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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之后，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西安，并控制了局面。顾关闭了绝大多数统一战线组织，查封了它们的出版物，并限制游行示威。杨虎城把他的军队撤到渭河以西，通过某种商谈之后，于3月28日离开西北来到上海。在6月，他离开中国到国外进行“游学”。他的3个师被重组，并交给了他的老部下孙蔚如。(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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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东北军的重组则较为困难。在6位东北军将领于2月底到奉化拜见了蒋介石（并短暂地拜见了张学良）之后，这支部队同意被重组并调出。3月中旬，部队开始调往豫、皖、苏地区，在那里他们被置于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南京为这支部队提供经费。至6月底，完成了重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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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停止“剿共”战争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是解决西安局势的关键。即便蒋希望继续与红军开战，但他在把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住、并把他们调出西安以前，他也不可能这么做。另外，与所有三种势力进行谈判是他分化西北联盟策略的组成部分。在南京时代，无论何时，蒋对付地方的挑战，总是宁愿采取谈判和策动倒戈，而不愿发动军事战斗。共产党继续支持统一战线的路线，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人尽可能地避免与南京的内战。东北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地下党支持年轻的激进派，后来被打成了托派分子而予以清除。(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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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似乎对统一战线的建议做出了某些让步。在2月10日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共获准提交了一份电文，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反对外敌入侵的统一战线。共产党表示，愿意把红军改编成南京的一支部队，并停止其土地政策。包括宋庆龄、孙科和冯玉祥在内的14名左翼国民党党员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呼吁与中共和苏联进行合作，他们认为这是孙中山的政策。宋庆龄对大会说：“中国已被日本的侵略逼到最后的绝境。”“最后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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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统一战线的提议没有采取明确的行动，但这些建议的流播表明了一种新气象。在西安，顾祝同与周恩来和叶剑英就红军并入国民军的问题开始直接的谈判。周恩来甚至私下里会见了蒋介石。西安事变似乎为处理南京与中共的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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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现实要更加严酷。随着蒋解决了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僵局，并开始把东北军调出西北，他已没有什么理由向延安让步。蒋秘密地电令顾，指示他对红军设置困难条件，要求削减部队并进行重组，条件似乎无法接受。在谈判时，顾还使用军事压力，调中央军到渭河以北，把红军孤立在陕北，并施行半封锁。(69) 对蒋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局面。如果红军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可以对它进行重组，并将其削弱；如果它拒绝这些条件并重新开战，责任将在共产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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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也没有做出许多政治上的让步。正如毛在1937年5月3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毛告诉他的下属，“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70) 随着1937年6月中央军巩固了对西北的控制，毛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信中表示了对统一战线方针的担忧。(71) 直到1937年8月中旬，在上海的战斗爆发之后，南京才最终同意统一战线的思想。在苏联承诺提供3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后，南京宣布红军并入中央军。直到9月23日，南京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并且，根据康泽所说，蒋介石仍然希望日军在战争中灭掉红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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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很有可能在西安事变期间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次“转变”，但即使不考虑这样的转变，他后来政策的改变也是可以解释的。停止内战不是一种宽大的行为。在东北军与西北军反叛时期，南京本已无法进行战争，蒋与中共的谈判，正好与他分裂西北的策略相吻合。由于民众对内战的反对，并由于蒋需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他并不想承担重启战衅的罪责。有人怀疑——但从未被证实——如果日本人停止对华北施加压力，蒋也许会逼迫红军，希望迫使它开第一枪。至6月底，东北军被重新安置，而杨虎城已到了公海上。但由于对日战争的爆发，蒋需要国内的团结及苏联的支持，从而不得不接受了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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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西安事变及其后果与南京时代的模式相吻合。在整个10年中，蒋介石实行与共产党作战而又逐渐消灭国民党阵营半独立势力的自治这样一条双重的政策。冯玉祥、福建集团、桂系及广州的分裂者一个一个被降服了，他们的独立结束了，或至少是被镇压下去了，他们的部队被重组了。西安事变最富有戏剧性的结局可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重组。这次事变给蒋提供了一个他所需要的借口，来打破这支现存的最大的半独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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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西安事变实际上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关键”。尽管它改变了蒋执行其政策的局面，但其基本思想本身却没有重大变化。西安事变迫使蒋抵抗了吗？我认为蒋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进一步对日让步的界线（可能除了经济上的让步）。南京在张—川会谈中的决心就是明证。蒋对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吗？答案是明摆着的，战争的爆发才使这种变化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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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政治变迁：南京政府自身的内部、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民意的高涨。西安事变涉及了所有上述三种因素。这次事变导源于全国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使许多西北的人士相信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次事变也是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冲突中的同类事件，在这些冲突中，蒋似乎总是胜利者。在这次事件中，他消灭了国民党阵营中的又一支地方势力，并直接把中央的势力扩张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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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出大戏的中心是南京政府自身的构成。