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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是中日关系僵局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战争。在华北，关东军和华北军中的激进分子仍然执行一条强硬的政策，尽管东京的路线要缓和得多。日军频繁的军事机动，使日本人和宋哲元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1937年1月初平津地区的大规模演习之后，在整个1937年春，华北方面军继续在丰台和卢沟桥地区保持机动。这些机动每个月均要搞上一两次，它们平均持续3—5天，有时还包括使用夜间训练和真枪实弹。这些日本人的实战演习，是在非常接近二十九军部队的地方进行的，中国军队警觉并愤怒起来，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而它们后来也确实发生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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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企图平息紧张局面。他于1月19日来到天津，在那里滞留了7周，与田代皖一郎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宋执行他的左右平衡政策，被夹在了其部队增长的抗日情绪和日本人的压力之间。宋甚至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举动也遭到日本人的抗议，并常常导致他做出相反举动以向日本人妥协。如在1937年1月20日，宋在西安事变之后，发表了一份保证服从中央政府的公开声明，誓言捍卫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执行南京的命令。与此同时，为了安抚日本人，宋誓言继续大力“剿共”。(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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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京逼宋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三中全会时，日本领导人反对他出席会议。宋再一次搞了平衡，他没有亲自去参加，而是派出了秦德纯作为他的代表。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外务委员会主席辞职后，宋最初委任了贾德耀出任此职，日本人对此大加反对。4月，宋做了让步，并任命被视为亲日的魏宗瀚任此职，但宣布他担任的仅是“代理主席”。宋在试图迎合敌对的观点时走了一条狭窄的道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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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在经济问题上执行了同样的含糊政策。当他在1月到达北平时，田代强迫他接受经济发展和联合防共的计划。谣言流传说，真正的会谈正在进行，从而激起了宋手下将领们以及南京的愤慨。宋立即否认了所有正在进行的这类谈判，并宣布只有南京才有权处理这些问题。他对日本人说，经济项目只有在冀东政权被废除以后才可以上马。但在日本人的强大压力之下，4月22日，宋再次搞了平衡，他对记者说，像修筑天津至石家庄铁路和发展龙烟铁矿这样一些地方性的项目，可以在没有预先总的政治协议情况下上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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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宋处在了各方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找到满意的政策。他试图采用南京也在使用的提供经济合作的前景来阻止日本人更加强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这种老方针。在4月底，宋派天津市长兼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领一个冀察委员会的代表团去日本。这次访问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但传递了继续谈判的信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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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哲元犹豫不决，但在1937年春他的政策逐渐向更加强硬的路线靠近，特别是在那些与二十九军有直接军事关系的问题上。宋手下的将领们对河北特别是丰台和卢沟桥周围新增的日军设施深感不安。日本当局通过中国的代理机构购买了6000亩土地用于建设军营和军事场地，对这项地产，他们付出了远高于市价的价格。4月，宋命令调查该地区的土地登记，并宣布中国人出卖土地给外国人是非法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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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将其部队军事训练的水平升级，设立一所军官训练学校，模仿蒋介石在庐山的军官训练团。宋甚至欢迎蒋训练团中的毕业生，并在6月派一个代表团到庐山去观摩他们的训练。“九一八事变”后就为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的夏季军训，由于日本人的压力，在1936年中止了。由于学生要求支持国防，尽管日本人对此表示关注，宋仍在1937年5月宣布恢复夏训。(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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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增加，毫不夸张地说，宋进行了躲避，5月11日回到了他在鲁北乐陵的故乡。甚至在他到天津为其母祝寿时，他也不与日本人接触，并当即返回，用《日日》的话来说，是“政治逃避”。宋的突然“度假”是避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以及避免他手下将领们不满的唯一途径，但却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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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退隐正好是在日本人认为南京向山东的韩复榘施加新一轮压力之时，这让日本大感恼火。4月底，南京曾派总数达4000—5000人的税警团部队到山东，公开的目的是镇压走私和妨害盐税的活动。在最单纯的层面上，这一举措纯粹是南京以前阻断冀南“特种贸易”措施的组成部分。但这一举动激怒了日本人，他们认为这些部队是中央军假装的，并且是自《何梅协定》以来进入山东的第一支中央军。另外，这支新的部队按青岛市长的要求集中在该市，这位市长曾向三中全会呼吁采取措施，以避免重蹈1936年日本人在该市登陆的覆辙。日本把它视为一种反日的行为，想以此确定南京在该省的权威，并迫使韩复榘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路线。日本媒体甚至传播谣言说，蒋介石将会很快把韩调出该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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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增加影响的另外证据也随处可见。政府曾宣布将在1937年11月召开的中国各地代表参加的全国资政会议，拟订一部新的宪法。由于冀察两省的“特殊性”，冀察政务委员会最初曾迟迟没有推选代表。在内务部长蒋作宾于5月底造访后，宋哲元被说服进行了推选。6月10日，他宣布114名代表将被选举出来，代表两个省与天津和北平市去南京出席会议。(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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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举动令中国知识分子备感欣慰。胡适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撰写了一篇兴高采烈的文章，称这次选举向全世界说明河北和察哈尔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写道，中国的“强邻”现在知道，它把华北变成“特区”的阴谋已经失败了。胡宣布，中国各地现在明白了冀察军事当局是支持民族团结的，没有受卖国贼们的诱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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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人同意胡的看法。强硬分子认为华北落入了南京的控制之下，并指责林的软弱路线。《中外日报》的社论说：“南京政府在华北的行动，继续单方面地持续下去。它的行动无疑表明了它对该地区局势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评价。”