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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终于如愿以偿地在陕北插了一脚。观察组于1944年7、8月分两批抵达延安，并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一直待到1947年的3月，共约32个月。它又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暗示是被派往内战反对派的心脏。不过，这个小规模的“观察”组（18-20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初级组织，参加者包括中下级外交官、陆军军人和战略情报员，而大部分人员接到的指令较为模糊，重点是情报搜集，包括调查中共对日作战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美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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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充当了中共对美国政府的传话筒。第一任组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虽然是马歇尔和史迪威在1930年代平津时期的老部下，却更像是一个语言学者。他喜欢充满深情地说着北京话。从他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并没有主动去侦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是为了避免麻烦，处于被动地位。[118]虽然包瑞德发回了大量评估中共作战能力的报告，其中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数据主要是延安方面提供的。他们的出行几乎完全由中共安排，作为交通工具的骡马或卡车，也多由延安提供，并没有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访问。他们在各个边区设置观察组的要求，也被延安所否决。[119]在一两个月之后（9月23日）重庆以安全理由明令禁止他们离开延安去访问周边地区。共产党内部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外交工作指示”，包括接待的方针、内容、态度和规格等，明确“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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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给美国观察者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拥有比国民党军更强的战斗力，因而更有价值。他们向这群美国使者不无夸大地讲述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1937年9月25日伏击日华北第五师团所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包瑞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林彪率领的中共战士在这次战斗中歼灭了板垣师团约5000名作战部队的士兵并缴获了相当可观的战利品。他相信只要为这些共产党军队配以美式轻武器，足以牵制正规日军。[121]中共提供的战报与6月底提供给记者的数据完全相同，内容包括八路军现有战斗人员32万，武器是在74060次的对日作战中陆续缴获的，并造成日军伤亡351113人、战俘2407人以及劝降115人，这就消灭了侵华日军的半数，长期牵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2/5至3/5（甚至伪军还未被包括在内）。[122]在晋察冀，随着日军收缩、增兵太平洋，中共实际控制县城的数量从1943年的两个（太行山区的河北阜平和山西平顺）而增至40多个。[123]毛泽东稍后给华北各军区的指示明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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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寇忙于准备美在菲［律宾］岛登陆，隔断南洋，力求迅速打通安桂交通，华北敌军减弱，伪军动摇，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汪］伪军、［蒋］顽军及敌［日］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在太行［太］岳山区努力增加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无烟抛［射］药及炸药生产，隐蔽储存……对伪军上下层工作均须加紧。[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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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共的武器非常简陋，防御主要靠自制的手榴弹和地雷，正规军装备一般只有各式步枪和机枪，来源复杂，其中有苏联供给的，有自己制造的，也有从日占区购买的。黑市的单价为：步枪20（美元）、手枪30、掷弹筒50、轻机枪80、无线电200、火炮1000。[125]掷弹筒、迫击炮这样的武器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山炮。[126]子弹奇缺，战斗部队更是规定“士兵在没有把握击中敌人的情况下，不可乱开枪浪费子弹”。[127]指挥过“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坦承自己在华北至多只能调动1.2万人的部队作战，说得出来的理由就是缺乏给养。[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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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中共主要根据地1937年7月-1945年8月武器产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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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成功植入的印象是中共和苏联并非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联系”，毛泽东对美国人侃侃而谈，“以前和共产国际有关系，但再也没有了。共产党是对长期中国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29]作为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立即报告说中共领袖已经“（自发地）抛弃任何纯粹的共产主义的设想，并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委员长的领导”，但他也还留有困惑：“为什么共产党在坚持这些主张的同时，［却又］好像实行一种试图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政策？”[130]延安进一步给出了大胆的解释，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直译给美国朋友带来了误解，表示以后中共的名称要像国民党（Kuomintang）那样采用音译。[131]毛泽东笑着说，他曾经考虑为中共改名，但是，“一旦群众了解他们就不会害怕了”。[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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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有趣的是，此时在延安实现了美苏两个军事情报组织共处的局面。中共也希望跟两边都搞好关系，从而获得两家的支援。对于苏联方面，毛泽东不仅经常用电台向莫斯科直接汇报，而且每次与美国人员接触后，也都会把交谈要点告知孙平或者他的继任者阿洛夫（Андрей Я. Орлов）。[133]对于美国方面，年轻的中共领导与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关系火热。毛泽东50岁刚出头，周恩来只有46岁，刘少奇45岁，而包瑞德53岁，谢伟思才35岁。于是，谢伟思怀着同情，向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可能通过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和延安的电台。中共未获得苏联武器。”与此同时，谢伟思报告说，目前在延安的俄国人有三个：一个是外科医生阿洛夫，他是坐1942年11月最后一架苏联飞机来延安的；另外两个是塔斯社的记者，郭立（Николай Н. Риммар，昵称Коля）和孙平。