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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谈陷入僵局及上海局势的恶化，日本外务大臣有田于9月28日暂时中止了会谈。他对记者说，目前的谈判也许会使事情“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坏”。双方的关系“不允许像过去一直盛行的那样，在模糊不清的事态中任其自流。中国现在处在了重要的十字路口，要决定是否与日本和解”。(134) 有田明确表示，他想直接与蒋介石会谈。和谈只有在蒋回到首都并亲自负责谈判时才能恢复。日本领导人做出决定，如果蒋不回南京，他们将在军队支持下向他提交一个最后通牒。(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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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尽管仍然希望免于战争，但已到了不能让步的底线。他授意张群拒绝所有新的要求。9月18日，他电令在南京的何应钦准备防御，以防和谈破裂。蒋警告说，如果日本占领北海或海南岛，中国必须进行动员。6天后，随着上海局势的恶化，他命令何在沪、宁、杭地区筹备防御。如果日本强启衅端，那么，中国将进行抵抗。(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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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确如日本希望的那样，回到了南京，并在10月8日亲自会见了川越。战争大概已经被避免了。他向川越重申了他的立场：相互尊重国家之间的主权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石，他拒绝对华北问题进行让步。(137) 蒋—川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却让紧张气氛得以缓释，并重新恢复了张—川会谈。这位外长和大使一直把他们僵持的会谈持续到12月初绥远事件（将在下文阐述）再次将它打断时为止。张暗示在经济提携和关税方面做出让步，但在重要问题上，两人依然差距太大。(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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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谈判被拖入10月和11月，中日媒体均意识到双方陷入了僵局中。但谁将做出让步呢？10底举行的张—川第五次会谈之后，《朝日》报道说：“显然，中国和日本在关键的华北和防共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现在肯定要么达成一致，要么破灭。”更具民族主义性质的《中外日报》指出，和谈是一个阴谋。“中国人想拖延谈判，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完成备战。”这篇文章断言，如果冲突发生，“日本将落入中国人的圈套中”。这主要是指责日本外务省的软弱政策。(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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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川越于12月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这位日本大使宣布：“日本政府最终确信外交努力的无效”“在突出的国际关系的调整方面，徒然空费了许多天……却一无所成”。看起来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12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对记者说：“日本的剑也许将不得不拔出，尽管我们极不愿这样做。如果中国拒绝对局势做出回应，而是任其沿着目前的路线走下去，我恐怕将会有严重的后果。”(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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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绥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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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问题一直主宰着张—川会谈。东京决心要分割出北方五省，这个态度在8月11日施行的“国策其准”中得到了再次确认。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南京此时公开地执行一条决不在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新的让步的政策，就像蒋在7月13日的演讲中所保证并被南京对走私问题的新决心所证明的那样。谈判无法沟通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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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在1936年秋末极为担心他们在华北正在恶化的实际局势。诚然，蒋介石在西南的胜利增加了他在全中国包括北方的威望。日本消息称，蒋正利用他新的地位来扼制冀察委员会。《朝日》在8月底发表社论说：“如果南京政府坚持把华北置于中央领导之下，来彰显它在西南赢得的胜利，南京和东京之间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摩擦。”(141) 当有谣言说蒋想撤换被普遍认为亲日的山东领导人韩复榘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8月29日对记者说日本将不会容忍对他的撤换。对许多日本阵营中的人来说，似乎日本已单纯地失去了在华北的动力，而必须重新抓住主动权。《日日》写道，南京已经“把它狡诈的手腕伸进了山东和华北……在与南京打交道中，日本方面需要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142) 因此，当反日的“恐怖”活动发生之时，日本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件事，就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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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哲元被夹在了南京和东京之间。宋承受着他自己二十九军中抗日情绪的压力，还受到东京的压力，并担心被南京所抛弃，他处于一种无法承受的境地。他曾在1936年夏第一次丰台冲突之后，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143) 但在1936年9月，他对日本人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在9月18日的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他从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中撤出了。10月初，宋与华北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举行过几次会谈，并根据田代的要求，设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六人常务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中，他任命了几名亲日人物，这项举措旨在清除南京任命的人员的影响。(144) 但宋对田代最重要的让步，是一揽子经济事务，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他力图压制媒体报道此事，而在后来则否认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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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田协定规定中日公司来修筑从天津至石家庄的铁路，在大沽发展一个新的港口，重新开挖龙烟铁矿，发展商务航空业，开办无线电和电报通信公司，以及扩大棉花和羊毛生产。这些提案中的许多条以前曾讨论过；总的说来，它们把日本的资本、管理和控制与中国的劳动力及资源联系起来。田代对一揽子经济事务的看重，与东京强调以经济和外交手段在中国实现其目标的政策相吻合。宋接受这份协议也与南京给予经济让步以代替政治妥协的方针相一致。因此，宋在经济问题上做让步的同时，拒绝了田代要他在10月10日宣布自治的要求。(145) 10月16日，宋派一名专使到南京解释他与田代的会谈，并要求南京增加军费。蒋后来于11月初派了一位密使到北平，建议宋避免像天津—石家庄铁路和大沽港这类更具战略意义的项目。(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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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代表参加了蒋于10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特别会议，来讨论华北局势。包括韩复榘和杨虎城在内的大多数北方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而其他人则派出了代表。这次会议是在南京因“恐怖”问题承受巨大的压力之时召开的，重申了政府关于华北问题必须由南京而不是由地方机构来解决的承诺。所有由地方官员进行的谈判必须得到南京的批准。