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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任务是双重的:说服蒋介石接受条件,并使张、杨相信和平解决的智慧。这些叙述告诉我们,12月24日蒋在口头上答应了条件,保证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停止针对红军的内战,并把其纳入抗日部队中。将召开一次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全国救亡会议,并拟订抗战计划。中国还要改善与同情其抗战的国家(如苏联)的关系。(46) 蒋不同意留下文字性的声明,但以人格保证他将执行这些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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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倾向于相信蒋的保证并释放他,杨虎城则持怀疑态度。周担负着艰巨的协调两人之间关系的任务,并说服他们相信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周的观点占了上风,蒋获释,中国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沉重的打击。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毛和周,挽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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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周,因其勇敢的西安之行,现在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个人贡献和英雄气概。据最近的一种叙述,2月2日,在武装的东北军激进分子闯到共产党在西安的指挥部时,他亲自与他们见面,他们指责周出卖了此时被关押的总司令张学良。周猛烈地驳斥了他们,并“继续帮助他们认识其错误。他们深感羞愧,跪倒在他面前,泪水流到了脸上。他们认了错,并请求处罚”。(47) 看起来蒋介石并没有垄断西安事变中神奇转变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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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史学家,对西安事变中的人物形象有着惊人的分歧。他们均同意事变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国民党看来,它让共产党逃脱了蒋的绞杀,并导致了它后来的胜利。在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破坏了蒋的不抵抗政策,打击了亲日派,把中国从日本的征服下挽救了出来。由于在主要党派之间这些关键的分歧,并且所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对双方的观点都提供了支持,西方史学家对这次事变有着许许多多尚待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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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西安:没有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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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什么呢?乍看起来,答案似乎很明显。蒋和红军之间事实上实现了停火,“剿匪”一词被拿掉了,并且,促成战争爆发后成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开始了。但证据并非如此明晰。正如易劳逸指出的那样:“西安事变在国家政策或国共关系方面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对共产党的让步,伴随着像审判七君子和继续封锁共产党地区这样其他的步骤,这说明问题没有解决。(48) 没有回答的问题仍然存在。是否在西安有一个谈好了的协议,从而导致了蒋的被释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蒋一回到南京就会尊重这份协议呢?由于对这些答案依然存在激烈的争议,西安事变的最终意义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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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西安答应条件了吗?当然,蒋的立场似乎足够明确的了。如前所述,蒋曾毫不含糊地声明他从未与其拘捕者谈判过。共产党的资料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并称《对张杨之训话》是假造的。毛泽东本人对蒋介石返回南京时所做的否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毛在1936年12月28日发表声明:“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这标志蒋介石氏改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毛列出了蒋同意的6个条件,包括保证改组国民党,释放上海的爱国领袖,停止“剿共”战争,以及团结抗日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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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已证明了毛的说法。西北军政治部主任申伯纯长期坚持蒋接受了停战和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并对导致蒋介石被释放的谈判和协议发表了详细的叙述。(50) 最近国民党的研究与毛和申针锋相对,称他们的说法是捏造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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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种说法,但占优势的证据表明蒋确实答应了条件。尽管他拒绝签订任何协议,但他无疑做了口头让步来保证他的被释,或者,至少批准了蒋夫人和宋子文来这样做。即使蒋也承认其妻兄负责了与张、杨会谈。(52) 因此,许多学者推测协议是有的。吴天威就是这样的人,他断言,危机是通过一个非文字性的协议来解决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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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为什么要尊重协议呢?不论蒋在西安时是否同意停止内战,如果他不准备在被释后尊重协议的话,这基本上都无关紧要。为什么蒋要尊重一个被迫答应而后来他又坚决否认的协议呢?在这些因素中,通常被提及的是强烈赞成和平解决危机的民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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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出版的标准叙述强调这种因素。有人指出,当蒋回到南京,他又恢复了“对抵抗问题的动摇态度”,拘禁张学良,并把东北军和西北军分裂开来。只是由于民意的压力,蒋介石遵守停止针对中共的内战的诺言。李云峰认为,如果蒋在西安事变后重开内战,他的政治权力将会崩溃。(54) 有些中国学者甚至认为,蒋自己的中央军已经厌倦内战,而想与日本开战。(55) 西方学者也把民意作为一种因素。易劳逸认为蒋在西安事变后“不可能全然不顾全国的情绪,他逐渐与毛泽东的势力变得友好起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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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经常被提到的同样虚幻的因素是“转化”说,认为蒋被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并感激周在保证他被释中的作用。例如,吴天威认为,蒋“可能经历了内心的变化,并转向其拘捕者们的观点。另外,他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另眼相看”。(57) 可惜的是,蒋介石个人的想法是如此的难以了解,以至于我们很难验证这种说法。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增加了一个不同的角度,称周特地提到了那时被关押在苏联的蒋的儿子蒋经国。周暗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和解将为其父子团圆扫清障碍,经国在1937年3月获准离开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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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真的有强硬派与主和派之别吗?