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65117
1706765118
这样一来，蒋被日本人塑造成了英雄——唯一的一位可以统一中国并抵抗日本侵略的人。当蒋在1936年10月29日庆祝50寿辰时，全国性的祝寿活动开始了。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捐献，为他献上了68架飞机作为生日礼品以用于国防。(167) 南京的备战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能够保持坚定的立场。
1706765119
1706765120
甚至一场政治谋杀也有助于这种民族情绪。1936年10月25日，长期担任蒋军事指挥部秘书长、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被一名独行枪手击毙。杨作为政学系的一名主要领袖，被公认为是亲日及强烈反共的。杨曾把他那一系的成员举荐到南京及省政府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在1935年12月“和平内阁”由派系成员主导时，达到了顶峰。民众舆论把这次谋杀归因于杨的亲日立场；而且，刺客成燮超称其动机是除掉亲日的卖国贼。日本媒体立即谴责在中国的反日情绪，而左翼团体则对这次事件倍感高兴。在纽约出版的左翼刊物《今日中国》发布的一篇讣告，大约概括出了这种看法：“杨永泰：官僚、阴谋家、卖国贼。”(168) 杨的死与黄郛的不治之症正巧赶在了一起，黄于1936年12月6日死于肝癌。两名绥靖政策的重要台柱子走了，政学系的力量被严重地削弱。抵抗运动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
1706765121
1706765122
1936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重要剧变的一年，这些全都与日本问题纠缠在一起。到这年年底可以看出，在南京内部，蒋介石的对日立场变得强硬，与之相伴的是政学系命运的衰落。在地方领导人中，蒋在广东获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这是一场激起了与日本开战意识的胜利。
1706765123
1706765124
这一年中最重要的进展是赞成抵抗的民众舆论的高涨。尽管有《敦睦邦交令》及政府的镇压活动，南京仍然无法阻止全国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民众对华北日本人的活动、关东军对走私活动的推动及对中国一揽子要求的愤慨，简直无法扼制，并且无法轻易地加以控制。广东领导人未能成功地利用这种高涨的抗日情绪。他们那些作为抵抗运动的努力，实在缺乏可信度。但绥远的领导人由于获得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军事胜利，立即成了中国公众的英雄。
1706765125
1706765126
民意的高涨严重地限制了蒋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能力。它不是单纯的亲抵抗势力的政治影响问题。反日情绪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反日事件在中国各地均开始发生。从内地城市成都的骚乱和攻击日本人，到河北丰台中日军队之间演习中的冲突，这种紧张气氛产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每一次事件均伴有日方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形下，蒋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命运注定要失败。显然，他仍然抱有在战争爆发之前，最终消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
1706765127
1706765128
(1) 原文为“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National Polity”，意为“国体基准”，其中“Polity”疑为“Policy”之误。——译者注
1706765129
1706765130
1706765131
1706765132
1706765134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九章 走向冲突——西安及其之外
1706765135
1706765136
在张—川会谈和中国在绥远意外胜利中形成的南京坚定立场，引发了中国人的新情绪，人们普遍希望不要再不经战斗就对日本让出领土。但一个主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即蒋介石还梦想镇压中国共产党，并梦想尽可能长地坚持“先安内”的政策。他拒绝了全国救亡团体提出的停止内战的建议，进而把抵抗与反共问题甚至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日本逼迫南京签订联合防共协议，许多中国人担心，蒋对消灭共产党的痴迷可能会导致其接受日本人的要求。在中国，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新情绪。
1706765137
1706765138