在谢伟思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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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声明除了一个接收器之外没有［其他的］无线电设备。这已被访问过他们住所的人们和担任共产党无线电技术顾问、熟悉当地一切设施的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所证实。无论这些声明是否属实，苏联媒体似乎并没有报道未经重庆审查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三人看起来都没被当作重要人物对待。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说汉语——现在仍旧说得不好——缺乏任何“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征。他们看起来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被给予像日本共产党冈野［野坂参三］那样的“面子”。事实上，他们很少露面，除非在大型社交场合，那时他们也不过是群众的一员。[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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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英国人林赛中文名叫林迈可，由于受前文提到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左倾思想感染，同情中国抗战，同时也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他和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于1944年5月中旬才到达延安，之前一直待在晋察冀边区为聂荣臻部修理无线电设备并培训技术人员，林迈可当时正忙于制作自行改装的无线电发报机和架设针对美国广播的天线。[135]他们与谢伟思一样对延安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苏联驻延安军事情报组早在1940年创设，由基斯林科中将带队，大约有10位苏军混合兵种的情报人员，原旨在建立华北和东北各大城市、边区的情报网，在延安独自开办训练班，为苏联培训间谍。但由于毛泽东的消极抵制，这个情报网为日本特务机关所破，苏联军情人员陆续减少，最近一批于1943年10月刚刚乘坐苏联军机离开。此时至1945年10月期间，苏军驻延安情报组确由三人构成，孙平为负责人，同时兼任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另有将级外科军医阿洛夫和无线电报务员郭立。他们被康生安排驻在枣园的后面，受到中共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不许任何人进入或接近”，“极少有同外界接触或往来的机会”。[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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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其实也不止一个。毛泽东本人最常用的那个，代号“农村工作部”，服役期为1940-1944年，可以直接与季米特洛夫联络，负责人为任弼时、吴德峰、师哲等，有时刘义虎、李唐彬也参与电报翻译。苏军情报组有自己的电台，与红军情报局伊利乔夫（Иван Ильичев）中将联络，电报抄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942-1945年10月由孙平负责（其后至1949年8月由阿洛夫负责），毛泽东也经常利用这个电台与斯大林联络。孙平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善于交际，具备充分的交流能力（至少掌握了汉语官话和毛的湖南方言），连反感他的师哲都承认，孙平“有一定的中文水平”，甚至可以“直接与群众接触”。毛泽东在1944-1945年，“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137]孙平本人的报告多次提及他与中共各领导人包括家属私下交谈的情况可以佐证这一点。他比包瑞德要厉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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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过延安的外国人中，必须隆重介绍的还包括越南共产党（当时改称印支共）的创始人胡志明（曾名阮爱国）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本名野坂参三）。1917年，越南海员阮爱国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法共前身），7年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Михаил М. Бородин）的翻译首次被派到广州，结识了叶剑英、周恩来、陈赓等中共风云人物，成为此后越中两党之间一段恩怨情仇的开始。他先于野坂在延安枣园接受培训，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前后开始用胡志明这个名字。延安名副其实地成为亚洲革命中心。顺带提及，越南民族主义组织解放同盟会经由国民党内以张发奎为首粤系将领的支持，并经蒋中正首肯，借广西柳州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以近两年的时间培训了702名越南青年（其中36人为女性），获得全部武装，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越共的主要干部并担任军政各部门的主要工作。胡志明于1944年夏离开柳州的时候，亲口向张发奎保证：“越南在五十年内，是不能实施共产主义政策的。”[138]一年后国民党在越北受降的时候亦对胡志明和越盟进行了纵容和扶植。[139]而野坂参三也曾和中共一致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不能实施共产主义。”[140]后来越南和延安一样，都提早实行了自己的战略计划；日共则受到了联共（布）和中共的强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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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军观察组是怀着很强的战术目的来到延安的。8月7日，战略情报人员就开始和中共军官讨论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的细节问题；8月17日，开始简单的培训讲座，包括美军炸药和轻武器的使用等，而更为重要的是，听众也是毫无限制的。根据情报人员报告，大约有超过1000名的八路军士兵和指战员听讲，其热情和技巧给美国军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41]在二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人的动机都很单纯：“如果有人想杀日本佬（Japs），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支枪，而无论他的政治信仰。”[142]这和美国决策者重军事而轻政治的战时方略是整体一致的。邹谠在后来检讨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时说：“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国内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143]其实，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过于自信，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而是缺乏认真的考虑，这在未来的二十几个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仿佛中国的问题，有美国人参与就没有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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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让那些品秩较低的美国官员感受到了在国统区所未受到的特别尊重。[144]若干年后，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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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包瑞德都如此。共产党领导人普遍年轻，较国民党高层表现得更有亲和力。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高林斯最近写了一本书，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可以说，我们党使普通美军人员受到很大的感化。