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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很有可能在西安事变期间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次“转变”，但即使不考虑这样的转变，他后来政策的改变也是可以解释的。停止内战不是一种宽大的行为。在东北军与西北军反叛时期，南京本已无法进行战争，蒋与中共的谈判，正好与他分裂西北的策略相吻合。由于民众对内战的反对，并由于蒋需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他并不想承担重启战衅的罪责。有人怀疑——但从未被证实——如果日本人停止对华北施加压力，蒋也许会逼迫红军，希望迫使它开第一枪。至6月底，东北军被重新安置，而杨虎城已到了公海上。但由于对日战争的爆发，蒋需要国内的团结及苏联的支持，从而不得不接受了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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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西安事变及其后果与南京时代的模式相吻合。在整个10年中，蒋介石实行与共产党作战而又逐渐消灭国民党阵营半独立势力的自治这样一条双重的政策。冯玉祥、福建集团、桂系及广州的分裂者一个一个被降服了，他们的独立结束了，或至少是被镇压下去了，他们的部队被重组了。西安事变最富有戏剧性的结局可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重组。这次事变给蒋提供了一个他所需要的借口，来打破这支现存的最大的半独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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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西安事变实际上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关键”。尽管它改变了蒋执行其政策的局面，但其基本思想本身却没有重大变化。西安事变迫使蒋抵抗了吗？我认为蒋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进一步对日让步的界线（可能除了经济上的让步）。南京在张—川会谈中的决心就是明证。蒋对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吗？答案是明摆着的，战争的爆发才使这种变化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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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政治变迁：南京政府自身的内部、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民意的高涨。西安事变涉及了所有上述三种因素。这次事变导源于全国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使许多西北的人士相信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次事变也是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冲突中的同类事件，在这些冲突中，蒋似乎总是胜利者。在这次事件中，他消灭了国民党阵营中的又一支地方势力，并直接把中央的势力扩张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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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出大戏的中心是南京政府自身的构成。如果蒋死于西安，那么，南京政权的整个结构将会被改变。实际上，蒋在事变后临时“退休”去治疗外伤和心灵创伤，使南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漂泊不定。国民党左派试图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它的方案。汪精卫已匆忙回到国内，希望恢复他的政治基础。在这次危机中，蓝衣社似乎已经失去了蒋的信任。中国的政治仍然不稳定。如同以往一样，日本问题高悬在南京政治舞台的上空；并且，日本人被西安事变及其后果深深地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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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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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中日关系已陷入了危险的僵局。张—川会谈的破裂、绥远的战斗以及日本人占领青岛，全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更大的冲突。西安实际上可能使双方都转移了注意力，从而平息了危机。日本政府的官员们似乎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对这次事变感到非常吃惊，在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慎重地观望。但日本军队的领袖很快就指出，如果危机削弱了南京，它可能潜在地让日本获益，特别是实现它在华北的目标方面。当蒋仍然活着已变得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其时日本当局担心南京为了蒋的自由会与中共和苏联达成协议。12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会见中国领事，警告南京不要被诱惑，从而接受张学良的条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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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次事变在突然之间令人不解地解决时，日本的政府官员持一种肯定而又谨慎的语调。1月21日，有田对国会说，这次事变事关日本，因为张学良“采取了亲共反日的政策”，东京将对势态进行监控。在承认了中日和谈停滞不前时，有田表示希望将来有可能获得进展。(74) 关东军将领们则并不如此乐观。1936年12月28日，他们警告南京：如果“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及其类似的势力妥协，并接受共产主义和抗日政策”，那么关东军将采取行动，来“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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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被释放后的几周中，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捉摸不定，东京显示出了惊人的低调，由于国内的政治危机，它变得无声无息。国会中，日本军部大臣寺内和政友会成员在1月底促成了广田内阁的垮台。不久前担任朝鲜总督的宇垣一成奉旨组建新内阁，但军方予以反对并拒绝出任军部大臣。经过紧张的谈判，军方同意由冈田内阁中的前军部大臣林铣十郎出任首相。(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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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林铣内阁对华实施出人意料的温和政策。2月15日，在他对国会所做的演讲中，林表示要和平解决对华的关键问题，他任命了著名的温和派佐藤尚武为外务大臣。在幕后，几位日本军方领导人越来越担心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外交政策造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应，使得英国和苏联成为受益者。由于军队领导人预感到与苏联的战争，他们想在中国有一个稳固、友好的基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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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注意到了新的政治形势。《报知》发表评论说：“南京政府已牢牢地巩固了它的基础，特别是自西安事变以来，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蒋介石将军的手中。……随着国内的巩固，中国将把它的精力转移到加强国防方面，以反对外国的侵略……在这个时候，日本重新考虑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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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的关注被纳入了1937年2月20日拟订的《第三次经营华北计划纲要》中。与以往的计划相比，它强调必须把华北建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区域，使之为日本军队供给自然资源，以准备一场与苏联的战争。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份文件表示担心日本人的活动可能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因此，日本应该在华北重视经济和文化工作，以便创造积极的、亲日的气氛。所以，华北或内蒙古的自治计划将被推迟。另外，该计划认识到冀东政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永久地存在下去，它被废除的可能性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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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与南京的关系中，林政府承诺要关心南京的“面子”，以便促进亲日情绪。与南京的和谈强调清除反日行动、聘请日本顾问、降低关税、解决“不幸的事件”，以及开通上海至福冈的航空线路。(79) 因此，新的“第三次计划”标志着日本以前失败了的全盘分裂华北行动的退步。外务大臣佐藤甚至更加灵活。在对国会的演讲和私人谈话中，他暗示南京在像关税这类问题上的让步，可能会相应地解决冀东问题或中止华北的“特种贸易”。