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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形势严峻，5月份的攻击再来一次就可能摧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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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好吧，那么我们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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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他们很可能会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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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他们会送上门来。他们真的喜欢我们，还有，别说出去，他们不喜欢英国人。现在，我们与英国人在那儿的目标并不一致。举例而言，香港。现在，我打算让香港成为自由港：对所有的国家——全世界——商贸自由！但首先要在那儿插上中国旗，接着蒋在第二天就可以做出重要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就这么办！大连也一样！我确信蒋会乐于让那儿也成为自由港的，而货物可以经由西伯利亚进入内陆——没有关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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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您认为是什么促使那些俄国人做出高尚姿态，同意中国拥有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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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这个，我想他们认为得到的已经足够了，事实如此。你可以往西伯利亚再迁入1亿人口。斯大林不想要更多的土地了。他占有已足。他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我。我们应该会组成委员会代管这些国家25年左右，直到我们让他们自力更生。就像菲律宾。我直白地问过蒋，他会否想要印度支那，他说“绝不！”就像这样——“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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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蒋在向他的人民解释盟军无法打通缅甸时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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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是啊。是啊。但如果我们不执行这一行动，我们可以增加飞越驼峰的吨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将更多物资输入中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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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罗斯福又谈了一些中国需要“大量”美国援助的话，隐约地表达出他对国民政府索要无度的不满。而国民政府的美籍经济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却也不无同情地批评华盛顿目光短浅：“［蒋］疲惫不堪而忧心忡忡，他难以理解为何中国率先抵抗侵略并做出了重大牺牲，却如此不被重视。部分来说，这个［10亿美元贷款］计划是着眼于中国战后需要而提出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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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的日记同样留下了这次会谈的记录，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只不过罗斯福要让香港插上的旗帜换成了米字旗，然后轮到丘吉尔来做姿态，接着是自由港；换成是戴维斯直接询问总统：“如果蒋政权倒台了，我们应做什么”。总统先生毫不犹豫地说：“立第二个人（build up the next ma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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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之所以要花许多笔墨来引述此次对话，是因为里面包含了罗斯福本人对蒋中正、中国政治以及战后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基本态度。在他的未来构想中，美国与苏联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主宰世界，没落的大英帝国会听美国的，而落后的中国更要依赖美国的支援，蒋不过是战略棋局上的一枚棋子罢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更换。毫无疑问，在主权和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无礼而粗暴。事实上，罗斯福乃至杜鲁门执政前期也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积极鼓动着那些可以替代蒋中正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在内。且不说像史迪威、马歇尔这样的职业军人做何感想，这次对话对戴维斯、谢伟思（John S.Service）、范宣德（John C.Vincent）、艾奇逊（Dean Acheson）等外交官所产生的影响则往往被简单忽略。艾奇逊在六年后成为辅佐杜鲁门的强势国务卿，并于国共内战的白热阶段，发表白皮书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辩解，仍旧赞成戴维斯等提出的“须减少与国民党往来而开始与共产党合作”的建议，伺机承认中共政权。[25]要说起来，这始作俑者竟是罗斯福总统。因此本书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个美国政府找人替换蒋中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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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在21世纪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后发生的事统统走向了这个版本的反面，蒋中正换成了毛泽东，中国倒向了苏联，美苏联合主宰世界变成了美苏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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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民选总统的义务当然是要讨好选民，他会把政府摆在国家的前面；然而，到了斯大林那里，在地球的另一面，基本价值恰恰相反。绝对的权力也会造成安全感的缺失。美国总统觉得过大的领土象征着过多的义务，而苏联总理则认为领土越大越安全。斯大林永远不会满足于苏联现有的广袤土地，他要波罗的海，要波兰，要伊朗，要新疆，要蒙古，要满洲，要朝鲜……他已经开始在新疆秘密组织“民族复兴小组”，准备推翻背叛自己的督办盛世才；外蒙古则宣告独立，军事外交无不仰承克里姆林宫的鼻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政府是斯大林一直所不愿见到的。对蒋中正明拉暗打的两手原来就是自己区别于托洛茨基（Лев Д.Троцкий）和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Бухарин）而夺得高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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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为抵制莫斯科而向华盛顿频送秋波。对于新疆，重庆政府破天荒主动邀请美国建立领馆，无疑继承了晚清所谓“以夷制夷”的方略。而对东北，重庆则已经显露出对莫斯科继承沙俄政策、可能利用对日作战予以抢占的担忧，开始向美国预警。按照蒋主席的训令，国民政府甚至经由莫斯科渠道向华盛顿传递了信息。新任亦是末任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托即将离任的美国公使级参赞杜曼（Eugene H. Dooman）捎话说，西伯利亚苏军将可能以快于华南中国军队的速度挺进东北，而一旦占据，想送客就不会那么简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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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以政治顾问项贝克（Stanley K.Hornbeck）为首的远东派也预见到苏联对东亚的野心，并向国务卿赫尔及时报告。项贝克认为苏联政府对于异己政权具有“深刻猜忌的本能”，其在德国、波兰、南斯拉夫的表现业已证明下一步将在远东邻国建立类似于外蒙古的政权，即便不直接占领，也要攫取温水良港。报告明确指出：“假使苏联在战争末期日本投降以前对其宣战的话，它很可能会尽力进军满洲、南萨哈林和朝鲜，并在那里提出条件，要求某种领土及/或行政特权……当日本战败并产生政治真空时，苏俄自然会想进入华北，还可能包括朝鲜。”