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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事件在心理上的冲击非常巨大。在多年的耻辱和退却之后，中方的轻易获胜被媒体大肆渲染。中方的报道，极大地高估了主要是金钱收买的军队中日军兵力的数量，造成了关东军比中国人曾经想象的要弱得多这样一种印象。要求蒋介石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压力越来越大。绥远事件后，中国面对日本侵略时的胆怯，在政治上越来越没有人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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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团体利用这场胜利来证明中国可以抵抗，他们称在这场胜利中看到了各种群众行动。有位专栏作家在《世界知识》上所写的关于绥远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众将不允许日本再占领中国一寸领土。”他把中国的战士比作十九路军。(158) 傅作义将军及其三十五军一夜成了英雄；救亡团体筹集金钱，并北上送来食品、装备及声援的电报。(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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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赞扬的弦外之音是对南京隐讳的批评。《世界知识》写道，绥远不是一起地方事件，而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恐吓蒋介石承认五省自治活动的组成部分。(160) 《新知识》进行质问：“我们如何来帮助绥远的战士们呢？”主要建议包括：呼吁政府来援助战士们，反对在南京继续进行外交谈判，直到侵略停止为止，并允许绥远的群众参与抵抗。(161) 甚至邹韬奋也希望绥远的胜利能够促使政府进行抵抗。(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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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认识到这次事件已成了一场灾难。它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而且中国的胜利已影响了民意，并决定了张—川会谈的命运。在绥远事件后的气氛中，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压力。关东军领导人意识到，他们严重地误算了，并请求东京允许他们进行更加直接的干预以挽回绥远局势。东京予以拒绝。军方和政党官员认定这场冒险是非常轻率的，而华北方面军也反对关东军侵入它的地盘。日本的窘境因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而得以解脱，注意力从绥远被转移开来。其后，德王宣布了单方面的停火。(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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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抵抗非常气愤，一如既往地称此事说明缺乏诚意。《朝日》的社论写道：“正在支持绥远省政府主席傅将军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很值得注意。”傅将军在蒋于10月24日来到西安、11月31日到洛阳时，曾与蒋会谈过，这篇文章推测说，他那时肯定从蒋那里获得了指示。同盟社在12月7日报道说，蒋将要再次来西安商量在绥远的作战计划。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传播谣言说，西安“会议将要讨论正在西北进行的与共产党的军队达成和解的可能性”。(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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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事件和中国的新氛围是终结张—川会谈的致命因素。12月5日，日本大使离开南京，指责中方自绥远事件后采取了一种荒谬的姿态。中国外交官员对日本拒绝讨论这次事件仍然愤慨。像绥远的局势一样，外交僵局被西安事变以及后来1937年1月23日日本广田内阁的辞职暂时冲淡了。战争被推迟了。(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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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的破裂加上绥远的抵抗，显然提高了蒋的声望。中国媒体报道了张—川会谈时日方的要求。由于谈判无所进展，并最后以中方未做任何让步而终结，许多民众对这种新的更加强硬的立场感到欣慰。中国在绥远的胜利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新方针。这些事件加上西南的失败以及经济的复兴，用易劳逸的话来说，“对中国人民”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心理影响”。新的信任和乐观情绪出现了。易劳逸指出：“这种新的国民情绪的主要政治受益人是蒋介石。”(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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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蒋被日本人塑造成了英雄——唯一的一位可以统一中国并抵抗日本侵略的人。当蒋在1936年10月29日庆祝50寿辰时，全国性的祝寿活动开始了。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捐献，为他献上了68架飞机作为生日礼品以用于国防。(167) 南京的备战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能够保持坚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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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场政治谋杀也有助于这种民族情绪。1936年10月25日，长期担任蒋军事指挥部秘书长、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被一名独行枪手击毙。杨作为政学系的一名主要领袖，被公认为是亲日及强烈反共的。杨曾把他那一系的成员举荐到南京及省政府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在1935年12月“和平内阁”由派系成员主导时，达到了顶峰。民众舆论把这次谋杀归因于杨的亲日立场；而且，刺客成燮超称其动机是除掉亲日的卖国贼。日本媒体立即谴责在中国的反日情绪，而左翼团体则对这次事件倍感高兴。在纽约出版的左翼刊物《今日中国》发布的一篇讣告，大约概括出了这种看法：“杨永泰：官僚、阴谋家、卖国贼。”(168) 杨的死与黄郛的不治之症正巧赶在了一起，黄于1936年12月6日死于肝癌。两名绥靖政策的重要台柱子走了，政学系的力量被严重地削弱。抵抗运动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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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重要剧变的一年，这些全都与日本问题纠缠在一起。到这年年底可以看出，在南京内部，蒋介石的对日立场变得强硬，与之相伴的是政学系命运的衰落。在地方领导人中，蒋在广东获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这是一场激起了与日本开战意识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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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最重要的进展是赞成抵抗的民众舆论的高涨。尽管有《敦睦邦交令》及政府的镇压活动，南京仍然无法阻止全国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民众对华北日本人的活动、关东军对走私活动的推动及对中国一揽子要求的愤慨，简直无法扼制，并且无法轻易地加以控制。广东领导人未能成功地利用这种高涨的抗日情绪。他们那些作为抵抗运动的努力，实在缺乏可信度。但绥远的领导人由于获得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军事胜利，立即成了中国公众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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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的高涨严重地限制了蒋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能力。它不是单纯的亲抵抗势力的政治影响问题。反日情绪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反日事件在中国各地均开始发生。从内地城市成都的骚乱和攻击日本人，到河北丰台中日军队之间演习中的冲突，这种紧张气氛产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每一次事件均伴有日方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形下，蒋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命运注定要失败。