日本和德国于1936年11月25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为抵抗问题创造了新的国际背景。如果中国将来抗日的话，那么，作为蒋介石主要外交盟友的德国将变得不可靠。随着英国和法国的注意力集中到希特勒身上，而美国又处于孤立主义的阵痛中，仅有斯大林有希望提供援助。但在蒋集中精力对付红军时，与苏联更加密切的联系将是令人尴尬的。正如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所写的那样：“中国许多重要人物现在确信，只有与苏俄结成强有力的联盟，中国才能希望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并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至少是在其合法化之后，这样的一个联盟才会有可能。”(1)
1706765139
1706765140
甚至蒋介石也认识到苏联的关系可能是必要的。他曾委派两位私人特使到莫斯科去讨论可能的中苏关系——1934年的蒋廷黻及1936年初的陈立夫。最后，在1936年秋，当川—张会谈陷入僵局时，中国在10月任命蒋廷黻为驻莫斯科大使，增强了与苏联的外交联系。蒋后来回忆说，当他的任命被公布时，它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最狂热的期望。私友和公共机构中，不论是官员还是群众，均为我摆下了一系列的饭局和宴会。每次聚会中，我都看出人们希望并祈祷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设法让苏军与中国人肩并肩地战斗，来反对日本侵略者”。(2) 由于日本人坚持联合防共，他们实际上把中国民众推向了苏联一方。
1706765141
1706765142
蒋甚至在追击红军时，也保持着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系的渠道。秘密谈判在莫斯科和中国举行。蒋的条件仍然苛刻——他要求红军实质性的投降——结果，这些谈判在西安事变以前一无所获。(3) 蒋既不急于与莫斯科、也不急于与他的国内对手交好，并把这些选择视为最后的手段。他对全国救亡运动显得尤为敌视，这场运动主要由非共产党发起。他拒绝了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呼吁，并继续致力于“先安内”。已于5月底组成全国救亡协会联盟（或简单地称为“全国救亡联合会”）的救亡组织，在整个1936年继续成长。
1706765143
1706765144
1936年7月15日，救亡运动的4名领袖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律师及教育家陶行知发表了该组织一份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纲领。作者注意到了当时宣布准备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宣布，所有党派此时必须认识到日本问题是民族存亡之事，中国人内部的战争必须终止。
1706765145
1706765146
这份宣言引人注目之处大概是它对蒋介石的领导进行了直率的评价。这份文件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失败。他指挥的“剿共”战争已经进行了5年，却没有取得胜利。其时，日本公然违背《塘沽协定》，并对“亲善”的承诺进行了嘲弄。文件要求蒋停止反共战争，解除针对西南的威胁，并恢复中国的言论自由来宣布抵抗。他们认为，如果蒋采纳了他们的纲领，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并使宋哲元及其他前方的将领备受鼓舞。(4)
1706765147
1706765148
蒋对这份宣言置之不理，但它的出版和广泛的发行，引起了都市民众强烈的兴趣。8月10日，毛泽东宣布支持这份建议，可想而知，这项举措增加了南京对这个团体的猜疑。(5) 蒋把救亡团体的组织者们视为共产党的盟友，他们对统一战线的呼吁不过是一种赤色权谋。(6) 该团体的领袖们否认了这样的指责，坚称该团体没有党派关系。当后来问及特殊成员的共产党关系时，他们回答说，该团体接纳所有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纲领的人，他们不对成员的党派关系进行调查。(7)
1706765149
1706765150
即使到现在，国民党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否认该团体领袖们的任何爱国动机，并称该团体确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它力图在条件没有成熟时开始抗战，来破坏蒋的悉心备战。例如，国民党党史会的李云汉把该团体说成是共产党的一条阵线，一个举着抗日大旗但实际上与真正的爱国主义南辕北辙的团体。(8) 梁弓藏指责说：“尽管该团体宣布它没有党派影响，而事实上它是共产国际的真正产物，是‘共匪’与国民党斗争的工具。”(9)
1706765151
1706765152
台湾学者对救亡运动只是偶尔会做出较为公允的分析。陈纪滢最近在《传记文学》上写道，当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共产党地下党鼓动抗日运动时，包括国民党党员在内的许多爱国人士，参加了这次运动，而没有人认识到这是共产党的计谋。(10) 就其事实，陈的论点具有一定的道理。该团体的领袖与共产党干部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但把该团体作为单纯的共产党的工具加以驳斥，则是很荒谬的。那时的红军是遥远西北地区的一支小部队。不是红色特工的阴谋，而是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对和对蒋的“先安内”政策的憎厌，使得对统一战线的呼吁具有吸引力。