如果蒋死于西安，那么，南京政权的整个结构将会被改变。实际上，蒋在事变后临时“退休”去治疗外伤和心灵创伤，使南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漂泊不定。国民党左派试图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它的方案。汪精卫已匆忙回到国内，希望恢复他的政治基础。在这次危机中，蓝衣社似乎已经失去了蒋的信任。中国的政治仍然不稳定。如同以往一样，日本问题高悬在南京政治舞台的上空；并且，日本人被西安事变及其后果深深地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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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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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中日关系已陷入了危险的僵局。张—川会谈的破裂、绥远的战斗以及日本人占领青岛，全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更大的冲突。西安实际上可能使双方都转移了注意力，从而平息了危机。日本政府的官员们似乎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对这次事变感到非常吃惊，在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慎重地观望。但日本军队的领袖很快就指出，如果危机削弱了南京，它可能潜在地让日本获益，特别是实现它在华北的目标方面。当蒋仍然活着已变得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其时日本当局担心南京为了蒋的自由会与中共和苏联达成协议。12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会见中国领事，警告南京不要被诱惑，从而接受张学良的条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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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次事变在突然之间令人不解地解决时，日本的政府官员持一种肯定而又谨慎的语调。1月21日，有田对国会说，这次事变事关日本，因为张学良“采取了亲共反日的政策”，东京将对势态进行监控。在承认了中日和谈停滞不前时，有田表示希望将来有可能获得进展。(74) 关东军将领们则并不如此乐观。1936年12月28日，他们警告南京：如果“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及其类似的势力妥协，并接受共产主义和抗日政策”，那么关东军将采取行动，来“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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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被释放后的几周中，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捉摸不定，东京显示出了惊人的低调，由于国内的政治危机，它变得无声无息。国会中，日本军部大臣寺内和政友会成员在1月底促成了广田内阁的垮台。不久前担任朝鲜总督的宇垣一成奉旨组建新内阁，但军方予以反对并拒绝出任军部大臣。经过紧张的谈判，军方同意由冈田内阁中的前军部大臣林铣十郎出任首相。(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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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林铣内阁对华实施出人意料的温和政策。2月15日，在他对国会所做的演讲中，林表示要和平解决对华的关键问题，他任命了著名的温和派佐藤尚武为外务大臣。在幕后，几位日本军方领导人越来越担心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外交政策造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应，使得英国和苏联成为受益者。由于军队领导人预感到与苏联的战争，他们想在中国有一个稳固、友好的基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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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注意到了新的政治形势。《报知》发表评论说：“南京政府已牢牢地巩固了它的基础，特别是自西安事变以来，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蒋介石将军的手中。……随着国内的巩固，中国将把它的精力转移到加强国防方面，以反对外国的侵略……在这个时候，日本重新考虑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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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的关注被纳入了1937年2月20日拟订的《第三次经营华北计划纲要》中。与以往的计划相比，它强调必须把华北建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区域，使之为日本军队供给自然资源，以准备一场与苏联的战争。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份文件表示担心日本人的活动可能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因此，日本应该在华北重视经济和文化工作，以便创造积极的、亲日的气氛。所以，华北或内蒙古的自治计划将被推迟。另外，该计划认识到冀东政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永久地存在下去，它被废除的可能性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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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与南京的关系中，林政府承诺要关心南京的“面子”，以便促进亲日情绪。与南京的和谈强调清除反日行动、聘请日本顾问、降低关税、解决“不幸的事件”，以及开通上海至福冈的航空线路。(79) 因此，新的“第三次计划”标志着日本以前失败了的全盘分裂华北行动的退步。外务大臣佐藤甚至更加灵活。在对国会的演讲和私人谈话中，他暗示南京在像关税这类问题上的让步，可能会相应地解决冀东问题或中止华北的“特种贸易”。(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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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的灵活政策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日本的强硬派从未完全同意放弃以前的目标。军方许多领导人对佐藤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而在中国的将领们依然持强硬立场。其时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1937年6月7日建议东京：“从对俄军事准备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当前的局势，我坚信，如果我们军事力量允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对南京政权进行一次打击，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81) 由于其战地指挥官们内部存在着这种情绪，东京很难照应南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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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政策的第二个障碍在于南京。在绥远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之后，中国民众似乎越来越有信心。甚至在军队内部，普遍的抗日情绪也在增长。因此，在林提出建议之时，中国的民意限制了蒋介石积极实施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特别在他已经牢牢地从军事上控制了西安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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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强硬路线在2月召开的第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张群对大会所做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报告基本上逐条拒绝了日本悬而未决的要求。他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只有在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并通过清除走私和冀东政权来展示其善意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才能得以改善。双方依然像上一年秋季那样分歧很大，尽管东京更换了新的政治领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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