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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蒋介石也认识到苏联的关系可能是必要的。他曾委派两位私人特使到莫斯科去讨论可能的中苏关系——1934年的蒋廷黻及1936年初的陈立夫。最后，在1936年秋，当川—张会谈陷入僵局时，中国在10月任命蒋廷黻为驻莫斯科大使，增强了与苏联的外交联系。蒋后来回忆说，当他的任命被公布时，它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最狂热的期望。私友和公共机构中，不论是官员还是群众，均为我摆下了一系列的饭局和宴会。每次聚会中，我都看出人们希望并祈祷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设法让苏军与中国人肩并肩地战斗，来反对日本侵略者”。(2) 由于日本人坚持联合防共，他们实际上把中国民众推向了苏联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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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甚至在追击红军时，也保持着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系的渠道。秘密谈判在莫斯科和中国举行。蒋的条件仍然苛刻——他要求红军实质性的投降——结果，这些谈判在西安事变以前一无所获。(3) 蒋既不急于与莫斯科、也不急于与他的国内对手交好，并把这些选择视为最后的手段。他对全国救亡运动显得尤为敌视，这场运动主要由非共产党发起。他拒绝了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呼吁，并继续致力于“先安内”。已于5月底组成全国救亡协会联盟（或简单地称为“全国救亡联合会”）的救亡组织，在整个1936年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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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5日，救亡运动的4名领袖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律师及教育家陶行知发表了该组织一份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纲领。作者注意到了当时宣布准备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宣布，所有党派此时必须认识到日本问题是民族存亡之事，中国人内部的战争必须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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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宣言引人注目之处大概是它对蒋介石的领导进行了直率的评价。这份文件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失败。他指挥的“剿共”战争已经进行了5年，却没有取得胜利。其时，日本公然违背《塘沽协定》，并对“亲善”的承诺进行了嘲弄。文件要求蒋停止反共战争，解除针对西南的威胁，并恢复中国的言论自由来宣布抵抗。他们认为，如果蒋采纳了他们的纲领，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并使宋哲元及其他前方的将领备受鼓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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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这份宣言置之不理，但它的出版和广泛的发行，引起了都市民众强烈的兴趣。8月10日，毛泽东宣布支持这份建议，可想而知，这项举措增加了南京对这个团体的猜疑。(5) 蒋把救亡团体的组织者们视为共产党的盟友，他们对统一战线的呼吁不过是一种赤色权谋。(6) 该团体的领袖们否认了这样的指责，坚称该团体没有党派关系。当后来问及特殊成员的共产党关系时，他们回答说，该团体接纳所有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纲领的人，他们不对成员的党派关系进行调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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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现在，国民党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否认该团体领袖们的任何爱国动机，并称该团体确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它力图在条件没有成熟时开始抗战，来破坏蒋的悉心备战。例如，国民党党史会的李云汉把该团体说成是共产党的一条阵线，一个举着抗日大旗但实际上与真正的爱国主义南辕北辙的团体。(8) 梁弓藏指责说：“尽管该团体宣布它没有党派影响，而事实上它是共产国际的真正产物，是‘共匪’与国民党斗争的工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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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对救亡运动只是偶尔会做出较为公允的分析。陈纪滢最近在《传记文学》上写道，当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共产党地下党鼓动抗日运动时，包括国民党党员在内的许多爱国人士，参加了这次运动，而没有人认识到这是共产党的计谋。(10) 就其事实，陈的论点具有一定的道理。该团体的领袖与共产党干部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但把该团体作为单纯的共产党的工具加以驳斥，则是很荒谬的。那时的红军是遥远西北地区的一支小部队。不是红色特工的阴谋，而是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对和对蒋的“先安内”政策的憎厌，使得对统一战线的呼吁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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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救亡运动的重要领袖邹韬奋，在他于1936年6月离开上海后，在香港创办的报纸《生活日报》的专栏上，对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了辩护。