1706765153
1706765154
这场救亡运动的重要领袖邹韬奋，在他于1936年6月离开上海后，在香港创办的报纸《生活日报》的专栏上，对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了辩护。邹指出，在该团体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与对法国联合阵线所定义的人民联合阵线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是指一种左派主导的政治联合，而邹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所有党派和人民均受欢迎。邹还对批评者嘲笑救亡者们敦促与以前他们认为是卖国贼的人进行合作做了回答。邹认为攻诘必须勾销。例如，尽管他以前对张学良在1931年的不抵抗进行了抨击，但如果此时张赞成抵抗，他也予以欢迎。(11) 救亡作家开始降低直接攻击蒋介石的声调，就像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1706765155
1706765156
蒋介石强烈地反对全国救亡联合会。除了他怀疑该组织与共产党有联系外，他还希望避免对日战争，因此，他不得不镇压这个如此明目张胆的抗日团体。尽管这场运动获得了普遍的拥戴，但南京仍企图镇压它。如，上海市长吴铁城公开谴责学生激进分子造成了华北局势的恶化，并警告上海地区的学校官员，除非他们控制住学生救亡组织，否则，在上海将酿成同样的危机。国民党谴责全国救亡联合会是一个未经登记的、非法的、“反动的”机构，并称该组织为绥远抵抗募集的资金实际上被协会官员所贪污。蓝衣社组织了一个上海特务部，开始监控和破坏救亡活动。(12)
1706765157
1706765158
这些策略在镇压这场运动中毫无作用。随着日本侵略的明显加剧，1936年秋对救亡事业的支持到达了顶点。对每一次新的中日事件，救亡刊物都发起了抨击。例如，当日本海军在反日的“恐怖”活动后在上海集结时，全国救亡联合会谴责日本的压迫，并要求南京保持强硬的立场。(13)
1706765159
1706765160
1936年11月，南京与全国救亡运动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与绥远事件和张—川会谈的破裂同时发生。救亡领袖们受这些事件的鼓舞，强烈地要求建立统一战线。1936年8月，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上海来支援这项事业。邹在各种刊物上撰文，不断地警告说南京也许会变得胆怯，并与东京妥协。救亡者们必须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对这些政治攻击非常恼火的蒋介石，11月7日在洛阳与陈立夫会谈，决定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镇压救亡运动。(14)
1706765161
1706765162
针对日商纱厂的罢工触发了南京与救亡团体之间的摊牌。从11月8日开始，上海好几家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举行了罢工。至11月20日，有2万多人参加这次罢工，并开始向包括徐州、天津和青岛在内的其他城市传播。尽管罢工的最初原因是工资和工作条件，但由于当时的爆发性气氛，他们很快采取了抗日的调子。全国救亡联合会拥护这次罢工，并向工人提供了资金援助和政治宣传，组织集会来鼓动这场运动。日本当局指责联合会的领袖制造了这次工潮；当1936年11月17日上海丰田纱厂发生暴力事件时，日本总领事要求南京逮捕联合会的领导人。(15)
1706765163
1706765164
1936年11月22日夜，中国当局逮捕了全国救亡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王造时和史良。这7个人包括了除宋庆龄、何香凝和德高望重的马良（当时97岁）之外的该组织的所有重要领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的警察均配合中国政府进行了这次没有授权或特别指控的逮捕。尽管政府竭力使这个案子无声无息——当时几家救亡刊物被停刊——但这次逮捕在中国造成了一场轰动。中国报刊立即用一句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的褒语来称被告们为“七君子”。为了努力减少人们对这个案子的注意力，南京政府于1936年12月4日把7个人转移到了苏州，1937年春在那里进行了审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就这次逮捕向吴铁城表示了他个人的感谢。(16)
1706765165
1706765166
“七君子”获得了来自全中国潮水般的支持。宋庆龄对记者说，这次逮捕是日本人施展压力的结果。她称：“全国救亡协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但还有四万万中国人，他们的爱国的怒火和正当的义愤是无法镇压的！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小心！他们可以促成逮捕七名领袖，但他们还必须来对付中国人民。”(17)
[
上一页 ]
[ :1.7067651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