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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南京已经在1933年设立了全国航空发展协会，该组织一直在筹集资金来发展中国的空军。南京希望利用爱国华侨的资金来支持这项事业。当然，飞机不是用来对付日本人，就是对付共产党。见《申报年鉴》，1934年，第A-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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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China Today ，vol.3，no.3（December 1936），pp.28—30；Tso Shun-sheng，“The Reminiscences of Tso Shun-sheng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p.132；容斋等：《金陵旧梦》，第56—58页；翰斯：《看！政学系》，第11—12页。实际上，杨的被暗杀，可能另有原因。政府后来逮捕了属于胡汉民一系的刘芦隐，他被宣判出于政治忌妒策划了这起犯罪。其他资料称对刘的判决是一个花招，是忌妒政学系的CC派干了这起罪案，并陷害了刘。但左舜生认定是蒋本人由于担心杨过于坐大而批准了这次行动。杨的死被列入南京时代许多暗杀的同样类型——流言甚多，但事实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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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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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gar Snow，“Mr．Hirota’s Third Point，”Foreign Affaires ，July 1936，p.603．也见《独立评论》第203号（1936年5月31日），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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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siang T’ing-fu，“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 done with Crystal Lorch Seidman，”p.201．也见Wellington Koo，“Wellington Koo Memoir，”vol.4，pt．d，pp.458—459；John W．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hina Quarterly ，no.113（March 1988），pp.45—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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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36年初，邓文仪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在中国举行了低级别的会谈。共产党领导人潘汉年实际上到南京进行谈判。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上），《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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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出版地点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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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場明男：《支那政治經濟年表》，第540页；Chang Nar-ch’i，Biography in Boorman ，vol.1，pp.87—90；周天度：《救国会》，第128—136页。毛给救亡领袖写了一封信，赞同他们的统一战线思想，但也认为红军可以领导独立的抗日战争。7月15日的声明认为只有团结奋斗才是切实可行的。见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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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356页；《支那》第27卷第11期（1936年11月），第70页；波多野乾一：《現代支那の 政治と 人物》，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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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晋：《从所谓“七君子”谈到救国会》，《春秋》（香港）第144期（1963年7月1日），第5页；何玉文：《沈钧儒的思想与生活》，《春秋》（香港）第10期（1957年12月1日），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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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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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弓藏：《同路人的悲剧》，第2页。也见王觉源：《中国党派史》，第577—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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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纪滢：《记茅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7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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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邹韬奋：《坦白集》，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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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ina Weekly Review ，July 4，1936，p.174；October 3，1936，p.149；史良：《我的生活道路》（上），《人物》1983年第5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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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天度：《救国会》，第142—146页；松本重治：《上海时代ジセーナリストの 回想》第2卷，第313—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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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第14—18页；邹韬奋：《展望》，第48页；松本重治：《上海时代ジセーナリストの 回想》第2卷，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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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samu Ishii，“Cotton-Textile Diplomacy：Japan，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0—1936，”Ph.D.diss.，Rutgers University，pp.445—448；周天度：《救国会》，第180—183页；王觉源：《中国党派史》，第575—576页；《现代史资料》第13辑，第3—14页；《救国时报》1936年11月15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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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沙千里：《七人之狱》，第3—17页；重庆市档案馆编：《“七君子”案件档案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69—71页；Osamu Ishii，“Cotton-Textile Diplomacy：Japan，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0—1936，”p.447。移到苏州的还有江苏救国会主席罗青一案，他于10月21日在江苏江阴被捕。见谢居三：《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案轶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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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hina Weekly Review ，December 5，1936，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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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时代文献社编：《救国无罪——七君子事件》，第135—163页；《申报》1937年6月10日，第4版；平章：《章乃器不肯认错》，《春秋》（香港）第26期（1958年8月1日），第9—11页；《上海救国会大事记（1935年12月—1937年7月）》，《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90页；《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第58—59页。实际上，这7个人在狱中获得了相对宽大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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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杨明元：《陶行知二十国行》，《上海文史资料》第45辑（1984年），第91页；周天度：《救国会》，第142—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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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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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 ，p.357；John Israel and Donald W．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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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so Shun-sheng，“The Reminiscences of T’so Shun-sheng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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