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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6年底，在红军和西安之间达成了实际停火，救亡团体不受限制地组织了一场亲抵抗的运动。愤于西安违抗态度的蒋，于12月初前往该市，以迫使其将领们加入“剿共”战争中。在激烈的争吵之后，双方陷入了僵局，蒋威胁要把张和杨调出西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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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和杨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中扣押了蒋介石。其他像陈诚、蒋作宾和蒋鼎文这些南京官员也被关押起来。其他地方对西安事变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无须细致地描写。(30) 西安的将领们发表了八项主张，要求予以满足，以此来换取他们释放蒋和其他人质。这些主张包括停止内战，释放救亡领袖，重组容纳亲抵抗分子的政府，并召开全国救亡大会。在其后的两周中，中国和所有的东亚国家均屏息以待事件的结果。南京的谣言甚嚣尘上，说蒋已经被害，国防部长何应钦准备对西安进行惩罚性的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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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兵变弄得救亡团体措手不及。西安的反叛者赞成他们的思想，但反叛者的行动危及了中国的稳定。如果蒋被杀或是被无限期拘押，南京和西安之间将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严重的内战，与国民党政府内部自身的政治混乱绞合到一起。中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将很可能崩溃，日本将是胜利者。最起码，失去了南京支持希望的宋哲元和北方将领，可能会被迫接受日本操纵下的“自治”。因此，12月15日，全国救亡联合会重申支持西安反叛者提出的统一战线的目标，但呼吁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并恢复蒋的自由。随着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全中国所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公共团体全部拥护释放蒋的请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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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当张释放被俘者并陪他去南京时，这次事变如同其发生一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张到南京后成了一名囚犯。蒋介石到南京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大约有40万人在从机场出发的路上排成队伍。(32) 实际上，在全国的城市中，发生了自发的游行，甚至蒋的敌人也因中国避免了内战而松了口气。因为这是蒋介石手下的将领违抗命令，所以他承担了这次事变的责任，并几次试图辞去所有的职务。政府没有同意，但允许这位总司令请假治疗他在12月12日夜所受的伤。蒋一度退隐到他的家乡奉化。张学良很快因其行动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其后他被释放让蒋监管。尽管绝大多数人估计张的监禁是很短的，但蒋在大陆和台湾均对他予以关押。在这次事变50年之后写作本书之时，张学良仍然处于“保护性的关押”中，并从未从他的角度对西安事变予以未经审查的叙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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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安的将领释放了蒋呢？政府官员发表的声明含糊不清，西安事变的结局让大多数中国人迷惑不解。流言很快传出说，中国共产党曾经插手，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商谈统一战线的协议，以换取蒋的释放。尽管南京予以否认，但有证据证明这些说法。1937年1月6日，政府从西北指挥部的名称中拿掉了“剿匪司令部”的词语。中央军和红军之间的停战，结束了10年内战。蒋介石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吗？他已同意放弃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换取对他的释放？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对这个问题仍然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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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这件事有着卷帙浩繁的研究作品，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最近关于这次事件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33) 但不仅关于事件的意义，而且甚至关于真实事件的本身，在史学家中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只是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大多数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论其政治关系如何，皆强调这次事变极为重要的意义。吴天威的著作取名为《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蒋介石及其夫人所撰的文章，副标题取名为“对中国命运危在旦夕之际的西安两周的叙述”。北京外语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罗瑞卿等人的著作，副标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这些作者有着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全都赞同西安事变是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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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事变的历史兴趣也没有衰减。它戏剧般且奇怪的解决方法令事件蒙上了神秘色彩。张学良仍然被隔离，引起人们推测存在着被隐瞒的“内幕”尚有待揭出。此外，西安事变的主要角色就其在事变中的作用，制造出了他们自己的神话——各自的叙述互有抵触。他们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支持者继续为他们的观点辩护。结果，对这次事变的历史争论依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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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即公布了他对西安事变的说法，这个解释受到了国民党正统史学家一成不变的维护。按照这个说法，蒋大义凛然地拒绝与拘押他的人讨论任何释放条件，更乐意赴死而不愿损害他作为民族英雄的威望。蒋在被释后不久称：“即彼等欲要挟余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多年以后，他在台湾地区仍保持这种观点，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我断然拒绝与叛军讨论任何政治条件。”(34) 蒋告诉我们，他从未流露出害怕。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必须保持着引导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那种精神。”“这将证明我从我母亲那里获得的教诲是正确的，并不辜负我的同志们的期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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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蒋介石拒绝让步，那么，这场危机是如何解决的呢？按蒋介石的说法，张学良在读了蒋的日记和他缴获的相关文件后，发生了转变。张突然认识到了蒋“先安内”方针的高明以及他真心诚意的爱国情感。据蒋叙述，张在12月14日来看他，说：“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因此，是蒋的拘捕者，而不是蒋做出了让步。据说，张曾说：“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鲁莽之行动。”(36) 当然，张学良从未不受限制地对他转变一说加以证实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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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捕者变得仁慈后，蒋与幡然悔悟的张一道飞到了南京，总司令在那里发表了他的《对张杨之训话》，装作是12月24日在他被释放前发给他们的。在这份官方的声明中，蒋赞扬这两位领导人认识到了他们所走的道路的错误。“今尔等……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也。”为什么他们企图进行兵变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尽管没有挑明，但这些“反动派”似乎是共产党和救亡者们。蒋写道，“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并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37) 因此，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说法——坚定的领袖、拘捕者的转变、无条件的释放——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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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色彩也包裹着蒋夫人对事变的叙述。她说，当蒋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她首要的任务是劝阻像何应钦这样的强硬分子对西安发动进攻。蒋夫人认为这种进攻肯定会致蒋于死地，特别是如果开始轰炸西安的话。她暗示她成功地阻止了军事进攻，并因而获得和平解决危机的决定。蒋夫人告诉我们，她不是出于一位妻子自私地企图挽救其丈夫的性命，而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机之时，出于一位公民希望避免后果严重的内战这样的动机。