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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绥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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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问题一直主宰着张—川会谈。东京决心要分割出北方五省，这个态度在8月11日施行的“国策其准”中得到了再次确认。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南京此时公开地执行一条决不在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新的让步的政策，就像蒋在7月13日的演讲中所保证并被南京对走私问题的新决心所证明的那样。谈判无法沟通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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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在1936年秋末极为担心他们在华北正在恶化的实际局势。诚然，蒋介石在西南的胜利增加了他在全中国包括北方的威望。日本消息称，蒋正利用他新的地位来扼制冀察委员会。《朝日》在8月底发表社论说：“如果南京政府坚持把华北置于中央领导之下，来彰显它在西南赢得的胜利，南京和东京之间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摩擦。”(141) 当有谣言说蒋想撤换被普遍认为亲日的山东领导人韩复榘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8月29日对记者说日本将不会容忍对他的撤换。对许多日本阵营中的人来说，似乎日本已单纯地失去了在华北的动力，而必须重新抓住主动权。《日日》写道，南京已经“把它狡诈的手腕伸进了山东和华北……在与南京打交道中，日本方面需要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142) 因此，当反日的“恐怖”活动发生之时，日本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件事，就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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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哲元被夹在了南京和东京之间。宋承受着他自己二十九军中抗日情绪的压力，还受到东京的压力，并担心被南京所抛弃，他处于一种无法承受的境地。他曾在1936年夏第一次丰台冲突之后，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姿态。(143) 但在1936年9月，他对日本人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在9月18日的第二次丰台事件之后，他从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中撤出了。10月初，宋与华北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举行过几次会谈，并根据田代的要求，设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六人常务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中，他任命了几名亲日人物，这项举措旨在清除南京任命的人员的影响。(144) 但宋对田代最重要的让步，是一揽子经济事务，范围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他力图压制媒体报道此事，而在后来则否认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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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田协定规定中日公司来修筑从天津至石家庄的铁路，在大沽发展一个新的港口，重新开挖龙烟铁矿，发展商务航空业，开办无线电和电报通信公司，以及扩大棉花和羊毛生产。这些提案中的许多条以前曾讨论过；总的说来，它们把日本的资本、管理和控制与中国的劳动力及资源联系起来。田代对一揽子经济事务的看重，与东京强调以经济和外交手段在中国实现其目标的政策相吻合。宋接受这份协议也与南京给予经济让步以代替政治妥协的方针相一致。因此，宋在经济问题上做让步的同时，拒绝了田代要他在10月10日宣布自治的要求。(145) 10月16日，宋派一名专使到南京解释他与田代的会谈，并要求南京增加军费。蒋后来于11月初派了一位密使到北平，建议宋避免像天津—石家庄铁路和大沽港这类更具战略意义的项目。(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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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代表参加了蒋于10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特别会议，来讨论华北局势。包括韩复榘和杨虎城在内的大多数北方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而其他人则派出了代表。这次会议是在南京因“恐怖”问题承受巨大的压力之时召开的，重申了政府关于华北问题必须由南京而不是由地方机构来解决的承诺。所有由地方官员进行的谈判必须得到南京的批准。中国可以在经济问题上进行谈判，但对主权问题必须保持坚定的立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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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所进展感到沮丧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从10月26日至11月4日进行了大规模的机动，其中包括在天津和丰台附近的实战演习。日军占领了天津的200户住宅以供军队入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尽管如此，日军的挑衅举动非但没有唬住中国军队，反而似乎激怒了二十九军，二十九军于11月11—13日举行了反演习。军官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忠义团”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学生组织加入了演习中，并派出宣传队慰劳部队，激发抗日情绪。(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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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在11月2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撰文，要求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地方委员会全部予以解散。