显然，他仍然抱有在战争爆发之前，最终消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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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National Polity”，意为“国体基准”，其中“Polity”疑为“Policy”之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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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九章 走向冲突——西安及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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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川会谈和中国在绥远意外胜利中形成的南京坚定立场，引发了中国人的新情绪，人们普遍希望不要再不经战斗就对日本让出领土。但一个主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即蒋介石还梦想镇压中国共产党，并梦想尽可能长地坚持“先安内”的政策。他拒绝了全国救亡团体提出的停止内战的建议，进而把抵抗与反共问题甚至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日本逼迫南京签订联合防共协议，许多中国人担心，蒋对消灭共产党的痴迷可能会导致其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在中国，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新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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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为抵抗问题创造了新的国际背景。如果中国将来抗日的话，那么，作为蒋介石主要外交盟友的德国将变得不可靠。随着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集中到希特勒身上，而美国又处于孤立主义的阵痛中，仅有斯大林有希望提供援助。但在蒋集中精力对付红军时，与苏联更加密切的联系将是令人尴尬的。正如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所写的那样：“中国许多重要人物现在确信，只有与苏俄结成强有力的联盟，中国才能希望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并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至少是在其合法化之后，这样的一个联盟才会有可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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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蒋介石也认识到苏联的关系可能是必要的。他曾委派两位私人特使到莫斯科去讨论可能的中苏关系——1934年的蒋廷黻及1936年初的陈立夫。最后，在1936年秋，当川—张会谈陷入僵局时，中国在10月任命蒋廷黻为驻莫斯科大使，增强了与苏联的外交联系。蒋后来回忆说，当他的任命被公布时，它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最狂热的期望。私友和公共机构中，不论是官员还是群众，均为我摆下了一系列的饭局和宴会。每次聚会中，我都看出人们希望并祈祷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设法让苏军与中国人肩并肩地战斗，来反对日本侵略者”。(2) 由于日本人坚持联合防共，他们实际上把中国民众推向了苏联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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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甚至在追击红军时，也保持着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系的渠道。秘密谈判在莫斯科和中国举行。蒋的条件仍然苛刻——他要求红军实质性的投降——结果，这些谈判在西安事变以前一无所获。(3) 蒋既不急于与莫斯科、也不急于与他的国内对手交好，并把这些选择视为最后的手段。他对全国救亡运动显得尤为敌视，这场运动主要由非共产党发起。他拒绝了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呼吁，并继续致力于“先安内”。已于5月底组成全国救亡协会联盟（或简单地称为“全国救亡联合会”）的救亡组织，在整个1936年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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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5日，救亡运动的4名领袖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律师及教育家陶行知发表了该组织一份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纲领。作者注意到了当时宣布准备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宣布，所有党派此时必须认识到日本问题是民族存亡之事，中国人内部的战争必须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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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宣言引人注目之处大概是它对蒋介石的领导进行了直率的评价。这份文件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失败。他指挥的“剿共”战争已经进行了5年，却没有取得胜利。其时，日本公然违背《塘沽协定》，并对“亲善”的承诺进行了嘲弄。文件要求蒋停止反共战争，解除针对西南的威胁，并恢复中国的言论自由来宣布抵抗。他们认为，如果蒋采纳了他们的纲领，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并使宋哲元及其他前方的将领备受鼓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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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这份宣言置之不理，但它的出版和广泛的发行，引起了都市民众强烈的兴趣。8月10日，毛泽东宣布支持这份建议，可想而知，这项举措增加了南京对这个团体的猜疑。(5) 蒋把救亡团体的组织者们视为共产党的盟友，他们对统一战线的呼吁不过是一种赤色权谋。(6) 该团体的领袖们否认了这样的指责，坚称该团体没有党派关系。当后来问及特殊成员的共产党关系时，他们回答说，该团体接纳所有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纲领的人，他们不对成员的党派关系进行调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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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现在，国民党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否认该团体领袖们的任何爱国动机，并称该团体确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它力图在条件没有成熟时开始抗战，来破坏蒋的悉心备战。例如，国民党党史会的李云汉把该团体说成是共产党的一条阵线，一个举着抗日大旗但实际上与真正的爱国主义南辕北辙的团体。(8) 梁弓藏指责说：“尽管该团体宣布它没有党派影响，而事实上它是共产国际的真正产物，是‘共匪’与国民党斗争的工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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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对救亡运动只是偶尔会做出较为公允的分析。陈纪滢最近在《传记文学》上写道，当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共产党地下党鼓动抗日运动时，包括国民党党员在内的许多爱国人士，参加了这次运动，而没有人认识到这是共产党的计谋。(10) 就其事实，陈的论点具有一定的道理。该团体的领袖与共产党干部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但把该团体作为单纯的共产党的工具加以驳斥，则是很荒谬的。那时的红军是遥远西北地区的一支小部队。不是红色特工的阴谋，而是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对和对蒋的“先安内”政策的憎厌，使得对统一战线的呼吁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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