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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还不顾其夫及其支持者们的劝说，飞到了西安，展示出了英雄气魄。她说得很清楚，她去西安要与丈夫同生共死，并斥责张学良的这种行为。而她在后来的叙述中说，她全力支持蒋不进行谈判的决定。在蒋叙述的事件过程中，她的到来也被赋予了宗教意义。他们说，当她到来时，蒋说：“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然后，蒋夫人回答说：“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39) 因此，在国民党史学家如此坚定地支持的说法中，总司令和蒋夫人都把他们自己打上了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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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第二种国民党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争辩说，如果没有张学良的背叛行为，蒋介石本来可以在1937年把红军消灭，而现在中国也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蒋本人在他被释后仅数天就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在1937年2月的文章中坚称，“‘剿匪’已经进行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仅需要‘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就可取得最终的胜利”。西安事变打断了“剿共”战争，而“过去八年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一两个星期或至多一个月就会获得的最终成功，几乎全部付之东流”。(40) 因此，蒋认为，在张插手并让胜利功亏一篑时，他对共产党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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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国民党的学者仍然维护这种看法。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一篇叙述，认为共产党是西安真正的胜利者。“在西安兵变时期，他们在陕北占有4个县大约70平方公里的崎岖地区。”事变后，东北军从前线撤了回来，红军则扩大了控制区域，这篇叙述写道：“到这一年年底，他们统治的地区增加了4倍。他们把延安建成了他们活动的根据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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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某些人甚至走得更远，指出西安事变迫使南京对日本进行一场没有准备就绪的战争。他们认为，只要蒋能够完成他的安内计划，他本可以把他的心血直接用在增强国家的力量上。如果中国能够多几年时间来备战，这在抗击日本时情况将会好得多。日本有可能先与苏联开战，而中国则完全得以解脱。在这些情节剧本中，西安事变确实显得突出。蒋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根源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变，而不是源于南京或蒋的任何过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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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西安事变时，共产党的学者们对共产党的作用提出了与国民党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43) 蒋介石实行一条对日妥协和“围剿”红军的反动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引导了抗日方向，经长征北上以接近日本前线。1936年2月，在一次把华北从日本手中拯救出来的斗争中，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只是被蒋和阎锡山所阻，未能与日本人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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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蒋对倒行逆施一直执迷不悟。国民党已经“向日本帝国主义交出了华北五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利”，而蒋则秘密地同意了“广田三原则”，“向日本”出让了“中国全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利”。“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但他仍不愿改变他的政策。(44) 蒋甚至设计了恶毒的一箭双雕之计。他让在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作战，希望他们能两败俱伤，为他统治西北扫清道路。西安的将领们认识到了蒋的阴谋；在红军获得了几次胜利以后，他们接受了统一战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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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变真正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局势做了“科学的分析”，并决定必须和平解决这场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这场危机会在中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的征服创造条件。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阴谋用军事途径来解决。他们说，何暗地希望蒋能被杀害，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建立一个亲日政府。他甚至电告在欧洲的汪精卫，让他回国来支持这个阴谋。其时，在西安，张和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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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唯一的希望是在国民党内部赞成抵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掌握该党的权力，并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蒋必须确实抛弃亲日派，并领导这样的一个政府。如果危机持续下去，内战爆发，或是蒋被杀，那么，中国将会被汪和何领导的卖国政府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统治。周恩来被派到了西安调解争端，并达成了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由于获得成功，周“在关键时刻对这个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为抗日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它促成了“全民族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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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任务是双重的：说服蒋介石接受条件，并使张、杨相信和平解决的智慧。这些叙述告诉我们，12月24日蒋在口头上答应了条件，保证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停止针对红军的内战，并把其纳入抗日部队中。将召开一次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全国救亡会议，并拟订抗战计划。中国还要改善与同情其抗战的国家（如苏联）的关系。(46) 蒋不同意留下文字性的声明，但以人格保证他将执行这些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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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倾向于相信蒋的保证并释放他，杨虎城则持怀疑态度。周担负着艰巨的协调两人之间关系的任务，并说服他们相信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周的观点占了上风，蒋获释，中国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沉重的打击。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毛和周，挽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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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周，因其勇敢的西安之行，现在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个人贡献和英雄气概。据最近的一种叙述，2月2日，在武装的东北军激进分子闯到共产党在西安的指挥部时，他亲自与他们见面，他们指责周出卖了此时被关押的总司令张学良。