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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最重要的支持者们是西安的军事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人均转向了全国救亡事业。杨曾在1936年与杜重远会谈过，当时两人在上海的同一家医院就医。杜就抵抗问题向杨做了宣传，并把他介绍给包括沈钧儒在内的全国救亡领袖。与此同时，杜作为过去奉天的一位工业家，是张学良的朋友，并与张在上海的代表保持着联系。全国救亡的领袖们促成了张—杨之间的合作，这两人曾经是对手。杨以前是冯玉祥的部下，最初憎恨张和东北军到他的地盘上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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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七君子”被捕后，西安司令部表示了愤慨。张和杨允许救亡运动在西北不受约束地进行组织活动，并对青岛日商工厂中中国工人的罢工予以援助。张在12月3日飞到洛阳亲自与蒋介石会谈，请求释放7位领袖。当这个请求被回绝后，张和杨虎城把这个要求放到了西安事变的政治纲领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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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初前往西安时，中国的局势瞬息万变。中国在外交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以及在绥远的胜利，引发了普遍的希望，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抗日了。但蒋似乎是按日本人的要求逮捕“七君子”，又发出了另一种信号，并让许多人对南京的立场蒙上了疑问。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蒋在西安事变前那些日子里的意图。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在蒋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在他领导下的一党制国家的思想，几乎没有表现出能容忍政治上的开放。因此，蒋对救亡者的镇压不仅仅是担心他们会引发对日战争，也是担心他们也许会引发民众对其宿敌共产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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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救亡运动政治呼吁的担心在后来处置“七君子”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及南京与红军停战后仍然被关在狱中。1937年4月3日，江苏法院宣布了对七人的指控：“危害国家并提倡与三民主义相矛盾的主义”；1937年6月，案件开始审判。被告们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称对他们的指控是日本人的宣传。作为律师并作为该群体资望最长的沈钧儒，在一大批知名律师的帮助下，指导了他们的辩护。他被问及“抗日救国的口号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时，沈答道：“共产党吃饭，我也吃饭。如果共产党有可能抗日的话，那么，我就不能抗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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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位领袖的审判在媒体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学生为他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民众疾呼将他们释放。宋庆龄和几位知识分子组织了“入狱救国”运动。他们宣布，由于七人的罪名是爱国，他们也全都有罪。1937年7月5日，宋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达苏州，在那里他们要求逮捕他们，并与七人一起受审。但事后看来，这场审判虎头蛇尾。到那时，救亡的计划已经成功。在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七君子”最终被保释了。(27) 蒋不得不做出让步，以争取战时的民族团结，即便它承担了政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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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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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在1936年底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但他仍然迫切希望推迟开战，并集中其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虽然陕北根据地的共产党似乎不堪一击，但“最后一击”并不容易。胡宗南指挥的4万名中央军11月在甘肃进攻西北大约8万人的红军时，战绩相当糟糕。对共产党一场成功的攻势至少需要西安两支主要部队——张学良率领的拥有大约13万人的老东北军及杨虎城率领的人数较少的4万人的西北军——的全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蒋可能要面临着用他自己的中央军来替换他们的棘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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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杨对与共产党作战均没有积极性；实际上，两人均不理蒋在1936年10月底要求发动进攻的命令。特别是张的东北军，思念似乎再也无法恢复的东北故乡。西安的军队在以前与红军的作战中也乏善可陈，好几支东北军的部队遭受了灭顶之灾。东北军将领怀疑蒋把他们推去“剿共”，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因此，救亡思想逐渐被张、杨及其军官们所接受。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短暂的会晤，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6月建立的王以哲领导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学校，具有强烈的亲统一战线的倾向。西北军也不例外，在其军官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同情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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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6年底，在红军和西安之间达成了实际停火，救亡团体不受限制地组织了一场亲抵抗的运动。愤于西安违抗态度的蒋，于12月初前往该市，以迫使其将领们加入“剿共”战争中。