邹指出，在该团体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与对法国联合阵线所定义的人民联合阵线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是指一种左派主导的政治联合，而邹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所有党派和人民均受欢迎。邹还对批评者嘲笑救亡者们敦促与以前他们认为是卖国贼的人进行合作做了回答。邹认为攻诘必须勾销。例如，尽管他以前对张学良在1931年的不抵抗进行了抨击，但如果此时张赞成抵抗，他也予以欢迎。(11) 救亡作家开始降低直接攻击蒋介石的声调，就像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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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强烈地反对全国救亡联合会。除了他怀疑该组织与共产党有联系外，他还希望避免对日战争，因此，他不得不镇压这个如此明目张胆的抗日团体。尽管这场运动获得了普遍的拥戴，但南京仍企图镇压它。如，上海市长吴铁城公开谴责学生激进分子造成了华北局势的恶化，并警告上海地区的学校官员，除非他们控制住学生救亡组织，否则，在上海将酿成同样的危机。国民党谴责全国救亡联合会是一个未经登记的、非法的、“反动的”机构，并称该组织为绥远抵抗募集的资金实际上被协会官员所贪污。蓝衣社组织了一个上海特务部，开始监控和破坏救亡活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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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策略在镇压这场运动中毫无作用。随着日本侵略的明显加剧，1936年秋对救亡事业的支持到达了顶点。对每一次新的中日事件，救亡刊物都发起了抨击。例如，当日本海军在反日的“恐怖”活动后在上海集结时，全国救亡联合会谴责日本的压迫，并要求南京保持强硬的立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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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南京与全国救亡运动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与绥远事件和张—川会谈的破裂同时发生。救亡领袖们受这些事件的鼓舞，强烈地要求建立统一战线。1936年8月，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上海来支援这项事业。邹在各种刊物上撰文，不断地警告说南京也许会变得胆怯，并与东京妥协。救亡者们必须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对这些政治攻击非常恼火的蒋介石，11月7日在洛阳与陈立夫会谈，决定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镇压救亡运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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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商纱厂的罢工触发了南京与救亡团体之间的摊牌。从11月8日开始，上海好几家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举行了罢工。至11月20日，有2万多人参加这次罢工，并开始向包括徐州、天津和青岛在内的其他城市传播。尽管罢工的最初原因是工资和工作条件，但由于当时的爆发性气氛，他们很快采取了抗日的调子。全国救亡联合会拥护这次罢工，并向工人提供了资金援助和政治宣传，组织集会来鼓动这场运动。日本当局指责联合会的领袖制造了这次工潮；当1936年11月17日上海丰田纱厂发生暴力事件时，日本总领事要求南京逮捕联合会的领导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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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2日夜，中国当局逮捕了全国救亡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王造时和史良。这7个人包括了除宋庆龄、何香凝和德高望重的马良（当时97岁）之外的该组织的所有重要领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的警察均配合中国政府进行了这次没有授权或特别指控的逮捕。尽管政府竭力使这个案子无声无息——当时几家救亡刊物被停刊——但这次逮捕在中国造成了一场轰动。中国报刊立即用一句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的褒语来称被告们为“七君子”。为了努力减少人们对这个案子的注意力，南京政府于1936年12月4日把7个人转移到了苏州，1937年春在那里进行了审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就这次逮捕向吴铁城表示了他个人的感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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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获得了来自全中国潮水般的支持。宋庆龄对记者说，这次逮捕是日本人施展压力的结果。她称：“全国救亡协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但还有四万万中国人，他们的爱国的怒火和正当的义愤是无法镇压的！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小心！他们可以促成逮捕七名领袖，但他们还必须来对付中国人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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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的电报打到了该联合会和监狱中。前来探监的人中包括青帮头子杜月笙、银行家钱永铭，以及商业巨擘王晓籁和虞洽卿。广西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向蒋打电报，要求把他们释放。报纸刊登了7个人及其家庭详细的背景故事，把他们塑成了民族英雄。(18) 西方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也举行集会支持他们。由约翰·杜威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领导的组织给南京打电报，敦促将他们释放。当时正在进行国际旅行的教育界领袖陶行知，也组织了美国的海外华人机构来支持救亡者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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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7位领导人的逮捕，使他们的事业大受其益，民众更加支持统一战线。