她对将领们说：“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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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还不顾其夫及其支持者们的劝说，飞到了西安，展示出了英雄气魄。她说得很清楚，她去西安要与丈夫同生共死，并斥责张学良的这种行为。而她在后来的叙述中说，她全力支持蒋不进行谈判的决定。在蒋叙述的事件过程中，她的到来也被赋予了宗教意义。他们说，当她到来时，蒋说：“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然后，蒋夫人回答说：“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39) 因此，在国民党史学家如此坚定地支持的说法中，总司令和蒋夫人都把他们自己打上了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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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第二种国民党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争辩说，如果没有张学良的背叛行为，蒋介石本来可以在1937年把红军消灭，而现在中国也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蒋本人在他被释后仅数天就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在1937年2月的文章中坚称，“‘剿匪’已经进行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仅需要‘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就可取得最终的胜利”。西安事变打断了“剿共”战争，而“过去八年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一两个星期或至多一个月就会获得的最终成功，几乎全部付之东流”。(40) 因此，蒋认为，在张插手并让胜利功亏一篑时，他对共产党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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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国民党的学者仍然维护这种看法。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一篇叙述，认为共产党是西安真正的胜利者。“在西安兵变时期，他们在陕北占有4个县大约70平方公里的崎岖地区。”事变后，东北军从前线撤了回来，红军则扩大了控制区域，这篇叙述写道：“到这一年年底，他们统治的地区增加了4倍。他们把延安建成了他们活动的根据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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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某些人甚至走得更远，指出西安事变迫使南京对日本进行一场没有准备就绪的战争。他们认为，只要蒋能够完成他的安内计划，他本可以把他的心血直接用在增强国家的力量上。如果中国能够多几年时间来备战，这在抗击日本时情况将会好得多。日本有可能先与苏联开战，而中国则完全得以解脱。在这些情节剧本中，西安事变确实显得突出。蒋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根源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变，而不是源于南京或蒋的任何过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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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西安事变时，共产党的学者们对共产党的作用提出了与国民党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43) 蒋介石实行一条对日妥协和“围剿”红军的反动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引导了抗日方向，经长征北上以接近日本前线。1936年2月，在一次把华北从日本手中拯救出来的斗争中，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只是被蒋和阎锡山所阻，未能与日本人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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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蒋对倒行逆施一直执迷不悟。国民党已经“向日本帝国主义交出了华北五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利”，而蒋则秘密地同意了“广田三原则”，“向日本”出让了“中国全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利”。“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但他仍不愿改变他的政策。(44) 蒋甚至设计了恶毒的一箭双雕之计。他让在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作战，希望他们能两败俱伤，为他统治西北扫清道路。西安的将领们认识到了蒋的阴谋；在红军获得了几次胜利以后，他们接受了统一战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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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变真正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局势做了“科学的分析”，并决定必须和平解决这场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这场危机会在中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的征服创造条件。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阴谋用军事途径来解决。他们说，何暗地希望蒋能被杀害，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建立一个亲日政府。他甚至电告在欧洲的汪精卫，让他回国来支持这个阴谋。其时，在西安，张和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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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唯一的希望是在国民党内部赞成抵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掌握该党的权力，并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蒋必须确实抛弃亲日派，并领导这样的一个政府。如果危机持续下去，内战爆发，或是蒋被杀，那么，中国将会被汪和何领导的卖国政府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统治。周恩来被派到了西安调解争端，并达成了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由于获得成功，周“在关键时刻对这个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为抗日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它促成了“全民族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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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任务是双重的：说服蒋介石接受条件，并使张、杨相信和平解决的智慧。这些叙述告诉我们，12月24日蒋在口头上答应了条件，保证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停止针对红军的内战，并把其纳入抗日部队中。将召开一次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全国救亡会议，并拟订抗战计划。中国还要改善与同情其抗战的国家（如苏联）的关系。(46) 蒋不同意留下文字性的声明，但以人格保证他将执行这些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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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倾向于相信蒋的保证并释放他，杨虎城则持怀疑态度。周担负着艰巨的协调两人之间关系的任务，并说服他们相信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周的观点占了上风，蒋获释，中国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沉重的打击。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毛和周，挽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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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周，因其勇敢的西安之行，现在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个人贡献和英雄气概。据最近的一种叙述，2月2日，在武装的东北军激进分子闯到共产党在西安的指挥部时，他亲自与他们见面，他们指责周出卖了此时被关押的总司令张学良。周猛烈地驳斥了他们，并“继续帮助他们认识其错误。他们深感羞愧，跪倒在他面前，泪水流到了脸上。他们认了错，并请求处罚”。(47) 看起来蒋介石并没有垄断西安事变中神奇转变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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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史学家，对西安事变中的人物形象有着惊人的分歧。他们均同意事变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国民党看来，它让共产党逃脱了蒋的绞杀，并导致了它后来的胜利。在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破坏了蒋的不抵抗政策，打击了亲日派，把中国从日本的征服下挽救了出来。由于在主要党派之间这些关键的分歧，并且所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对双方的观点都提供了支持，西方史学家对这次事变有着许许多多尚待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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