在激烈的争吵之后，双方陷入了僵局，蒋威胁要把张和杨调出西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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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和杨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中扣押了蒋介石。其他像陈诚、蒋作宾和蒋鼎文这些南京官员也被关押起来。其他地方对西安事变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无须细致地描写。(30) 西安的将领们发表了八项主张，要求予以满足，以此来换取他们释放蒋和其他人质。这些主张包括停止内战，释放救亡领袖，重组容纳亲抵抗分子的政府，并召开全国救亡大会。在其后的两周中，中国和所有的东亚国家均屏息以待事件的结果。南京的谣言甚嚣尘上，说蒋已经被害，国防部长何应钦准备对西安进行惩罚性的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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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兵变弄得救亡团体措手不及。西安的反叛者赞成他们的思想，但反叛者的行动危及了中国的稳定。如果蒋被杀或是被无限期拘押，南京和西安之间将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严重的内战，与国民党政府内部自身的政治混乱绞合到一起。中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将很可能崩溃，日本将是胜利者。最起码，失去了南京支持希望的宋哲元和北方将领，可能会被迫接受日本操纵下的“自治”。因此，12月15日，全国救亡联合会重申支持西安反叛者提出的统一战线的目标，但呼吁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并恢复蒋的自由。随着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全中国所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公共团体全部拥护释放蒋的请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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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当张释放被俘者并陪他去南京时，这次事变如同其发生一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张到南京后成了一名囚犯。蒋介石到南京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大约有40万人在从机场出发的路上排成队伍。(32) 实际上，在全国的城市中，发生了自发的游行，甚至蒋的敌人也因中国避免了内战而松了口气。因为这是蒋介石手下的将领违抗命令，所以他承担了这次事变的责任，并几次试图辞去所有的职务。政府没有同意，但允许这位总司令请假治疗他在12月12日夜所受的伤。蒋一度退隐到他的家乡奉化。张学良很快因其行动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其后他被释放让蒋监管。尽管绝大多数人估计张的监禁是很短的，但蒋在大陆和台湾均对他予以关押。在这次事变50年之后写作本书之时，张学良仍然处于“保护性的关押”中，并从未从他的角度对西安事变予以未经审查的叙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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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安的将领释放了蒋呢？政府官员发表的声明含糊不清，西安事变的结局让大多数中国人迷惑不解。流言很快传出说，中国共产党曾经插手，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商谈统一战线的协议，以换取蒋的释放。尽管南京予以否认，但有证据证明这些说法。1937年1月6日，政府从西北指挥部的名称中拿掉了“剿匪司令部”的词语。中央军和红军之间的停战，结束了10年内战。蒋介石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吗？他已同意放弃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换取对他的释放？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对这个问题仍然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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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这件事有着卷帙浩繁的研究作品，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最近关于这次事件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33) 但不仅关于事件的意义，而且甚至关于真实事件的本身，在史学家中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只是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大多数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论其政治关系如何，皆强调这次事变极为重要的意义。吴天威的著作取名为《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蒋介石及其夫人所撰的文章，副标题取名为“对中国命运危在旦夕之际的西安两周的叙述”。北京外语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罗瑞卿等人的著作，副标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这些作者有着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全都赞同西安事变是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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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事变的历史兴趣也没有衰减。它戏剧般且奇怪的解决方法令事件蒙上了神秘色彩。张学良仍然被隔离，引起人们推测存在着被隐瞒的“内幕”尚有待揭出。此外，西安事变的主要角色就其在事变中的作用，制造出了他们自己的神话——各自的叙述互有抵触。他们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支持者继续为他们的观点辩护。结果，对这次事变的历史争论依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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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即公布了他对西安事变的说法，这个解释受到了国民党正统史学家一成不变的维护。按照这个说法，蒋大义凛然地拒绝与拘押他的人讨论任何释放条件，更乐意赴死而不愿损害他作为民族英雄的威望。