[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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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承担了美军观察组日常几乎一切开销用度。饮食也维持在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水平：早餐一般有土豆烧肉、鸡蛋、面包、烤馒头片、果酱、牛奶、米粥、雀巢咖啡等，午晚餐则包括鸡、鸭、猪、羊、时令蔬果、嫩玉米、米饭、面饼、茅台、虎骨酒、绍兴酒、凤翔酒、白干等，有时还有甲鱼、野鸡、火鸡，此外茶叶、香烟、核桃、爆米花甚至曲奇饼也无偿供应。[146]由于观察组成员每天还有六美元的津贴，当包瑞德表示要为这伙食付费时，周恩来严词拒绝：你就是把钱扔到河里我也不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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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始料未及的是观察组的到来对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观察组的往来，宋庆龄得以突破封锁，将大量食品、资金、农作物种子、药品和医疗设备借用美军道格拉斯运输机由重庆运给延安。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仅7月底的第一次飞行就由包瑞德带去了200多磅的医疗用品。[148]更为重要的是，八路军和美军观察组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1944年末，根据美方需要，八路军太行军区在山西黎城县长凝镇修筑了简易机场，大大缩短了延安至太行的行程，而且这在1945年夏秋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详下章）。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从观察组那里直接获得了来自华盛顿的珍贵情报，为其制定对蒋斗争政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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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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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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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关系在年初缓和之后，不久就又开始谈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两党一直是打打停停，停了再打，摩擦不断，皖南事变不过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国共关系很早就成了国际关系的晴雨表。毛泽东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一句“国共反映美苏”。两年前，1942年夏，当毛泽东做出类似判断的时候，他的依据是“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因此决定要在下半年“设法改善两党关系”。[149]由此推之，毛泽东在1944年初考虑到美英原本承诺于1942年开辟的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实现以及苏联有可能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而对日作战，因此决定“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协调国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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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戴笠就报告蒋中正：“延安拟先派林祖涵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束，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150]毛泽东这一次并没有派出中共长期在渝的谈判代表周恩来，而是派林伯渠和董必武这两位元老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这次谈判将无疾而终。一经反复，林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做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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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月进行的国共和谈只不过是两党习惯性争吵的继续。双方在正式谈判之前开出的条件甚至比以往还要苛刻，这也说明彼此原本就对达成协议不抱太大期望。[152]这样，谈判未有丝毫进展。毛泽东在5月中旬，趁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中失利，完全推翻了林彪在一年前以及林伯渠在一个月前带去的条件，增开了十多项要求，包括“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等。毛泽东的意图在于“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对外发表”。果然，林伯渠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张治中（字文白）、王世杰（字雪艇）的反驳，并拒绝向蒋提交。[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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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报告说，只要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根据开罗会议后得到的消息，毛泽东更有信心地宣称，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予以直接援助，“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Josip B. Tito］”。[154]一旦蒋中正对美国做反共宣传时，毛泽东就要给他“下大雨”。[155]中统情报称，毛泽东注意到华莱士访华的消息，认为不可丧失此时机。[156]此后，毛泽东果然指示将国共双方条件秘密提交华莱士和在中间人士及记者中传观。[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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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守军汤恩伯部惨败后，毛泽东在整个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开始酝酿新的对蒋政策。5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其实与9月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介乎“统一战线”与“联邦”之间的概念。任弼时在6月5日提出的可能方式是“与地方实力派、民主政团同盟结成民主同盟，而以共产党为领袖”，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58]这里面没有蒋中正什么事。甚至到7月31日，中共就建立“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向驻昆明美国领事试探态度时，想象中的政府也只增加了“国民党的进步力量”。[159]这与1940-1943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是一致的，该过渡性政府里并不包含蒋中正“大资产阶级”的代表。[160]考虑到延安刚刚经历过主要针对王明“投降主义”的整风运动，中共领导人中也只有毛泽东敢再度提出与蒋“联合”的说法。无论中共表示对美国式民主如何推崇，深受社会进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他们，认定“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不过是“旧民主”罢了，只是争取中间党派和国统区民众的工具。[161]他们积极建立中共政权。用刘少奇的话说：“［日本］敌人正在进攻正面，我们可以利用时间”。[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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