周猛烈地驳斥了他们，并“继续帮助他们认识其错误。他们深感羞愧，跪倒在他面前，泪水流到了脸上。他们认了错，并请求处罚”。(47) 看起来蒋介石并没有垄断西安事变中神奇转变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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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史学家，对西安事变中的人物形象有着惊人的分歧。他们均同意事变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国民党看来，它让共产党逃脱了蒋的绞杀，并导致了它后来的胜利。在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破坏了蒋的不抵抗政策，打击了亲日派，把中国从日本的征服下挽救了出来。由于在主要党派之间这些关键的分歧，并且所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对双方的观点都提供了支持，西方史学家对这次事变有着许许多多尚待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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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西安：没有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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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什么呢？乍看起来，答案似乎很明显。蒋和红军之间事实上实现了停火，“剿匪”一词被拿掉了，并且，促成战争爆发后成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开始了。但证据并非如此明晰。正如易劳逸指出的那样：“西安事变在国家政策或国共关系方面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对共产党的让步，伴随着像审判七君子和继续封锁共产党地区这样其他的步骤，这说明问题没有解决。(48) 没有回答的问题仍然存在。是否在西安有一个谈好了的协议，从而导致了蒋的被释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蒋一回到南京就会尊重这份协议呢？由于对这些答案依然存在激烈的争议，西安事变的最终意义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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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西安答应条件了吗？当然，蒋的立场似乎足够明确的了。如前所述，蒋曾毫不含糊地声明他从未与其拘捕者谈判过。共产党的资料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并称《对张杨之训话》是假造的。毛泽东本人对蒋介石返回南京时所做的否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毛在1936年12月28日发表声明：“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这标志蒋介石氏改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毛列出了蒋同意的6个条件，包括保证改组国民党，释放上海的爱国领袖，停止“剿共”战争，以及团结抗日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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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已证明了毛的说法。西北军政治部主任申伯纯长期坚持蒋接受了停战和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并对导致蒋介石被释放的谈判和协议发表了详细的叙述。(50) 最近国民党的研究与毛和申针锋相对，称他们的说法是捏造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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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种说法，但占优势的证据表明蒋确实答应了条件。尽管他拒绝签订任何协议，但他无疑做了口头让步来保证他的被释，或者，至少批准了蒋夫人和宋子文来这样做。即使蒋也承认其妻兄负责了与张、杨会谈。(52) 因此，许多学者推测协议是有的。吴天威就是这样的人，他断言，危机是通过一个非文字性的协议来解决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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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为什么要尊重协议呢？不论蒋在西安时是否同意停止内战，如果他不准备在被释后尊重协议的话，这基本上都无关紧要。为什么蒋要尊重一个被迫答应而后来他又坚决否认的协议呢？在这些因素中，通常被提及的是强烈赞成和平解决危机的民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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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出版的标准叙述强调这种因素。有人指出，当蒋回到南京，他又恢复了“对抵抗问题的动摇态度”，拘禁张学良，并把东北军和西北军分裂开来。只是由于民意的压力，蒋介石遵守停止针对中共的内战的诺言。李云峰认为，如果蒋在西安事变后重开内战，他的政治权力将会崩溃。(54) 有些中国学者甚至认为，蒋自己的中央军已经厌倦内战，而想与日本开战。(55) 西方学者也把民意作为一种因素。易劳逸认为蒋在西安事变后“不可能全然不顾全国的情绪，他逐渐与毛泽东的势力变得友好起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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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经常被提到的同样虚幻的因素是“转化”说，认为蒋被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并感激周在保证他被释中的作用。例如，吴天威认为，蒋“可能经历了内心的变化，并转向其拘捕者们的观点。另外，他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另眼相看”。(57) 可惜的是，蒋介石个人的想法是如此的难以了解，以至于我们很难验证这种说法。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增加了一个不同的角度，称周特地提到了那时被关押在苏联的蒋的儿子蒋经国。周暗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和解将为其父子团圆扫清障碍，经国在1937年3月获准离开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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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真的有强硬派与主和派之别吗？有些学者一直认为，西安事变后蒋的政策的改变，是因为众多的像何应钦这样的亲妥协派，因事变期间的行为而失宠。这些人曾要求对西安采取惩罚行动，这可能会危及蒋的生命，从而在他返回南京后激起了他的愤怒。蒋夫人的叙述中有她与强硬派争斗的长长的争吵，而其他人也证实了这场争斗。埃德加·斯诺认为，蒋介石逐渐明白了他在南京的真正叛徒。相反，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分歧被夸大了，而宋氏兄妹是利用强硬派的威胁作为他们在西安讨价还价立场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南京把诸如占领黄河转弯处的战略要塞潼关、由何发出最后通牒这些军事行动，与谈判合在了一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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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蒋真的曾经怀疑何实际上是想置他于死地，那么，在以后的40年中，何会一直维持与蒋如此亲密的关系？不过，有证据显示，蒋对某些强硬派感到恼火，觉得他们本该更加关注他的安全。例如，他在他的获释问题上严厉地申斥了蓝衣社，关闭了它在南京的主要报纸《中国日报》，解除了邓文仪的力行社总干事一职，并把这场运动的骨干领导贺衷寒送到国外。蓝衣社一直特别热衷于对西北发动军事进攻。(59) 所以，蒋对强硬派的反感，可能使他与这些组织疏远起来，并加强了宋子文和其他赞成停止内战的人的地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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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如民意、蒋心意的转变以及他对强硬派的愤怒，可能促使他决定停止“剿共”战争，并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但我认为，蒋的政策可以根据西北的军事和政治局面得到合理解释。毕竟，西安事变是一场军事“叛乱”。尽管被蒋的绑架大戏弄得模糊不清，但这次事变标志着与西南叛乱相类似的对蒋权威的抗拒。尽管蒋在12月25日安全地离开了西安，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宣布组成一支联军——三位一体——献身于抵抗事业。统一战线组织在他们的地区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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