蒋在被释后不久称：“即彼等欲要挟余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多年以后，他在台湾地区仍保持这种观点，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我断然拒绝与叛军讨论任何政治条件。”(34) 蒋告诉我们，他从未流露出害怕。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必须保持着引导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那种精神。”“这将证明我从我母亲那里获得的教诲是正确的，并不辜负我的同志们的期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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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蒋介石拒绝让步，那么，这场危机是如何解决的呢？按蒋介石的说法，张学良在读了蒋的日记和他缴获的相关文件后，发生了转变。张突然认识到了蒋“先安内”方针的高明以及他真心诚意的爱国情感。据蒋叙述，张在12月14日来看他，说：“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因此，是蒋的拘捕者，而不是蒋做出了让步。据说，张曾说：“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鲁莽之行动。”(36) 当然，张学良从未不受限制地对他转变一说加以证实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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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捕者变得仁慈后，蒋与幡然悔悟的张一道飞到了南京，总司令在那里发表了他的《对张杨之训话》，装作是12月24日在他被释放前发给他们的。在这份官方的声明中，蒋赞扬这两位领导人认识到了他们所走的道路的错误。“今尔等……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也。”为什么他们企图进行兵变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尽管没有挑明，但这些“反动派”似乎是共产党和救亡者们。蒋写道，“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并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37) 因此，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说法——坚定的领袖、拘捕者的转变、无条件的释放——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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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色彩也包裹着蒋夫人对事变的叙述。她说，当蒋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她首要的任务是劝阻像何应钦这样的强硬分子对西安发动进攻。蒋夫人认为这种进攻肯定会致蒋于死地，特别是如果开始轰炸西安的话。她暗示她成功地阻止了军事进攻，并因而获得和平解决危机的决定。蒋夫人告诉我们，她不是出于一位妻子自私地企图挽救其丈夫的性命，而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机之时，出于一位公民希望避免后果严重的内战这样的动机。她对将领们说：“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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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还不顾其夫及其支持者们的劝说，飞到了西安，展示出了英雄气魄。她说得很清楚，她去西安要与丈夫同生共死，并斥责张学良的这种行为。而她在后来的叙述中说，她全力支持蒋不进行谈判的决定。在蒋叙述的事件过程中，她的到来也被赋予了宗教意义。他们说，当她到来时，蒋说：“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然后，蒋夫人回答说：“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39) 因此，在国民党史学家如此坚定地支持的说法中，总司令和蒋夫人都把他们自己打上了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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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第二种国民党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争辩说，如果没有张学良的背叛行为，蒋介石本来可以在1937年把红军消灭，而现在中国也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蒋本人在他被释后仅数天就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在1937年2月的文章中坚称，“‘剿匪’已经进行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仅需要‘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就可取得最终的胜利”。西安事变打断了“剿共”战争，而“过去八年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一两个星期或至多一个月就会获得的最终成功，几乎全部付之东流”。(40) 因此，蒋认为，在张插手并让胜利功亏一篑时，他对共产党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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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国民党的学者仍然维护这种看法。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一篇叙述，认为共产党是西安真正的胜利者。“在西安兵变时期，他们在陕北占有4个县大约70平方公里的崎岖地区。”事变后，东北军从前线撤了回来，红军则扩大了控制区域，这篇叙述写道：“到这一年年底，他们统治的地区增加了4倍。他们把延安建成了他们活动的根据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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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某些人甚至走得更远，指出西安事变迫使南京对日本进行一场没有准备就绪的战争。他们认为，只要蒋能够完成他的安内计划，他本可以把他的心血直接用在增强国家的力量上。如果中国能够多几年时间来备战，这在抗击日本时情况将会好得多。日本有可能先与苏联开战，而中国则完全得以解脱。在这些情节剧本中，西安事变确实显得突出。蒋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根源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变，而不是源于南京或蒋的任何过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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