[27]不幸的是，赫尔年迈不视事，加之总统本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外交政策上忽略国务院系统以及在全球战略上忽视中国，报告最终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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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德黑兰会议标志着美国在苏英压力下降低国民政府地位的开始。由于成本高昂的“驼峰”运输不可能给重庆以持续有力的援助，美国逐渐放弃了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设想，这当然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历史表明，美国为绥靖苏联而不惜牺牲中国权益亦从此时开始，而非一年后在雅尔塔。戴维斯是上述开罗谈话的唯一受益者。作为美国驻外使馆的一个二等秘书，他平添了经由霍普金斯上达天听的渠道，直接促成了美国向陕北派出军事观察组一事，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此先按住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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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开罗以东7000多公里外，在中国陕北，黄土陇上，清凉山下，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之争此时已到了收官阶段，随处可见反对国民党和加强整风运动的标语。七年前中共实行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近两年来，“整风”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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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一个月前趁毛泽东批准苏联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机会，请求他们秘密向自己女儿的养父、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发出求救电。[28]就在蒋中正与罗斯福详谈的当日，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由延安返回述职的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国共关系正常化都没有了希望”。[29]12月底，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以私人身份通过苏联军情部致电毛泽东，除了通报对其子毛岸英的安排之外，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其针对王明、周恩来的斗争，以及“在党的干部中产生了不良的反苏情绪”，并警告说康生（本名张宗可）的“清洗”正在为重庆国民党的离间策略服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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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刻意将兄弟党领袖的子女留在苏联作人质。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蒋经国是伴随着斯大林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于1937年3月才获准回国。毛岸英回国则是两年后1945年12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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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获得解放。[31]但是当时包括他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共党员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中共的依靠力量，尽管莫斯科战时予以延安的援助较给重庆的为少。[32]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态度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当远方（莫斯科）势弱的时候，他会积极主动；而当远方强势时，他就会暂时顺从。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在晚年回忆这两年往事时特别强调，毛泽东怀着“紧张、沉重的心情”，“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经常发表社论，每天都有苏德战场情况的报道”。苏联欧洲战场的分量远远超越美国的亚太战场。胡进一步总结说：“毛主席在苏德战争期间，能够根据战局的变化，指导国内斗争，开展对英美的工作”。[33]在中共的天平上，苏联和美国的重量向来就不是对等的。莫斯科决定着中共的对美政策。这一点更在随后的十年间被多次证实。经过延安整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不是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疏远了，反而变得更加炽烈。当重庆还在思索中外如何如何的时候，延安已经开始考虑苏美怎样怎样。两党思想维度的不同决定了政策体现的差异，也影响了外交关系和国际形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体认：“每当国民党要求苏联政府给予一项重要援助时，不久就会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种新要求，如果国民党试图拖延答复，那么就会遇到苏联各种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马上对中共让步，那么苏联政府也会立刻给予满意的解决。”[34]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允许八路军在重庆、西安、桂林等地设立合法的办事机构，这些办事处渐渐变成中共对外情报交流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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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国民党本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对双生子。然而，在对国家政权的长期争斗中，却势同水火。虽然蒋中正以黄埔嫡系胡宗南部26万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施以持续封锁，但陕甘宁、太行、太岳、晋察冀、冀南、冀鲁豫、山东、苏中等中共边区都自成格局，发行各自的货币，法币禁止流通，而边币的发行数量更是绝对机密。[35]货币本身不是必需品却是奢侈品。[36]1941年陕甘宁边区干部人数激增（达到1938年的4.6倍），财政入不敷出，通货膨胀同样严重，[37]供应和税收以小米结算，农民年负担也随之膨胀至20万石小米（1938年的13倍），造成了当地农民不满，以致1942年6月出现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言论。[38]毛泽东予以重视，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精兵简政，推行军队屯田，鼓励移民垦荒。自此，陕甘宁干部军队年需约26万石小米，自己承担10万石，农民负担16万石。[39]所谓精兵简政，就是“机构合并，减少层次，干部下放降级使用，减少非战斗人员，处理老弱病残，清洗不稳分子”。[40]该政策在所有根据地都得到了贯彻。通过精兵简政，共产党在根据地内的执政地位有所巩固，全部军队数目已经号称47万。[41]但弹药奇缺，未来一两年能否获得国际援助将成为中共存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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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旨在重新阐释从中国内战到国际冷战的过程中，国共关系及美苏影响。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共和苏联较早进入了挑战方的角色。美国则对国民党始乱终弃，国民党亦对美国貌合神离。中国内战虽以中共占领大陆、国民党逃亡台湾而告一段落，然而尚未确立所谓国际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和中共次第参战，才使得两极格局真正被塑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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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美苏其时的对华政策有如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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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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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书着重强调中国“内战”。这是为了引起当代人再次关注近一百年前中国与朝鲜相似但不同的命运。所谓“内”者，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理论与全球化实践在当时乃至现今的矛盾冲突。所谓“战”者，则旨在说明国共党争的实质以及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暴力特征。就苏美而言，权力渗透国界，并非纯粹内战；就中国来说，始终都是热战，并无冷战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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