中国可以在经济问题上进行谈判，但对主权问题必须保持坚定的立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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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所进展感到沮丧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从10月26日至11月4日进行了大规模的机动，其中包括在天津和丰台附近的实战演习。日军占领了天津的200户住宅以供军队入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尽管如此，日军的挑衅举动非但没有唬住中国军队，反而似乎激怒了二十九军，二十九军于11月11—13日举行了反演习。军官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忠义团”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学生组织加入了演习中，并派出宣传队慰劳部队，激发抗日情绪。(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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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在11月2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撰文，要求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地方委员会全部予以解散。他写道：“全国今日拥护统一，抵御外侮的热烈情绪，冀察当局岂能装作不闻不见？”(149) 这种对宋哲元的批评太过分，他关闭了这家刊物。只是在胡适（当时他尚在美国）的竭力游说下，才于1937年春复刊。(150) 关闭一家刊物，即使是声望素著的《独立评论》，也无法解决宋的难堪局面，他被夹在田代的要求与他自己二十九军高涨的抗日情绪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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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严重的局面不是出现在河北，而是在西部的察哈尔和绥远。关东军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动蒙古自治运动，并希望最终建立一个“蒙古国”。从设在察哈尔多伦的大本营中，李守信领导的亲日势力已经把该省的一大部分分割出去；并于1936年5月，在关东军特工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该组织建立在察哈尔北部，德王任主席，李守信担任了副主席。反对这次行动的蒙古领导人集结到驻扎在绥远省省会归绥市的省主席傅作义的周围。(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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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华北方面军剥夺了关内活动权力的关东军尤其急于取得在内蒙古的成功。关东军司令部的情报课长田中隆吉中佐指挥了蒙古的活动。他的目标是把傅作义逐出绥远。他把关东军的走私和毒品活动的资金挪用到蒙古人的秘密行动中。关东军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大约600万日元，而田中偶然一次就支付了50万元。资金也来自伪满洲国和冀东政权。(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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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建立了一支大约有6000名士兵的唯利是图的部队，来支持德王的事业。按照他后来的叙述，他不相信这些部队能用于战斗，但不论是德王，还是田中的上司武藤信义大佐均急于采取行动，遂在11月14日从察哈尔对绥远发动了一场进攻。进攻的部队仅有2000人，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土匪，有10门炮和8架飞机。当11月18日傅作义的军队与他们交火后，中方大获全胜。(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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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子壮大了的傅于11月24日对战略中心、伪军司令部百灵庙发动了攻击，并获得了非凡的胜利，迫使日本支持的部队退出绥远。12月2—3日，日军发起的一场反攻同样被打退。傅的轻松获胜，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他的上司阎锡山立即见风使舵，在山西开始动员以支持绥远的部队。阎把这件事用来作为恢复其正在下滑的政治命运的一个手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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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誓言保卫所有中国剩余领土的南京，也对日本支持的侵略做出反应。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的代表高宗武就这次进攻向川越提出抗议。日本大使拒绝讨论这件事，声称东京不承担任何责任。他说，蒙古人的独立运动纯粹是中国的内政，所有的日本参与者均是个人而非官方行为。川越的立场激怒了南京领导人并恶化了本来就已紧张的张—川会谈的气氛。张群宣布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主权。尽管对绥远的进攻完全是日本人的阴谋，但川越的声明也并非完全虚构。田中进攻的具体细节是秘密策划的，没有通报给东京的政党领导人；而且，对进攻的空中支持来自伪满洲国的“志愿军”。(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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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派遣陈诚和汤恩伯率领2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支援抵抗，并且，来自西安老东北军的增援也到达了。日本人对蒋介石利用此事作为借口向北方调兵抗衡他们的地位大感恼火。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埃德加·斯诺正确地推测说，蒙古军十分虚弱，并断言：“如果蒋介石此时派遣任何重要的中央军去绥远，他们被派出的目的是与红军作战。”(156) 事实上，中央军并没有与蒙古人进行过像样的战斗，蒋也没有在空中对日本人进行挑战。但胡宗南率领的3个师被派到了甘肃地区，在那里他们确实与红军开战了，但非常的不成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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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事件在心理上的冲击非常巨大。在多年的耻辱和退却之后，中方的轻易获胜被媒体大肆渲染。中方的报道，极大地高估了主要是金钱收买的军队中日军兵力的数量，造成了关东军比中国人曾经想象的要弱得多这样一种印象。要求蒋介石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压力越来越大。绥远事件后，中国面对日本侵略时的胆怯，在政治上越来越没有人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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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团体利用这场胜利来证明中国可以抵抗，他们称在这场胜利中看到了各种群众行动。有位专栏作家在《世界知识》上所写的关于绥远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众将不允许日本再占领中国一寸领土。”他把中国的战士比作十九路军。(158) 傅作义将军及其三十五军一夜成了英雄；救亡团体筹集金钱，并北上送来食品、装备及声援的电报。(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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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赞扬的弦外之音是对南京隐讳的批评。《世界知识》写道，绥远不是一起地方事件，而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恐吓蒋介石承认五省自治活动的组成部分。(160) 《新知识》进行质问：“我们如何来帮助绥远的战士们呢？”主要建议包括：呼吁政府来援助战士们，反对在南京继续进行外交谈判，直到侵略停止为止，并允许绥远的群众参与抵抗。(161) 甚至邹韬奋也希望绥远的胜利能够促使政府进行抵抗。(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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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认识到这次事件已成了一场灾难。它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而且中国的胜利已影响了民意，并决定了张—川会谈的命运。在绥远事件后的气氛中，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压力。关东军领导人意识到，他们严重地误算了，并请求东京允许他们进行更加直接的干预以挽回绥远局势。东京予以拒绝。军方和政党官员认定这场冒险是非常轻率的，而华北方面军也反对关东军侵入它的地盘。日本的窘境因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而得以解脱，注意力从绥远被转移开来。其后，德王宣布了单方面的停火。(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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