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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学者经常采取这种方法，把国共关系作为他们研究亲抵抗运动的核心。如中国出版的对“一二·九运动”的叙述，几乎从来都是盛赞学生示威者们，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对运动胜利的重要意义。一部标准著作写道：“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前夜大规模救国运动的开始……一二九运动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版，第ii页）。最近的另一项研究把“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运动与“一二·九运动”做了比较，认为由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英明的领导策略，后者在发展一场新的革命高潮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见孙思白：《“九一八”与“一二九”学生运动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119—123页）。通过比较，台湾背景的学者把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渗透视为“一二·九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例如，梁敬錞驳斥了易社强和其他关于学生阻止了日本自治活动的论点，断言他们在时机不成熟时引发冲突，缩短了南京政府准备对日战争的时间（见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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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Israel，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27—1937：A Bibl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99.据易社强统计，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之间的反共“白色恐怖”期间，北平和天津有230名知识分子被国民党机构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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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和河北各种教育领袖们于11月12日和24日公开地谴责了自治行动，并在12月2日和5日向南京和何应钦发出了呼吁（见《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81—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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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86、420—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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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424、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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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Israel，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27—1937：A Bibl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128.易社强对“一二·九运动”的叙述最为完整（见该书第119—125页）。也见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威尔士）在1935年12月28日《中国每周评论》第127—133页对示威所做的第一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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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国闻周报》报道，在12月16日的示威中，14名学生被逮捕，更多的学生受了伤。学生组织估计有50人受了重伤，200人受了轻伤。见《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第4—6页。John Israel，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27—1937：A Bibl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一书第127页统计有85名学生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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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第41—46页。其时，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示威事件于12月10日和12日向唐有壬发出了强烈抗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二），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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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版，第8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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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第46页。孙敦伦〔桓〕在他关于“一二·九”在清华的回忆录中，称最初“打倒宋哲元”的口号被学生普遍使用。后来，特别是刘少奇来了一次清华后（当然是秘密的），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支持二十九军抗日”。见孙敦恒：《一二九运动在清华》，《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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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hn Israel，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27—1937：A Bibl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129．学生行动的详细名单，见《一二九运动资料》，第8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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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8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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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e-hsia Hsu Ting，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 ，p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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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Huber Freyn，Prelude to War：The Chinese Student Rebellion of 1935—1936 ，p.54。也见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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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3—744页〔应为第744—745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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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4—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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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宋庆龄在1933年春《塘沽协定》签订时呼吁抵抗，并于1934年5月再次呼吁抵抗。以前与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国职业教育社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这次行动。见松本重治：《上海时代ジセーナリストの 回想》第2卷，第313—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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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邹到达上海时，他可以见到杜重远，杜已被暂时从监狱转移到了医院。见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第8页；穆欣编著：《邹韬奋》，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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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穆欣编著：《邹韬奋》，第133、144页；章乃器：《章乃器论文选》，各页；章乃器：《激流集》，各页；毕云程：《韬奋和生活书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79年），第29—31页。这家书店建于1933年7月。除了出版书籍外，它还出版了像《世界知识》这样的许多小型左翼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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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逸之：《邹韬奋》，第33—34页；毕云程：《韬奋和生活书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79年），第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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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7日），第89—90页；也见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30日），第65—66页；第1卷第5期（1935年12月14日），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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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杜重远在《大众生活》中的栏目，与邹韬奋的介绍、杜以前所写的文章及邹在国外期间杜与邹的各种信件放在一起，可以在杜重远的《狱中杂感》中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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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第137页；平野正：《中国革命の 知識人》，第47—48页；也见《大众生活》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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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陈翰伯：《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0年），第3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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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ジセーナリストの 回想》第2卷，第316—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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