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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siao Li Lindsay，Bold Plum：With the Guerrillas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Morrisville，NC：Lulu Press，2007），p.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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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941年延安边币的购买力一年内贬值79%，物价指数涨477.3%，同时期西安法币贬值63.5%，物价指数涨273.3%，当时边币法币比值尚维持在1∶1，但到了1943年12月，边币兑法币跌为10∶1，个别地方甚至为18∶1。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第448-449、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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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渔等编《林伯渠传》，第354页；参见师哲《峰与谷》，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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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1945年1月10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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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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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1944年6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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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856、8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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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一 美国至关重要：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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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对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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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陕北的窑洞似乎抵御不了塞北的风寒，天快要下雪了。毛泽东在枣园里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警告。尽管共产国际解散了，但苏联依然强大，尤其是苏德战场的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第二天即通过苏联军情局驻延安代表孙平（Пeтр П.Владимиров）回电莫斯科，谦逊地辩解了自己的政策，甚至指出王明与米夫（Павел А.Миф）关系可疑。[1]但是之后数日，毛泽东仍在担心“前电可能不妥”，于是两次邀约孙平谈心以示友善，并在1月7日一大早突然在未带警卫和任何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下跑到孙平的住所，抽完两包烟之后，又写了几段话，请孙平“打”给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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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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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我1月2日电所陈之观点外，今日就此问题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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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并且深为感谢您和您给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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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彻底地学习它们，牢记在心，并付诸行动。在与国民党关系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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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在1944年这方面的形势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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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务必安心。您所有的想法和顾虑，我都深能体会，因为［这与］我本人的想法和我本人的顾虑，在根本上，是完全一样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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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对此深表满意，要求毛泽东按照第三国际时代的惯例，每十天汇报一次工作近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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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巧的是，蒋中正在华盛顿的压力下，也命第八战区嫡系胡宗南部外撤，除一线的碉堡部队外，已将二线两师兵力撤至外围的咸阳和宝鸡。[4]蒋命胡以政治攻势而“不用一兵一卒”对付共产党。[5]国民党驻延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邀请林祖涵（号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谈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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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去年以来的紧张局势骤然缓解，仿佛美苏之间的谅解真的可以促使国共妥协一样。2月4日，毛泽东通过秘密电台指示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并因此命令眼下至6月，从延安到各根据地，对待国民政府取守势，“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加派两党元老林伯渠赴重庆。几天后，毛泽东又频电山西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2月8日）与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滕代远、邓小平、杨立三（2月8、9日），要求“免起冲突”，甚至明令八路军方面让出地盘来避免接触，“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6]这是怎么回事呢？任弼时是这样解释的：“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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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延安电告在渝的董必武“与美英人员来往今后应有区别”。[8]1月21日深夜，毛泽东试探性地对孙平说：“对中国来说，美国的政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9]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延安展开了对美外交攻势。2月中，毛泽东再次电示董必武通过亲共的德裔记者斯坦因（Günther Stein）向美英记者表示，延安邀请他们前往考察。[10]他要利用记者打开局面，就如同26年后的“文革”期间，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一样。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3日按照要求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工作时提到他已了解到罗斯福在开罗告知蒋中正“维护国共联合及避免二者冲突的必要性”，而且“罗斯福已经表达了他任命自己的军事代表来［陕甘宁］特区调查人民革命军队情况的意愿”，而中共“亟盼美国给我们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所急需的”。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甚至请求季米特洛夫联络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Earl Browder）为此提供帮助。[11]但美共正趋分裂，自顾不暇。于是，中共主动与美国人接触，康生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孜孜不倦地将各种信息提供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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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迪威、戴维斯与中共的频繁交往要从1938年的汉口说起。那时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随之内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相当活跃，对美英在汉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Frank Dorn）、副领事戴维斯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爵士等。而另两位延安的铁杆宣传家海军陆战队卡尔逊（Evans Carlson）上尉（罗斯福家的熟客）以及刚刚出版《西行漫记》的斯诺则在一旁推波助澜。这个小圈子的参与者，还时常包括中共魅力人物周恩来、叶剑英、章汉夫和王炳南（及其德国夫人王安娜）中的一位或几位。[13]从那时起，史迪威就已经开始为共产党搜罗药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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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窦恩、戴维斯组合再次奉派赴华。史迪威升为中将，名义上是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但他主要还是指挥中国人。窦恩仍旧是他的副官。戴维斯是自己要求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由窦恩通过作战部从国务院借调，虽然名列驻渝使馆二等秘书，但八面玲珑的他并不把自己的老师、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放在眼里，专门负责替将军打通与华盛顿或者延安各方面的关系。而他的发小谢伟思也从昆明领事馆调来，任驻渝使馆的三秘，后因高思赏识擢升为二秘，不久，又被戴维斯挖走，变为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同样派给史迪威的外交官还有会日语的艾默生（John K.Emmerson）和另一位“中国通”拉登（Raymond P.Ludden）。如此在重庆，史迪威指挥部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私下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自觉主动”地与中共合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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