他写道：“全国今日拥护统一，抵御外侮的热烈情绪，冀察当局岂能装作不闻不见？”(149) 这种对宋哲元的批评太过分，他关闭了这家刊物。只是在胡适（当时他尚在美国）的竭力游说下，才于1937年春复刊。(150) 关闭一家刊物，即使是声望素著的《独立评论》，也无法解决宋的难堪局面，他被夹在田代的要求与他自己二十九军高涨的抗日情绪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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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严重的局面不是出现在河北，而是在西部的察哈尔和绥远。关东军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动蒙古自治运动，并希望最终建立一个“蒙古国”。从设在察哈尔多伦的大本营中，李守信领导的亲日势力已经把该省的一大部分分割出去；并于1936年5月，在关东军特工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该组织建立在察哈尔北部，德王任主席，李守信担任了副主席。反对这次行动的蒙古领导人集结到驻扎在绥远省省会归绥市的省主席傅作义的周围。(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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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华北方面军剥夺了关内活动权力的关东军尤其急于取得在内蒙古的成功。关东军司令部的情报课长田中隆吉中佐指挥了蒙古的活动。他的目标是把傅作义逐出绥远。他把关东军的走私和毒品活动的资金挪用到蒙古人的秘密行动中。关东军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大约600万日元，而田中偶然一次就支付了50万元。资金也来自伪满洲国和冀东政权。(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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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建立了一支大约有6000名士兵的唯利是图的部队，来支持德王的事业。按照他后来的叙述，他不相信这些部队能用于战斗，但不论是德王，还是田中的上司武藤信义大佐均急于采取行动，遂在11月14日从察哈尔对绥远发动了一场进攻。进攻的部队仅有2000人，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土匪，有10门炮和8架飞机。当11月18日傅作义的军队与他们交火后，中方大获全胜。(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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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子壮大了的傅于11月24日对战略中心、伪军司令部百灵庙发动了攻击，并获得了非凡的胜利，迫使日本支持的部队退出绥远。12月2—3日，日军发起的一场反攻同样被打退。傅的轻松获胜，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他的上司阎锡山立即见风使舵，在山西开始动员以支持绥远的部队。阎把这件事用来作为恢复其正在下滑的政治命运的一个手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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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誓言保卫所有中国剩余领土的南京，也对日本支持的侵略做出反应。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的代表高宗武就这次进攻向川越提出抗议。日本大使拒绝讨论这件事，声称东京不承担任何责任。他说，蒙古人的独立运动纯粹是中国的内政，所有的日本参与者均是个人而非官方行为。川越的立场激怒了南京领导人并恶化了本来就已紧张的张—川会谈的气氛。张群宣布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主权。尽管对绥远的进攻完全是日本人的阴谋，但川越的声明也并非完全虚构。田中进攻的具体细节是秘密策划的，没有通报给东京的政党领导人；而且，对进攻的空中支持来自伪满洲国的“志愿军”。(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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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派遣陈诚和汤恩伯率领2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支援抵抗，并且，来自西安老东北军的增援也到达了。日本人对蒋介石利用此事作为借口向北方调兵抗衡他们的地位大感恼火。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埃德加·斯诺正确地推测说，蒙古军十分虚弱，并断言：“如果蒋介石此时派遣任何重要的中央军去绥远，他们被派出的目的是与红军作战。”(156) 事实上，中央军并没有与蒙古人进行过像样的战斗，蒋也没有在空中对日本人进行挑战。但胡宗南率领的3个师被派到了甘肃地区，在那里他们确实与红军开战了，但非常的不成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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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事件在心理上的冲击非常巨大。在多年的耻辱和退却之后，中方的轻易获胜被媒体大肆渲染。中方的报道，极大地高估了主要是金钱收买的军队中日军兵力的数量，造成了关东军比中国人曾经想象的要弱得多这样一种印象。要求蒋介石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压力越来越大。绥远事件后，中国面对日本侵略时的胆怯，在政治上越来越没有人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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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团体利用这场胜利来证明中国可以抵抗，他们称在这场胜利中看到了各种群众行动。有位专栏作家在《世界知识》上所写的关于绥远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众将不允许日本再占领中国一寸领土。”他把中国的战士比作十九路军。(158) 傅作义将军及其三十五军一夜成了英雄；救亡团体筹集金钱，并北上送来食品、装备及声援的电报。(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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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赞扬的弦外之音是对南京隐讳的批评。《世界知识》写道，绥远不是一起地方事件，而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恐吓蒋介石承认五省自治活动的组成部分。