北，而是在西部的察哈尔和绥远。关东军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动蒙古自治运动，并希望最终建立一个“蒙古国”。从设在察哈尔多伦的大本营中，李守信领导的亲日势力已经把该省的一大部分分割出去；并于1936年5月，在关东军特工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该组织建立在察哈尔北部，德王任主席，李守信担任了副主席。反对这次行动的蒙古领导人集结到驻扎在绥远省省会归绥市的省主席傅作义的周围。(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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