冯玉祥在11月26日的电报中就此事提醒蒋介石，敦促他释放这7个人，并称对他们的逮捕违背了民意。蒋不为所动。他在12月3日答复冯，谴责救亡者们煽动左派的活动，提倡一条人民战线，并鼓动罢工和动乱。他称他有证据证明代表全国救亡联合会的章乃器一天就花去了7000元支持上海的罢工。蒋称，这威胁到了国家，必须予以镇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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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对这场逮捕的影响所做的预言非常准确。这次事件使学生抗议运动重新兴起，促成了北平的罢工。钱端升写道：“他们的被捕极大地激励了一大批的追随者和同情者，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成了仅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大党。”(21) 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回忆说：“他们的被捕助长了普遍的抵抗要求、对政府和蒋先生的不满，并增加了某些军事人物对七位人物的同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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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七君子”也助长而不是降低了反日的工潮。12月2日，在青岛有27000名中国纺织工人举行罢工，使该市所有6家日商纱厂停工。日本海军派舰队来保护工厂并破坏罢工。这支海军攻击了国民党机构、市图书馆及《平民报》的总编办公室，逮捕了包括该报主编在内的9个人。像中国报刊所说的那样，日本人“占领”青岛一直持续到12月23日，进一步激起了反日的抗议活动。日本人在青岛的行动也助长了民众对救亡者们和七君子的支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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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最重要的支持者们是西安的军事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人均转向了全国救亡事业。杨曾在1936年与杜重远会谈过，当时两人在上海的同一家医院就医。杜就抵抗问题向杨做了宣传，并把他介绍给包括沈钧儒在内的全国救亡领袖。与此同时，杜作为过去奉天的一位工业家，是张学良的朋友，并与张在上海的代表保持着联系。全国救亡的领袖们促成了张—杨之间的合作，这两人曾经是对手。杨以前是冯玉祥的部下，最初憎恨张和东北军到他的地盘上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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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七君子”被捕后，西安司令部表示了愤慨。张和杨允许救亡运动在西北不受约束地进行组织活动，并对青岛日商工厂中中国工人的罢工予以援助。张在12月3日飞到洛阳亲自与蒋介石会谈，请求释放7位领袖。当这个请求被回绝后，张和杨虎城把这个要求放到了西安事变的政治纲领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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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前往西安时，中国的局势瞬息万变。中国在外交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以及在绥远的胜利，引发了普遍的希望，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抗日了。但蒋似乎是按日本人的要求逮捕“七君子”，又发出了另一种信号，并让许多人对南京的立场蒙上了疑问。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蒋在西安事变前那些日子里的意图。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在蒋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在他领导下的一党制国家的思想，几乎没有表现出能容忍政治上的开放。因此，蒋对救亡者的镇压不仅仅是担心他们会引发对日战争，也是担心他们也许会引发民众对其宿敌共产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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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救亡运动政治呼吁的担心在后来处置“七君子”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及南京与红军停战后仍然被关在狱中。1937年4月3日，江苏法院宣布了对七人的指控：“危害国家并提倡与三民主义相矛盾的主义”；1937年6月，案件开始审判。被告们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称对他们的指控是日本人的宣传。作为律师并作为该群体资望最长的沈钧儒，在一大批知名律师的帮助下，指导了他们的辩护。他被问及“抗日救国的口号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时，沈答道：“共产党吃饭，我也吃饭。如果共产党有可能抗日的话，那么，我就不能抗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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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位领袖的审判在媒体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学生为他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民众疾呼将他们释放。宋庆龄和几位知识分子组织了“入狱救国”运动。他们宣布，由于七人的罪名是爱国，他们也全都有罪。1937年7月5日，宋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达苏州，在那里他们要求逮捕他们，并与七人一起受审。但事后看来，这场审判虎头蛇尾。到那时，救亡的计划已经成功。在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七君子”最终被保释了。(27) 蒋不得不做出让步，以争取战时的民族团结，即便它承担了政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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