(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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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的灵活政策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日本的强硬派从未完全同意放弃以前的目标。军方许多领导人对佐藤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而在中国的将领们依然持强硬立场。其时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1937年6月7日建议东京：“从对俄军事准备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当前的局势，我坚信，如果我们军事力量允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对南京政权进行一次打击，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81) 由于其战地指挥官们内部存在着这种情绪，东京很难照应南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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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政策的第二个障碍在于南京。在绥远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之后，中国民众似乎越来越有信心。甚至在军队内部，普遍的抗日情绪也在增长。因此，在林提出建议之时，中国的民意限制了蒋介石积极实施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特别在他已经牢牢地从军事上控制了西安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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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强硬路线在2月召开的第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张群对大会所做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报告基本上逐条拒绝了日本悬而未决的要求。他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只有在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并通过清除走私和冀东政权来展示其善意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才能得以改善。双方依然像上一年秋季那样分歧很大，尽管东京更换了新的政治领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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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对大会做报告，是他作为外交部长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3月3日，他被海牙国际法庭的前法官王宠惠取代。张的辞职，标志着已经被黄郛之死和杨永泰被刺事件所削弱了的亲日的政学系的进一步衰落。在耶鲁和英国受过教育的王，被认为属于亲欧美派。尽管王实际上与张曾经采取的方针一样，对东京执行同样强硬而又谨慎的政策，但这件事显然标志着中国在西安事变以后，正在采取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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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失败，在1937年3月日本经济代表团的访问中可以明显看出。由儿玉谦次率领的一支日本金融和商业领袖代表团来到中国，进行可能是战前最后一次重要的直接会谈。表面上，这次访问仅是1935年10月对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的回访。事实上，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蒋介石从庐山飞到南京亲自对来访者发表谈话，明确地阐明他并没有放弃对东京保持和平关系的思想。财政部长孔祥熙宴请了代表团。对林来说，这支代表团的出访是推行他强调经济目标的新政策的一次机会。对南京来说，这次会谈让它再一次拿出经济的胡萝卜以望获得在华北问题上的让步。这个代表团陷入了与张—川会谈同样的僵局。中国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对日本人说，只要日本继续其走私的政策并威胁华北，在经济提携方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但日本的商业领袖不可能改变其军方的政策。当日本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被派到华北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进行会谈时，他甚至拒绝见面。(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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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日立场变得更加强硬的另外证据，在中国政府向其他地方特别是英国寻求财政和外交援助时显示出来了。1937年5月，南京通过查理斯·阿迪斯爵士商谈一项总额为1500万英镑的金融协定，用来建设华南的铁路。当孔祥熙率领的一支代表团于4月到达伦敦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礼时，日本消息报道说，他将商谈价值2000万英镑的借款。在日本，强硬派拿这些借款来作为南京执行反日政策以及林的中国政策已经失败的证明。《日日》发表的社论说：“英国在华的地下活动，近来已看出有了标志性的增长，而中国人对此是很欢迎的。”这篇文章认为：“在目前僵持状态中，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英国在华的活动就越胆大妄为。”它最终将“导致南京对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日日》把责任推给了东京。“我们简直讨厌〔日本〕政府的态度……它在英国介入整个中国的工业发展时，却袖手旁观。”(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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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新闻》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但认为中国变得强硬的路线，不仅导源于英国，而且也是苏联的阴谋。它指出：“英国的支持推进了中国的强硬政策”，而且也与“中国亲苏政客的活动”有关。像《日日》一样，《国民新闻》也基本上谴责东京政府的软弱外交。“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然失败，它确保了中国巩固其自身来反对我国的可能性。”(86) 所以，林内阁在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方面并不成功。尽管它照顾了中国的“脸面”，但东京的要求仍然超出了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限度，特别是在绥远和西安事变后的政治环境中，并且蒋能接受的限度达不到日本强硬分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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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是中日关系僵局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战争。在华北，关东军和华北军中的激进分子仍然执行一条强硬的政策，尽管东京的路线要缓和得多。日军频繁的军事机动，使日本人和宋哲元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1937年1月初平津地区的大规模演习之后，在整个1937年春，华北方面军继续在丰台和卢沟桥地区保持机动。这些机动每个月均要搞上一两次，它们平均持续3—5天，有时还包括使用夜间训练和真枪实弹。这些日本人的实战演习，是在非常接近二十九军部队的地方进行的，中国军队警觉并愤怒起来，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而它们后来也确实发生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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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企图平息紧张局面。他于1月19日来到天津，在那里滞留了7周，与田代皖一郎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宋执行他的左右平衡政策，被夹在了其部队增长的抗日情绪和日本人的压力之间。宋甚至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举动也遭到日本人的抗议，并常常导致他做出相反举动以向日本人妥协。如在1937年1月20日，宋在西安事变之后，发表了一份保证服从中央政府的公开声明，誓言捍卫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执行南京的命令。与此同时，为了安抚日本人，宋誓言继续大力“剿共”。(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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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京逼宋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三中全会时，日本领导人反对他出席会议。宋再一次搞了平衡，他没有亲自去参加，而是派出了秦德纯作为他的代表。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外务委员会主席辞职后，宋最初委任了贾德耀出任此职，日本人对此大加反对。4月，宋做了让步，并任命被视为亲日的魏宗瀚任此职，但宣布他担任的仅是“代理主席”。宋在试图迎合敌对的观点时走了一条狭窄的道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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