《中外日报》认为东京软弱的政策使得南京获得了进展。“毫无疑问，这种政策是软弱的表现。”(98) 同盟社发自北平的报道说：“在二十九军的官兵中，反日情绪在稳步高涨”，这是普遍增长的华北反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同盟社列举冀察侮辱日本的游客、北平攻击日本的学生以及中国税警团在山东的出现，作为这种现象的证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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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其时一场涉及中国人对待汕头的一名领事馆官员的争端发生了，双方均强烈地反驳对方的声明。日本从旅顺港派出了一艘军舰“夕张”号，并从厦门派出了三艘驱逐舰，向汕头政府施加压力。在上海，发生在中山钢铁厂的罢工演变成了暴力，日本海军进行了干预，并恢复了秩序。在天津，一群中国平民攻击了一家日本农场，撕毁了一面日本国旗，并点燃了储油设施。由于侮辱了日本国旗，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强烈抗议。(100) 5月19日，日本人向秦德纯提出抗议，把中国刊物刊登的反日漫画，作为反日行动的证据。在察东，抗日游击队攻击了日本的傀儡军队，5月28日打死了一名指挥官，在6月和7月，抗日活动仍在继续。(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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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硬派认为在这些分散事件的背后，是一个新的反日阴谋。《日日》认为：“最近几周里，中国发生的反日暴行中的罪犯的行为，无疑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意愿。”(102) 5月10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回到东京，就中日关系向内阁的主要领导人做了非常悲观的报告。日本军部大臣杉山称中国的“过分自信”使它采取了一种“侮辱日本”的态度。(103) 6月4日，从不受国会或军队欢迎的林政府垮台了，随后组成了贵族近卫文麿的第一届内阁。广田弘毅取代温和的佐藤尚武重新就任外务大臣。中日关系又回到了通常的高度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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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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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晚，驻扎在丰台的华北方面军士兵在靠近卢沟桥——西方所熟知的“马可·波罗桥”——的地方进行夜间演习。他们的行动是日军总的战争策略的组成部分，包括使用真枪实弹。在那个黑夜的某个时刻，有不明身份的人向日本人开了枪，随后点名发现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尽管失踪者在20分钟之内就已返回，日本指挥官却不知此事，要求有权搜查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县城。中国的二十九军部队予以拒绝，日本的野炮开始轰击宛平，一场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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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日本人向北平市长秦德纯将军递交了常规的要求：中国军队必须从该地区撤出，必须保证这种事件不再发生，必须惩罚负有责任的军官，并且必须道歉。在过去的许多情况下，事件后总有同样的要求。而且，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至7月11日，秦德纯已接受了日本人的大部分要求。双方均同意共同撤出军队。二十九军的士兵将从永定河左岸撤出，由石友三指挥的维和部队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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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时一场司空见惯的事件，最终会点燃中日之间一场持续了8年、牺牲数以百万计生命的全面战争呢？显然，即使在这次事件发生50年之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评定战争的原因时，仍然分歧极大。20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内阁部长漫不经心提到日本人的行动可以部分地找到根据的话，或者，日本公立学校教科书的实质性修改，足以在中国造成反日的示威和一场中日关系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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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似乎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战争的原因。日本史学家，至少日本学术机构中保守一方的那些人，把日本的对华政策几乎作为一个法定的辩护状，就像对东京战犯审判的判决所做的反应那样。他们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证明日本人所有基于早期协议或协定的具体行动的合法性。例如，秦郁彦在研究导致卢沟桥事变的日本的行动时认为：“那次深夜演习是在《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军方权限之内，并非中方后来谴责的那样，是一次非法的举动。”(104) 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岛田俊彦批评南京派遣税警团到山东，违反了《何梅协定》。他写道：“这是一种公然的反日举措”，南京“还想扩大中央军在华北的影响，目的是推翻冀察政权”。(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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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家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做了分析。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迫切愿望是合理的，有权维护一个完整、安全的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出发，像《辛丑条约》《西原借款协议》《塘沽协定》，以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这些法定和外交的协议，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非法欺诈而已。满洲和华北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必须加以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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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著述中存在着巨大分歧，卢沟桥事变及其扩大成一场重要战争的整个过程，依然混杂不清。尽管双方的说法针锋相对，但战争的最终原因，不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假如这场风暴被平息下去了，下一场也许马上就要发生。对这次事变及其后果的详细分析，已越出了本书的范畴，但以下仍做一扼要的叙述。三种因素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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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7月7日发生的冲突不会被抑制下去。尽管在北平达成了解决方案，但中国二十九军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之间日渐加剧的敌意，已变得无法调和，新的战斗在不断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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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蒋介石政府不愿让中国军队退出卢沟桥重要的铁路终点站。尽管前一年的秋季宋哲元在丰台做了让步，但让出卢沟桥将使整个北平与南方的铁路联系全部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为了展示决心，蒋介石命令河南边境的中央军进行动员，如果战事扩大，准备向河北挺进。7月17日，蒋宣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尊重中国主权，不得对冀察委员会做任何非法的改变，不得要求更换南京政府任命的任何官员，并且不得向二十九军施加任何行动限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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