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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在与张群一道工作期间，黄郛收到了几份日本人在上海的报告。通过联系人刘石松（音），他得到了来自东京作战厅的保证。刘是上海的一名商人，也是美国学者刘馥的父亲，见James T．C．Liu，pp.51—52；梁敬錞：《华北停战密谋与塘沽协定真相》，《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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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第2卷，第550—552页；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7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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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77—484、492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644—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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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77—478页；梁敬錞：《华北停战密谋与塘沽协定真相》，《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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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N．Wing Mah and C．F．Chang，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Tangku Truce，May 31，1933：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pp.2—3.《塘沽协定》的文本在许多资料中均可见到：《革命文献》第38辑，第2232—223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140页；《太平洋戰爭への 道：開戰外交史》第3卷，第48页；Chiang Kai-shek，His Life and Times ，p.416。一个慎重的注释：《塘沽协定》最初发表的是不完整的版本（就像文中已指出的那样）。这份当时在报刊上出版的不完整文本有时被重印。例如，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655页中和《蒋中正秘录》第9卷第112—113页中收录的是不完整文本。这份文本内容如下：（1）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2）日本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予〕以各种便利。（3）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概归于长城之线。（4）长城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5）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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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James T．C．Liu，pp.54—55；梁敬錞：《华北停战密谋与塘沽协定真相》，《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第28页；徐淑希：《日本增兵华北问题》，第9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133页；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93—494页；沈云龙：《〈塘沽协定〉后的所谓“北平会谈”》（一），《传记文学》第11卷第1期（1967年7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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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塘沽，日本人和熊斌之间口头商讨的总结见《革命文献》第38辑，第2230—2231页；梁敬錞：《华北停战密谋与塘沽协定真相》，《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1967年6月），第27—28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141页；James T．C．Liu，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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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革命文献》第38辑，第2233页。〔应为第2233—223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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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革命文献》第38辑，第2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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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吴永在：《中国各方对于塘沽休战协定之意见与批评》，《外交月报》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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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转引自吴永在：《中国各方对于塘沽休战协定之意见与批评》，《外交月报》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08页。亦见《反蒋运动史》，第574页；及家书《休整以后的黄郛政权》，《青年军人》第2卷第18期（1934年9月30日），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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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胡汉民：《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人士》，《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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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胡汉民：《〈塘沽协定〉与棉麦借款》，《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7月15日），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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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芦隐：《蒋介石卖国路线的终点在哪里？》，《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7月15日），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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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世界日报》转引吴永在《中国各方对于塘沽休战协定之意见与批评》，《外交月报》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13—214页。马季廉：《停战与华北前途》，《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1933年6月5日），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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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区少干：《国难当中领袖人物应有的态度》，《独立评论》第55号（1933年6月18日），第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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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生活》第8卷第23期，1933年6月10日，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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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申报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页；《时代公论》第63期（1933年6月9日），第6—8页；孙铭：《城下之盟》，《华年周刊》第2卷第23期（1933年6月10日），第445—447页；逖公：《〈塘沽停战协定〉之舆论分析》，《复兴月刊》第1卷第11期（1933年7月1日），第7、17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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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申报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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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华北停战》，《东方杂志》第30卷第12期（1932年6月16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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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见吴永在：《中国各方对于塘沽休战协定之意见与批评》，《外交月报》第2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18—219、221—222页；逖公：《〈塘沽停战协定〉之舆论分析》，《复兴月刊》第1卷第11期（1933年7月1日），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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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复兴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12月1日），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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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1933年6月4日），第2—6页。亦见Grieder，pp.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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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期（1933年6月4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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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生活》周刊1933年6月24日，第497页。胡适还面临着来自独立评论协会（出版《独立评论》的机构）内部的批评。胡的密友和以前的学生傅斯年被胡的态度深深地激怒，他建议解散这个协会。丁文江对这两人之间的争执进行了调解。见Eugene Lubot，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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