有些学者一直认为,西安事变后蒋的政策的改变,是因为众多的像何应钦这样的亲妥协派,因事变期间的行为而失宠。这些人曾要求对西安采取惩罚行动,这可能会危及蒋的生命,从而在他返回南京后激起了他的愤怒。蒋夫人的叙述中有她与强硬派争斗的长长的争吵,而其他人也证实了这场争斗。埃德加·斯诺认为,蒋介石逐渐明白了他在南京的真正叛徒。相反,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分歧被夸大了,而宋氏兄妹是利用强硬派的威胁作为他们在西安讨价还价立场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南京把诸如占领黄河转弯处的战略要塞潼关、由何发出最后通牒这些军事行动,与谈判合在了一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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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蒋真的曾经怀疑何实际上是想置他于死地,那么,在以后的40年中,何会一直维持与蒋如此亲密的关系?不过,有证据显示,蒋对某些强硬派感到恼火,觉得他们本该更加关注他的安全。例如,他在他的获释问题上严厉地申斥了蓝衣社,关闭了它在南京的主要报纸《中国日报》,解除了邓文仪的力行社总干事一职,并把这场运动的骨干领导贺衷寒送到国外。蓝衣社一直特别热衷于对西北发动军事进攻。(59) 所以,蒋对强硬派的反感,可能使他与这些组织疏远起来,并加强了宋子文和其他赞成停止内战的人的地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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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如民意、蒋心意的转变以及他对强硬派的愤怒,可能促使他决定停止“剿共”战争,并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但我认为,蒋的政策可以根据西北的军事和政治局面得到合理解释。毕竟,西安事变是一场军事“叛乱”。尽管被蒋的绑架大戏弄得模糊不清,但这次事变标志着与西南叛乱相类似的对蒋权威的抗拒。尽管蒋在12月25日安全地离开了西安,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宣布组成一支联军——三位一体——献身于抵抗事业。统一战线组织在他们的地区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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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释后,蒋想分化西北的部队,抑制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和平的方法,与所有三支力量进行秘密的谈判,试图破坏他们的团结。与此同时,在潼关的中央军继续向西安施加压力,而蒋清楚地表明,他将把军队作为最后一个手段。南京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和金融资源发挥了作用。正如申伯纯所说,蒋的策略是用军事力量来恐吓,用政治力量来分化,无须开战就能获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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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第一个目标,是保证释放继续被扣留在西安的人质和飞机。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在12月27日实现了这个目标,而西北集团则失去了王牌。蒋然后开始在这三支队伍内部进行分化。东北的将领期望张学良能在5天之内被放;而在他没有返回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证他的被放。西北的将领们对这个目标不太感兴趣,而红军则关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戴笠和蒋派特工到西安,企图加剧这些分歧,并对与南京和解提供金钱刺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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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离开西安有力地帮助了蒋介石的行动。东北军仍然是一支私人的军队,其将领们直接效忠张。在他不在时,军队的团结动摇了,就像许多中国人所说的那样,群龙无首了。副总司令于学忠以前是吴佩孚的人,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才加入东北军;其他东北军官嫉妒他的权势。东北军将领分裂成一个赞成与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年老派,以及一个想为张的返回进行战斗的少壮派。由于东北军军官们的争执,这支军队与西北军之间脆弱的团结开始瓦解了。其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这个地区的总司令,统领中央军,由潼关向前推进。南京命令西安领导人在1月24日前与顾在潼关谈判,否则将面临一场军事进攻。杨虎城决定开始这种谈判,进一步使他与东北军将领中的强硬派疏远开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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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在孙铭久和应得田的率领下,一支激进的东北军少壮军官企图夺取军队的控制权,并刺杀包括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在内的年老派。叛军杀死了王,但其他两人被杨虎城显然有些不情愿地保护起来。2月2日事件是一个独立的西安终结的开始。激进的军官不是逃走,就是被抓捕;温和派掌握了东北军的指挥权,并限制统一战线组织。温和派领导人怀疑杨虎城帮助了叛军,损害了这两支部队之间进一步的合作。这一波事件严重地削弱了西北的力量,西安向南京举起了白旗。2月4日,杨和于学忠接受了蒋的和平条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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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之后,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西安,并控制了局面。顾关闭了绝大多数统一战线组织,查封了它们的出版物,并限制游行示威。杨虎城把他的军队撤到渭河以西,通过某种商谈之后,于3月28日离开西北来到上海。在6月,他离开中国到国外进行“游学”。他的3个师被重组,并交给了他的老部下孙蔚如。(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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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东北军的重组则较为困难。在6位东北军将领于2月底到奉化拜见了蒋介石(并短暂地拜见了张学良)之后,这支部队同意被重组并调出。3月中旬,部队开始调往豫、皖、苏地区,在那里他们被置于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南京为这支部队提供经费。至6月底,完成了重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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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停止“剿共”战争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是解决西安局势的关键。即便蒋希望继续与红军开战,但他在把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住、并把他们调出西安以前,他也不可能这么做。另外,与所有三种势力进行谈判是他分化西北联盟策略的组成部分。在南京时代,无论何时,蒋对付地方的挑战,总是宁愿采取谈判和策动倒戈,而不愿发动军事战斗。共产党继续支持统一战线的路线,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人尽可能地避免与南京的内战。东北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地下党支持年轻的激进派,后来被打成了托派分子而予以清除。(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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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似乎对统一战线的建议做出了某些让步。在2月10日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共获准提交了一份电文,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反对外敌入侵的统一战线。共产党表示,愿意把红军改编成南京的一支部队,并停止其土地政策。包括宋庆龄、孙科和冯玉祥在内的14名左翼国民党党员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呼吁与中共和苏联进行合作,他们认为这是孙中山的政策。宋庆龄对大会说:“中国已被日本的侵略逼到最后的绝境。”“最后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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