(160) 《新知识》进行质问：“我们如何来帮助绥远的战士们呢？”主要建议包括：呼吁政府来援助战士们，反对在南京继续进行外交谈判，直到侵略停止为止，并允许绥远的群众参与抵抗。(161) 甚至邹韬奋也希望绥远的胜利能够促使政府进行抵抗。(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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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认识到这次事件已成了一场灾难。它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而且中国的胜利已影响了民意，并决定了张—川会谈的命运。在绥远事件后的气氛中，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压力。关东军领导人意识到，他们严重地误算了，并请求东京允许他们进行更加直接的干预以挽回绥远局势。东京予以拒绝。军方和政党官员认定这场冒险是非常轻率的，而华北方面军也反对关东军侵入它的地盘。日本的窘境因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而得以解脱，注意力从绥远被转移开来。其后，德王宣布了单方面的停火。(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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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抵抗非常气愤，一如既往地称此事说明缺乏诚意。《朝日》的社论写道：“正在支持绥远省政府主席傅将军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很值得注意。”傅将军在蒋于10月24日来到西安、11月31日到洛阳时，曾与蒋会谈过，这篇文章推测说，他那时肯定从蒋那里获得了指示。同盟社在12月7日报道说，蒋将要再次来西安商量在绥远的作战计划。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传播谣言说，西安“会议将要讨论正在西北进行的与共产党的军队达成和解的可能性”。(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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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事件和中国的新氛围是终结张—川会谈的致命因素。12月5日，日本大使离开南京，指责中方自绥远事件后采取了一种荒谬的姿态。中国外交官员对日本拒绝讨论这次事件仍然愤慨。像绥远的局势一样，外交僵局被西安事变以及后来1937年1月23日日本广田内阁的辞职暂时冲淡了。战争被推迟了。(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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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的破裂加上绥远的抵抗，显然提高了蒋的声望。中国媒体报道了张—川会谈时日方的要求。由于谈判无所进展，并最后以中方未做任何让步而终结，许多民众对这种新的更加强硬的立场感到欣慰。中国在绥远的胜利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新方针。这些事件加上西南的失败以及经济的复兴，用易劳逸的话来说，“对中国人民”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心理影响”。新的信任和乐观情绪出现了。易劳逸指出：“这种新的国民情绪的主要政治受益人是蒋介石。”(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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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蒋被日本人塑造成了英雄——唯一的一位可以统一中国并抵抗日本侵略的人。当蒋在1936年10月29日庆祝50寿辰时，全国性的祝寿活动开始了。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捐献，为他献上了68架飞机作为生日礼品以用于国防。(167) 南京的备战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能够保持坚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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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场政治谋杀也有助于这种民族情绪。1936年10月25日，长期担任蒋军事指挥部秘书长、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被一名独行枪手击毙。杨作为政学系的一名主要领袖，被公认为是亲日及强烈反共的。杨曾把他那一系的成员举荐到南京及省政府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在1935年12月“和平内阁”由派系成员主导时，达到了顶峰。民众舆论把这次谋杀归因于杨的亲日立场；而且，刺客成燮超称其动机是除掉亲日的卖国贼。日本媒体立即谴责在中国的反日情绪，而左翼团体则对这次事件倍感高兴。在纽约出版的左翼刊物《今日中国》发布的一篇讣告，大约概括出了这种看法：“杨永泰：官僚、阴谋家、卖国贼。”(168) 杨的死与黄郛的不治之症正巧赶在了一起，黄于1936年12月6日死于肝癌。两名绥靖政策的重要台柱子走了，政学系的力量被严重地削弱。抵抗运动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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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重要剧变的一年，这些全都与日本问题纠缠在一起。到这年年底可以看出，在南京内部，蒋介石的对日立场变得强硬，与之相伴的是政学系命运的衰落。在地方领导人中，蒋在广东获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这是一场激起了与日本开战意识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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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最重要的进展是赞成抵抗的民众舆论的高涨。尽管有《敦睦邦交令》及政府的镇压活动，南京仍然无法阻止全国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民众对华北日本人的活动、关东军对走私活动的推动及对中国一揽子要求的愤慨，简直无法扼制，并且无法轻易地加以控制。广东领导人未能成功地利用这种高涨的抗日情绪。他们那些作为抵抗运动的努力，实在缺乏可信度。但绥远的领导人由于获得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军事胜利，立即成了中国公众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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